[15]例如，赫鲁晓夫在1940年10月28-30日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的表现。当然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可以自由发表他们的意见，但赫鲁晓夫却左右了这些自由讨论与发言。
[16]据报道，家禽13%的增长中包括牛的数量增长125%，猪的头数增长达到176%，绵羊与山羊的头数增长达到了156%。
[17]引自赫鲁晓夫在乌克兰第十四届党代会上的发言。
[18]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忆了为同一首歌曲的作曲家辩护的情况，这位作曲家1938年被捕入狱，后来赫鲁晓夫威胁将向斯大林控诉这种屠杀正义人士的行径，他才得以释放。赫鲁晓夫将雷日斯基和他的家人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当内务人民委员部1939年想“搞掉”这位诗人时，赫鲁晓夫亲自批评这种行为，挽救了他。他敦促雷日斯基创作一首题为“我是苏联土地的孩子”的诗歌。这位诗人与赫鲁晓夫这位乌克兰的第一书记成了朋友。他们一起参观了19世纪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谢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的墓地，作为学习成绩好的奖赏，赫鲁晓夫还带雷日斯基十岁的儿子去参观航空展。这一段叙述是根据对基辅雷日斯基出版社/博物馆的档案人员的采访。雷日斯基因为他写给赫鲁晓夫的一首诗“我是苏联土地的孩子”而名声大噪。
[19]当1935年2月在乌克兰深孚众望的米哈伊尔·卡利宁（Mikhail Kalinin）为多夫仁科佩戴上列宁勋章时，斯大林说，“现在他必须创作一部关于乌克兰的恰帕耶夫（Chapaev）的电影”，这是一部关于乌克兰内战时期英雄的电影，瓦西里耶夫兄弟曾创作过一部关于俄罗斯内战时期的指挥官恰帕耶夫的电影。
[20]在他担任乌克兰党委书记的头几年里，赫鲁晓夫尝试“发明”农业用具：“梳子”，这是赫鲁晓夫的叫法，就是一种将被雨水浇得倒伏的作物主茎扶直，这样便于联合收割机的收割；灭象鼻虫设备以及一种甜菜收割机，乌克兰的媒体后来报道说，这种甜菜收割机并不成功，因为“其体积庞大，带有一个独立的发动机以及许多不必要的部件”，赫鲁晓夫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改进，新的收割机全部由木头制成，集体农庄的农户可以自己制造。赫鲁晓夫这位从前的钳工在作出咨询真正的工程师和亲自画图纸的努力下也没有成为一名工程师。
[21]作者1991年6月在基辅对瓦西里·科斯坦科的采访。科罗特钦科在基辅时，他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母是乌克兰人名中典型的“o”，但当他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服务时就在他名字的最后加上一个字母“v”，这样听起来更像俄罗斯人名。
[22]纳粹德国与苏联的条约为斯大林赢得了准备战争的时间，这是人们通常的看法，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没有能有效地利用这段时间。
[23]对于那次打猎，赫鲁晓夫和其他的猎手都没有留下什么详细的材料。如果说有像赫鲁晓夫这位后来的苏联领导人所说的这种打猎，那么他的吹嘘进一步说明了他喜欢自我欺骗的倾向。在哥穆尔卡领导下的波兰，几乎是跟在苏联后面亦步亦趋，用猎场看守人的话来说，打猎是如此准备的：“我们必须确保动物习惯于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到固定的地点去觅食。而且在这种饲养方式下，动物变得十分温驯。经过数年每天如此的喂养后，只要一听到吉普车的轰鸣，闻到汽车尾气的味道，这些动物就会流出口水。当我们到达围猎场时，周围已经满是充满期待的动物。实际上，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就是不要不小心踩到动物身上。”在一次有哥穆尔卡的翻译艾尔文·韦特参加的捕猎“野鸭”的围猎中，一位来访的东德权贵被带到养鸭的岛上。当船靠近小岛时，“天空中黑压压的一片满是飞舞的鸭子。他要做的就是举起枪，射杀那些倒霉的鸭子，然后倾听它们落入水中的声音”。然后这位自豪的猎手“拿出本不属于他的香烟，分发给所有的人，用公寓免费供应的白酒让他们喝得酩酊大醉”。
