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冬天，一个珍贵的生命在港丘彻底消失了。我父母家中那棵枝叶遍布整个后院的几十岁的巨大枫树在一场暴风雪中倒下了。爸爸给我们打来电话通知了这件事，就如同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在我刚刚蹒跚学步的时候，那棵树就自己在后院生了根，这些年来早已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小时候经常在树下野餐，或者爬到结实的枝杈上面玩耍。
“一个时代结束了。”爸爸说道，并叫来了树木清理人员把大树挪走，包括树桩、树根，所有的都挪走了。
春天来了，爸爸透过起居室的窗户向外望去，望向那片他曾经看到失去而如今看到希望的地方。“我说，”他在我们每周的例行谈话中提到，“我在想既然那棵枫树已经不在了，太阳又可以洒满院子了，或许在那块儿地方可以种个小花园。你母亲可以坐在这儿欣赏。”
尽管它十分高大壮观，实际上枫树本来就是植物群中的侵略者，贪婪地汲取水和营养，把赋予土地生命的阳光都挡住了，营造出一片荒凉的地带，只长了一片坚韧的草丛和野生薄荷。随着大枫树的死亡，那片地方又有能力供养新一代植物了。“我想你或许能够给我出出主意。”爸爸这样说。
1999年，珍妮和我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宾夕法尼亚州，我也因此有了做园艺专栏编辑的机会。我在《有机园艺》杂志做了三年的编辑后，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更倾心于做日报，于是又到了《费城调查者》。爸爸依靠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个技艺娴熟的园艺师，但他大多只会种些金盏花、牵牛花和其他来自园艺中心的好养活的年生花，他希望我能给他点建议，好种点特别的品种。
能帮到他，让我激动不已。因为爸爸向来都是特别自信的，即便是到了八十七岁的高龄，他也从未让我有机会帮他。在接下来的几周，我们俩终于详细讨论出了不同植物的优劣，如何把多年生植物和一年生植物混种以便四季常青，也选出了几种不同高度的植物以给花园布置出三维的效果。我十分享受这个过程，一方面是因为我热爱园艺，而更大的原因，我意识到，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能够联络父子间感情的计划，就像我小时候的科学展览和家居装饰计划。
冰雪融化后的一个傍晚，我拿着一把铁锹和一个大篮子进了我家的花园。在一处园圃上，我弯下腰四下探寻着，终于让我发现一株休眠的玉簪的幼苗从地膜里探出头来。我用铁锹挖出那块儿盘子大小的根，然后掰成四根差不多大的枝杈。我把其中一根枝杈重新放回坑里，用报纸包了其他三根放到篮子里。紧接着，我又走到紫松果菊那儿，重复了这道程序。然后我相继从野生黄菊花、香蜂草、夹竹桃、雏菊、芳香的茴香藿香和强壮多产的日百合上各取下了一些枝杈。篮子里很快就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多年生植物，足够爸爸种在他的花园里了。园丁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给予。由于花园里的植物始终都很富足，因此给予是一种简单容易的慷慨行为，这不禁让我想起上学时学过的面包和鱼的奇迹：你分享的越多，就有越多的东西可分享。能从我的花园收集起给爸爸的关爱包裹，让我感到了极大的愉悦。我在做这些的时候脸上始终带着微笑。
几天后，当我的关爱包裹出现在了父母家的门廊上，爸爸迫不及待地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的天！”他说道，“这些都是什么啊？就好像是三月里过圣诞节一样啊！”我好久都没听到他这么高兴了。我其实并没有送他什么苗圃买不到的物种，但是他的反应就像我给他的是从遥远的地区弄来的异国珍稀物种。“真是太棒了！”
“这些够你种个新花园了，”我说，“你可以随后再穿插着种点儿年生植物。”
父亲是这么做的，在以前种枫树的地方开辟出一圈地方，给那块儿土壤施了肥和叶护根，然后把休眠的植物枝杈填进去。父亲的努力是对未来的一种信任投票。新的生命将会在原先毫无生气的棕色树根处冒出来。爸爸最终会实现他的甜美的、无私的愿望，那就是自己深爱的女人能够坐在门廊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微风轻拂下胡思乱想，沉浸在花园的舒缓心灵的美景中。花园将会成长、开花、就像一个对大自然的盛衰交替、生死存亡和不动声色的恢复力的谦虚证明。
