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愤怒！
午后二时左右，H大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随着飞机的轰鸣声越来越逼近，三架轰炸机从长沙市北面飞过来，并不断地在学校图书馆上空盘旋。飞机在转了几圈后，突然扔下了很多燃烧弹，接着就看到图书馆冒起了阵阵浓烟和刺眼的火光。
飞机经过几轮轰炸后并没有立刻返回，而是在学校的附近盘旋，疯狂地用机枪扫射在地上躲避的学生和市民。等到已经看不见飞机的踪影，只见整个图书馆都已经倒塌，冲天的火光还在肆虐，散发出阵阵热浪。
在现场，惟一站立着的只有图书馆入厅前的四根立柱，附近躺着尸体，有的人被炸碎了，肠子挂在电线杆上。大火整整烧了五个多小时才渐渐熄灭。
侵略者对H大的这次轰炸，共投燃烧弹五十余枚，炸弹四十余枚，师生及平民死伤百余人。当时中南地区最大的H大图书馆霎时变成一片废墟，五万四千多册古籍善本和最新外文图书惨遭火劫，而这一天，离南迁的故宫国宝从H大图书馆地下室撤离才过数日。同时被炸的，还有科学馆、岳麓书院、第二院、第一、二、四、五学生宿舍及工厂等处。
当天，H大在《被敌机炸毁后正告中外文化界宣言》中这样描述了这场文化之殇：“本大学继承岳麓书院，有千年历史，……寸瓦片石几皆于文化史有重大之价值。……今强敌以二十分钟内之暴行，一举而焚烧炸毁之，……利用文化风景区域之无防空设备，尽量低飞择准目标而炸毁，一度轰炸之不足，复再度投以烧夷弹；少数弹偶中之不足，复继以密集投弹，一图书馆、一科学馆之本身与附近，共投百余弹。处心积虑之集恨于文化，明眼者自能辨之。”
看到这些资料，艾艾愤愤地说道：“日本强盗不仅要焚毁我们的建筑物及珍藏的典籍，实在要想消灭我国及世界的文化！”艾艾心里想着的，是图书馆地下室的八十箱文物精品，幸好它们已被提前安全转移。
老天保佑了，文物有灵，让这些历代文物的精品或者说中华文物的瑰宝能够完整无缺的，这样的迫迁但是几乎都没有损坏，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一件事。参与接应文物的师生们都纷纷感慨：“文物是有灵的，炸弹炸不到它。”八十箱故宫国宝在长沙能够躲过两次战争浩劫，这让H大师生们都深感欣慰。
“十分惊心，又十分愤怒！”得知敌机轰炸国立H大的消息后，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香港《立报》发表了散文《记两大学》，文中写道：“岳麓山是长沙近郊一名胜，山上除了两大学外，惟有农舍，惟有坟园和庙宇，所以敌机的轰炸无非是蓄意摧残我们的文化机关罢了。中国的民众将永远不忘记这新添的血债！”
中华文明从五千年来，一直是这个方块字，这是个巨大的凝聚力，这种爱国热情群众动员起来了，迸发出来了这个热情，表现出来的就是对自己的文明，这些书籍的保护，甚至献出生命。
由于战争的发展，H大在一九三八年春季早就着手要迁校的准备，图书、仪表能装箱打包的，都先行装箱打包。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日机轰炸了H大，图书馆付之一炬，只留下一个驱壳。因事先将最珍贵的善本书装箱移放至爱晚亭附近的山坳里，所以珍贵图书损失不是很严重。
H大也要考虑搬迁了。北方及沿海一带的大学，大都迁往川、黔、滇、陕等省，H大是否也往这些地方迁？皮校长与其他校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不需迁那么远，湖南西部地势险峻，日军也许到不了那里。
于是决定迁往湖南西部最远、与贵州省相邻的一个专区——芷江。这里有一所新办的私立弘毅中学，校长姓刘，系北京大学毕业生，是皮校长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也是H大当时文学院院长的北大同学。于是这位刘校长协商好，H大迁芷江，并依托在弘毅中学内。
可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决定在芷江修建一个大型飞机场，作为空军基地，并已开始动工，芷江成了军事重地。日机也开始不断轰炸芷江。H大不得不考虑另外选择地方。
H大图书、仪器等早已陆续从水路运往沅陵，所以另选迁校地址。首先考虑还是要在湘西。辰溪在芷江与沅陵之间，属沅陵专区，是一个很小的县，连一所中学都没有。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经过考察，选址在辰溪县城对河的陇头脑。
陇头脑是一个小山包，什么房子也没有，迁校负责人采取了他们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木板房子的模式，利用辰溪木材多，石块多的优势，就地取材，以石块作房屋基脚，所有办公室、教室、学生宿舍等，都采取鱼鳞板的形式，房子很快就在这个小山包上盖好。这个小山包下，就是沅水，水清见底，饮水也没有问题，夏天学生在河里游泳，作为战时大学的校址是很理想的。
H大迁往辰溪后，按教育部规定，设立训导长，由皮校长在北大时的学生、时任H大文学院长担任。
一天晚上，训导长在宿舍管理员陪同下，耀武扬威的来检查学生宿舍，当查到化学系毕业班部份同学的住处时，学生们看不起训导长，对他很不礼貌。训导长非常生气，在第二天的校务会议上，提出来要对这几个学生进行审查，皮校长没有同意，说：“这些年青人是小孩子脾气，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当天把化学系毕业班学生叫到家里，从爱护出发，批评他们不要任性，今后说话要注意。
有一次，辰溪警备司令着便装来家里，要皮校长注意某些学生，并暗示必要时要进行逮捕。他严正拒绝：“我的学生，由我负责，你们不能抓。”一面通知两个学生迅速离校，并给他们开转学证，一个转到昆明西南联大，一个转到贵州浙江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