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意识地提醒目击者应该在自己不确定的时候对结果保持沉默，就会有如此大的改变呢？
早期的认知心理学临床研究就发现，在目击证人指认疑犯的时候，两种情况是有差别的：作出正确指认时，目击者明显感到自己更有信心，且把握十足；但是在作出错误指认时，目击者的信心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高。他们在彼时彼刻的想法往往是“好像是他，但不是他的可能性应该要更小，所以我就应该选择‘是他’”。倘若他真的作出指认，那无辜者就要被冤枉了。
这个时候，假如警方强调性地提醒他：“不太敢确定的时候，就说不知道”，那么错误指认的概率也会小很多。正如图61中第四个柱状图对比的那样，允许目击者承认自己“不知道”，嫌疑人被冤枉的可能性就可以减少一半。
图６１测试者们所作出的４种判断类型
惩罚有价，请慎用。
ByHcp4715
经验说：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实验说：惩罚引起的报复可能导致两败俱伤。
囚徒困境中，双方合作就是双赢，不合作就是双输，而一方不合作则是损人利己。不如给他点儿颜色看看，让他再敢陷害兄弟！慢！小心兄弟反目，两败俱伤。与其事后惩罚，不如下回事先商量好怎么合作。总之，惩罚手段要慎用。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是一些人的处世之道。电影《赵氏孤儿》的核心也正是“报复”二字，最终落得个两败俱伤。
惩罚引起的报复可能造成恶性循环，然而惩罚似乎又是我们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机制，许多法学家认为，正是因为惩罚所以才减少了大量潜在的犯罪。那么，在实验情景中，惩罚究竟是如何影响人们之间的合作与收益的呢？
著名的“囚徒困境”是经济学家们用于研究人们合作行为的经典实验范式。心理学家德雷贝（Dreber）等人在研究中采用了两种形式的囚徒困境来研究惩罚。
一种很常见：两人一组玩金钱游戏，决定是否相互合作。合作，则自己损失10元，对方得到20元；不合作，则自己损失10元，对方得到10元。因此，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每人每次都可以拿10元，都不合作，则都一无所得；但若你合作而对方不合作，则对方可以拿30元而你要损失20元。
在这样的规则下，游戏的最佳策略就是“以牙还牙”——复制对方上一次的行为。对手这一次选合作，那我下次也合作；若他这次不合作，那我下次也不再合作。这种策略能够有效地避免自己成为游戏中的输家。
不过，如果大家都采用这种报复策略，最后每个人手上的钱都是负数。这可不行！于是科学家将囚徒困境普通版升级成为惩罚版，增加了惩罚选项：你不但可以选择是否合作，还可以选择给对方惩罚。合作与不合作的损失和收益与普通版相同，但如果你选择了新增的惩罚选项，那么在你损失10元的同时，可以惩罚对方损失40元（这个1∶4可是经过科学检验后选出来的最有效比例）。这样一来，你对于不合作的伙伴就有两种报复方式，第一，仅仅不合作，都无利可图；第二，实施惩罚，不仅让对方没钱拿，还要让他受损失。
研究者们找了一批人玩这两种游戏，发现在惩罚版游戏中，参与者们选择惩罚的比例只有7％，并不高；但是一旦某一方率先使用惩罚，则另一方也必然使用报复性的惩罚。不过一个可喜结果是，在惩罚版中，人们比在普通版中更愿意合作，合作比例从前者的21％上升到52％。
难道“大棒”真的促和谐？且慢！这只是表面现象罢了。在由惩罚带来的和谐之下，双方是否实现共同富裕了呢？完全没有！无论惩罚版还是普通版，玩家最终的总体收益并没有差别！也就是说，惩罚虽然提高了整体的合作意愿，却并未提高整体的收益水平。
为什么和谐没有转化为收益？原来，报复性惩罚会导致被惩罚者所遭受的损失，比普通版中不合作者的损失更为惨重。抵消了合作带来的收益，因此总体收益水平并没有提高。
如果惩罚可以带来合作，却不能带来共同富裕，那么惩罚对于社会的意义在哪里？事实上，只有制定规矩对吃白食的人进行惩罚，才能让公共资源不枯竭，保证最终让每个人都能获益。所以，惩罚不是目的，惩罚是为了鼓励人们多多合作。
在这个游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是否实施惩罚会带来两极分化的效果：惩罚者输得更惨，不惩罚者赢得更高。为何中国人比日本人对核泄漏事件更敏感？
ByPsychway
经验说：核泄漏灾难中心的日本人最担心自己的安全。
实验说：远离核泄漏的中国人更担心自己的安全。
日本核泄漏，谁最担心自己的安全？从新闻上看，日本秩序井然，而中国，甚至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德国则人心惶惶，谣言满天飞。难道是素质问题？心理学家发现，可能是由于认知失调导致的“心理台风眼”。也就是说，当事人反而没有旁观者焦虑。
日本地震引发的核电站泄漏事件已经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普遍恐慌，特别是在中国的网络上，到处充斥着有关核泄漏的谣言。由于一些消息实在太过离谱，但又传播极广，新浪微博都不得不出来发通知告诉大家不要轻信谣言。