四十年来，那棵老树让我们的小院增色不少，现在它不在了，新的一代生命即将扎根在它曾经生长的地方，而如果巨塔般的枫树还在，这些生命是不可能存在的。季节变换，老树相继倒下，新枝破土而出。新的生命总是在死亡与腐朽中冒出嫩芽。生活的车轮还在向前，不可逆转也不能改变。
格罗根家的四个孩子也像花园里的植物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扎根了。玛丽乔成为了一名安阿伯市郊区的社会工作者，每天都忙着帮助那些不幸的家庭拼凑支离破碎的生活。蒂姆在纽约市一份商业杂志做经济评论员。迈克尔获得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后，做了一段时间的财务分析师。后来出现了一系列无法定义的易疲劳症状，最终被医生确诊患了慢性疲劳综合症。他只好辞掉在南加利福尼亚的工作回到家和爸妈住在一起，开始了长时间的休养。
我是四个孩子中唯一一个结婚的。玛丽乔跟我一样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跟她长久以来的伙伴和灵魂伴侣，一位名叫肯特的心理学家同居了，放弃举行婚礼，而是选择在他们家屋后的树林里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誓约仪式。蒂姆也和一个女人同居了几年，后来分手了。他和迈克尔至今仍然单身。我们兄妹四人常常取笑爸妈投入巨大的热情祈求主赐给他们优秀的天主教女孩，好让我们都安定下来。跟蒂姆和我不同的是，迈克尔和玛丽乔始终保持着天主教的习惯，尽管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一些和教会有关的事情的时候。
就我而言，横在我和父母之间的宗教鸿沟带给我的是一种带有矛盾的感情：陶醉其中的自由感觉夹杂着阴郁的、痛心的忧伤——这种感觉时而可感可触，时而又不可触及，然而却是每天的的确确存在的——我明白自己给父母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我怀疑，玛丽乔、蒂姆和迈克尔也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进行过类似的抗争，但是我们谁都不常谈起。父母的期望是很难达到的，但我们几个都清楚我们走他们的天主教路线对他们两个来说是多么重要。
我四十岁之后，看着我的孩子们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身材瘦长的孩童，生活似乎终于找到了平衡点。妈妈成功地挺过了开心手术和髋关节置换手术。爸爸也战胜了前列腺癌，而且潜藏在他血液中的白血病似乎也进入休战状态。他每四个月提交一份血样，医生也会每四个月返还一份相同的报告：维持现状。
父母的生活一如既往地向前，一天又一天。他们在自己的信念中寻求安慰和愉悦，并且学着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的孩子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没有也不愿接受他们的信仰。看到妈妈在她的记忆力和元气都日渐衰弱的时候有爸爸在身边照顾，看到他们可以待在家里过着他们向来十分珍视的独立的生活，我们都感到很欣慰。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不能忍受退休社区的生活，或者更糟糕的是，生活辅助机构的生活。爸爸拥有充足的精力和敏锐的思维，一次次地让我们刮目相看。先不说沉睡在他体内的白血病，他身上唯一明显的上了年纪的标志就是每天下午的半片阿司匹林和半个小时的午睡。
除了其他所有的工作，他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妈妈过去所扮演的——整个家庭里最操心的那个人。妈妈的思维就像天空中被风吹散的云彩一样日渐模糊，随之飘散的还有她家长式的坚强意志和为她所爱的人心焦的超人般的能力。这项任务现在全落在了爸爸一个人身上。
我们原本血脉相连的生活，现在看来已经很明显地分开并有所区别，但仍在继续着。有些时候，好的时候，我会相信这种生活能永远继续下去。
爸爸在着手种植新花园不久后打来了电话，但是说的不是植物的事。 “是这样的，约翰，”他说道，“我想跟你说一下我的白血病的事。”我听出了他声音中隐藏在冷静和自信下的异样，听起来有点恐惧的意味。
“一切还顺利吧，是吗？”我问道。
“可以这么说吧，”爸爸回答说，“最近的一次血液检测让医生很担心。血小板数量像是在减少。虽然只少了一点，但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医生所希望看到的。”