[24]黄蓝相间的乌克兰旗帜成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象征，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同时也拿着红色的苏联旗帜。
[25]在80年代后期克格勃为一次政治局委员会准备的有关30年代至50年代初期执行镇压的情况的报告中，他们减少了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被流放的人数，他们提供的数据分别为：1940年为121996人与73521人，1941年为41645人与31754人。
[26]必须承认的是，即使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他们对东西乌克兰联合成一个国家（虽然不是以斯大林的那种方式）也表示欢迎，乌克兰于1991年正式独立。
[27]他关于这一事件的描述应该是特别可信的，因为这是他本人亲耳听到和参与的谈话。
[28]毕苏斯基（1867-1935），波兰法西斯独裁者。1926年举行军事政变，建立法西斯政权，曾任国防部长、总理。
[29]这栋别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毁，后来进行了重建，1991年成为乌克兰外交部的新闻忠心。作者曾于1991年6月造访过这栋别墅。
[30]作者1991年曾与谢尔盖·赫鲁晓夫和他的妻子驱车前往山间别墅，前往别墅的道路经过精心铺设，显示出这是通往某个重要人物休养地的道路。但是一扇灰色的大铁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同样也挡住了我们的视线），甚至就连前苏联领导人的儿子在场也不能让克格勃的警卫人员同意我们进去看一看。拉达·阿朱别依记得这些领导人的妻子成了好朋友，三家的孩子们常一起在晚上打排球。
[31]在赫鲁晓夫时代，西方的来访者从来不可能通过大楼门口警卫的看守。甚至在1991年时，作者也被值班的警卫挡在了外面，只是由于在原房主的孙子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陪同下，才得以进去。一进大楼，我们就爬上了五层，赫鲁晓夫家的房子就在五层的一角。这个有九个房间的公寓是不对参观者开放的，不过后来谢尔盖·赫鲁晓夫设法画了一张房间的结构图。
[32]当苏联军队入侵西乌克兰时，世界对希特勒与斯大林事先如何瓜分波兰的情况并不知晓。但是赫鲁晓夫从前线给他的妻子打电话，告诉她说她的出生地瓦西里耶夫村庄将被德国人占领，当时她的父母仍居住在那里。赫鲁晓夫的助手米哈伊尔·O.布尔米斯坦科安排尼娜·彼得罗夫娜和其他两位党的女性工作人员去了一趟利沃夫。他命令三人都穿上军装，携带左轮手枪，这样沿途的军事巡逻就不大可能阻拦她们了。她丈夫对她的装束大吃一惊（他说：“数十年来当地人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是压迫者，现在你的这种装束与手枪正好证明了这种谣言。”），但是经过换装后，她还是上了路。新成立的当地政府与驻扎在村庄里的苏联军队的低层军官都不知道这里不久将成为德国的领土。但是，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铁木辛哥同志已经批准我可以告诉他们来找我父母的原因。”
在苏联坦克的保护下，尼娜·彼得罗夫娜在她父母的小屋里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将她的父母和她的兄弟一家用卡车带到了利沃夫附近的一个富裕地主的家里，当时赫鲁晓夫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尼娜·彼得罗夫娜回忆说，当第一次打开水龙头时，她父亲对她母亲大声喊道：“快来看——水从这个管子里流出来了！”
[33]赫鲁晓夫家中其他感染肺结核的人包括尼娜·彼得罗夫娜的父母和兄弟，他们都死于肺结核。
[34]作者第一次见到列昂尼德的遗孀是在1991年的基辅，后来又多次与她在基辅和莫斯科见过面。她是那么的开朗、高兴，让人很难相信她的悲剧故事。她对自己总是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也感到很奇怪，因为她说她的童年也并不快乐。本书中有关1938-1941年间赫鲁晓夫家庭生活的叙述大部分是源于作者对她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