北京距离福岛大约有2100千米，如果不熟悉地理的人看了微博上的各种谣言之后，会感觉核泄漏就好像发生在自己身边一样，传播谣言的人越多说明人们越是担心。反观身处灾难中心的日本居民，貌似没有如此大的恐慌，多数媒体报道的都是日本人仍然非常有秩序地在排队等车或领取生活必需品。
为什么身处灾难深处的日本人民如此淡定，而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人却如此担心呢？即使核泄漏真的如切尔诺贝利事件那样严重，最先遭殃的也应该是韩国、朝鲜啊，为什么中国人那么紧张呢？
有媒体借此事件选择性地通过新闻报道批评中国人怕死、没有秩序，称赞日本人的文明表现。不可否认，日本人确实表现出了应对灾难的强大力量，他们对秩序规则的尊崇值得我们学习。不过，果壳网心事鉴定员认为，中日两国人的不同反应背后也许隐藏着一个更深的心理原因，而远非素质差异这么简单。
“心理台风眼”中的平静
2008年５月１２日汶川地震发生后一个月，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李纾及其研究团队对灾区（四川、甘肃）和非灾区（北京、福建、湖南）的2262名居民进行了一项调查，让他们估计地震灾区对医生的需求量、对心理学工作者的需求量、灾区发生大规模传染病的可能性，以及需要采取的避震措施的次数等。结果发现，非灾区居民的估计值要显著高于灾区居民；而对灾区居民来说，重灾区居民的估计反而比轻度受灾的居民更乐观一些。
更有意思的是，若假设有一种药物能治疗心理创伤，没有过敏、呕吐等副作用，受灾群众应该服用多少才合适呢？轻度受灾的居民开出了最大剂量，其次是中度受灾的居民，认为所需剂量最少的反而是重度受灾的居民。
由此看来，越接近高风险（地震受灾区）的人们，心里越平静；越远离高风险的人们，心里反而越担忧。这种看似矛盾的反应跟一种自然灾害的现象——台风眼很相似。在气象学中，距离台风中心直径大约10千米的圆面积，其风力相对微弱，通常被称为“台风眼”。也就是说台风的中心地带反而比边缘地带更安全。李纾等人就借用这个气象学名词，形象地将其研究发现冠名为“心理台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typhooneye”effect）。
为何出现“心理台风眼”？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对称的反应呢？李纾等人采用心理学的经典理论认知失调（cognitivedissonance）来解释。所谓认知失调，就是当你做了一件事以后，就开始为自己的行为找各种理由，让自己安心。比如在平时生活中，如果我们干了活，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就会告诉自己“我不是为了钱才干的，而是出于热爱”。
身处灾难中心的人因为短期内没有办法离开，甚至还将在那里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就造成了他们心理上的一种失调——如果整天担心灾难还会发生，那就没有理由在这个地方继续待下去了，所以为了证明自己留下来继续生活是合理的，他们就必须自己主动减少心中对灾难的担心，变得乐观一些。而远离灾区的人没有受到灾难的袭击，不存在这种认知失调，于是他们担心的是自己未来的安危。
除此之外，处于灾难中心的人们对灾难有更客观和真实的直接认识；而外围的人们则通过媒体上经过筛选的镜头了解现场，并用想象力为之添油加醋。这使得当事人可以做到平静面对，反而是仅受轻微影响的人却高度警惕，反应过激。
“心理台风眼”内外差异大
了解了“心理台风眼”理论，再来看看中日两国人在核泄漏事件发生后的反应，也就不难理解了。日本人今后还是要在本地生活，总不能都移民中国吧！所以他们必须给自己一个留守日本的理由，那就是“我在日本还是安全的”。相反，中国人不存在这种失调，他们对可能存在的危险自然非常敏感，而且网络和媒体也放大了这种担心，所以才会出现谣言满天飞的现象了。
而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德国，为日本的核泄漏乱成一团，其实正是由于他们还没有遭受核辐射，却因为建有多个核电站而感到自己正在遭受核辐射的威胁。
当然，这种解释是否是唯一的解释，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的支持。日本的这次事件是一场灾难，但相信人类会像以往一样，从每一场灾难中领悟更多。不信科学，只是不想否定自己。
By艺同学
经验说：只要摆上科学研究结果，就能打败星座理论和谣言。
实验说：当科学研究结果与原来的信念不一致时，人为了保护自己，就会去质疑科学的研究方法。
星座理论、谣言、科学研究同时摆在面前时，为何有人毅然放弃科学？对模棱两可、蛊惑人心的扯淡深信不疑，却能从严谨的研究中挑出骨头？这是因为，科学研究否定了他们原有的观念。
星座血型塔罗牌为什么总是有人相信？
谣言、偏方、伪科学为什么总被人们坚信不疑地大肆传播？操作严密、逻辑严谨的科学研究却从来没有此待遇。即使苦口婆心地把一个干涩的研究讲得生动有趣，绞尽脑汁说透背后的玄机和道理，却常常得到一句：这个问题，是科学研究解决不了的！