我对血小板几乎没什么概念，然后他给我复述了一遍肿瘤专家给他的解释。他说血小板是血液中的凝结剂，是骨髓造血组织中大量的巨核细胞组成的。血小板就好比是带着一桶桶水泥的微型泥瓦匠一样在血液中穿行，随时准备着冲到身体受伤的地方迅速地把伤口修复。它们使我们不至于流血不止而死。一个健康的成人体内，一微升血液中就含有15万~45万个血小板。如果这个数降到2万甚至更低，病人就危险了，擦破或者割伤一点儿皮就很可能流血不止。
“不过我离那一步还远着呢，”爸爸又说，“我只是比正常值低一点儿。”他说医生希望他每两个月复诊一次，而不是之前的四个月一次。“他只不过是想再仔细观察一下，没别的。”
我们又围绕这个话题谈了谈，都安慰对方说下降的血小板数量真的不至于引起恐慌。爸爸甚至都不打算告诉妈妈。他对她有很强的保护欲，随着妈妈思维的逐渐模糊，爸爸担心她除了“癌症”这个词以外什么都不明白。她从经验中——从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和无数的朋友那儿——得知一件事，患了癌症很少有好的结果。爸爸可不想吓着她。
当我问道：“爸爸，您希望我回家一趟吗？”
“噢，千万不要。”他毫不犹豫地答道，就好像我刚刚提出要送他去做横跨大西洋旅游或者其他惊人的奢侈行为。“你还要操心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你已经够忙的了，珍妮那儿也需要你。再说我这儿也没什么需要你做的，我感觉很好，什么事也没撂下，只要多注意注意就行了。”
“那好吧，”我说，“不过，什么时候需要我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好吗？”
他说他会的。
“我们都会惦记你的，爸爸。”我说，试图寻找最合适的词语。
“约翰？”
电话那端是一阵沉默。
“也许你们也是那么祷告的？”
“是那么想的，也是那么祷告的，爸爸，”我说，“是那么想的，也是那么祷告的。”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爸爸保持着他惯有的生活规律，尽管他的血小板数量随着每一次新的血液检测都有所减少。他的肿瘤专家告诉他一项最近刚被认可的化学药物疗法初步显示，可以有效对抗爸爸的白血病。他要求爸爸在白血病还没有大程度地活跃时把治疗过程当做一个先发制人的措施。然而当医生向爸爸描述治疗的副作用并告诉他必须休息几周，身体会太虚弱不能再照顾自己或者妈妈时，爸爸退缩了。作出全面休养的决定太难了，因为那将意味着第一次必须跨过独立生活的界限，从此要依靠他人的照料生活。对爸爸来说，那就跟自愿跳崖一样。
“我想就这样好好观察着比较好，”他说，“只要还能控制住，我觉得就没必要采取那么严厉的措施。”
后来，在2004年的10月25日，一个周日的早晨，我又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次是哥哥迈克尔打来的。“我在医院呢，”他说，“爸爸出事了。”
作为一名经济分析家，迈克尔倾向于把世界看做人们做的算术题——用的是二进制码，而且是绝对的，没有灰色的中间地带。他住在家里已经有十几年了，渐渐从严重的慢性疲劳综合症的状态好转起来。在此期间，爸妈一直悉心照料着他，就像照顾还是小婴儿的他一样。现在的他比以前坚强多了，尽管还是会容易疲劳。是时候轮到他照顾他们了。迈克尔是那种直截了当的性格。
“爸爸已经确诊了，”他告诉我，“医生们担心把他送回家的话会致使他因为失血过多而死。”
失血过多而死？我费力地咀嚼着这个词。“你从头说。”我说。
头一天晚上，迈克尔看完戏回到家，发现爸爸正待在卫生间里，臀部往外汩汩流血不止。“流了很多血。”哥哥说道。爸爸围着毛巾试图止血，但是毛巾很快就浸透了。血还是汩汩地往外流。在急诊室里，血液检测结果显示爸爸的血小板数量骤降。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个有魔力的数字20000。一旦降到这个数字之下你自然就会面临难以控制的、潜在的致命性出血。而我父亲的血小板数量，据迈克尔说，已经降到了1500。
“你的意思是15000吧？”我纠正他说。
“不，”迈克尔说，“就是1500。”
流血的部位是一个旧伤口——十年前爸爸为了治疗前列腺癌做放射治疗时的一处皮肤组织灼伤。“医生对伤口做了灼烧，把血止住了，”迈克尔说，“但是他们不能让他回家。如果再流血的话，他们担心我们不能及时把他送回来。”
“所以医生会给他输点血小板的，是吗？”我问道。
“是这么打算的，”他说，“直到他的血小板数量达到20000，否则他不能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