在事实面前人们为何选择固执己见？
陶森大学心理学教授芒罗（GeoffreyD.Munro）做了个实验，先让所有人读一篇科普文，文中详细介绍了一个伪造的科学研究（当然，参与者以为这是真的），结论是同性恋和心理疾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然后请这些参与者再参加一个看似毫不相关的调查：“关于是否要保留死刑，你认为还需要采纳哪些信息？”在调查的备选答案里隐藏着一个玄机：选项中的其中一个信息就是“科学研究”。大家会不会采纳“科学研究”提供的信息呢？
这就得看科学研究给自己留下的印象怎么样了。本来，每个人对同性恋已经有一个或正面或负面的观念，由于观念不同，关于同性恋的阅读理解就会创造出不同的心理环境：研究结果与自己原有的观念一致，或者相反。在这个心理背景下，再进行调查，委婉地问一问，还会用得着科学方法吗？
结果，芒罗从阅读环节中发现，在研究结果与自身观念一致的人群中，选择“科学研究”的人占54.3％，而在不一致的人群中，选“科学研究”的人只有24.4％。也就是说，这个研究结果若是和我想的一样，那科学就是好的，我以后还用；若是跟我想的不一样，那科学你就一边儿玩去，别再来“忽悠”我。敢问各路大侠，这霸气十足的样子，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其实，这种霸气的本意并不是质疑科学研究方法，它只是一种很自然的自我保护反应。当一个人发现新的信息与原有的价值观不符时，往往会倾向于先否定新信息，以维护自己原有的正确、良好的形象。就好像是一个陌生人举着“你是傻瓜”的牌子闯进门来，谁会请他进门并奉上好茶？还不都是赶紧先逐出门去，再暗骂一句“神经病”。如果一个人的立场已经被他宣扬得世人皆知，或者是某位高人专家所授，当新信息的威胁警报响起时，他更会死不承认，拒不悔改。本来嘛，在那么多人面前承认错误，压力可不是一般的大。
芒罗也发现，实验过后，不管科学研究的结果与自己的观点一致还是不一致，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对自己原有的观点更加坚定了。一致的当然是找到了支持，不一致的，则是为了保护自己，变得更倔了。
所以说，如果要对身边的星座达人们宣传解密星座的实验，或者用粉碎“经期不能洗头”的理论解救广大姐妹们，可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反击没准就在前面等着你。contributorsContributors
0.618/果壳网心事鉴定组科技编辑，科学松鼠会成员，武汉大学心理学本科Waystudy/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本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硕士塔塔/北京大学心理学本科艺茗/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本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硕士生琦迹517/武汉大学心理学本科生Dindin/清华大学心理学硕士生，清华大学李家杰心理热线接线员赵紫菱/武汉大学化学本科，心理学爱好者Keledoll/中山大学心理学本科阿饭/中山大学心理学本科，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认知神经研究所博士生没围脖的兔子/武汉大学心理学本科豆豆助/武汉大学心理学本科懒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硕士Synge/中山大学心理学博士Nico/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管理本科，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儿童发展博士生Cobblest/科学松鼠会成员，北京大学心理学本科，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生Hcp4715/湖北大学心理学硕士，“我爱脑科学”网版主LessDilettante/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本科，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研究所硕士生Amygdala/浙江大学心理学本科、直博生沉默的马大爷/北京大学心理学本科、硕士，清华大学博士生科学家种太阳/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硕士ZPLZPL/武汉大学心理学本科，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硕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