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两幅景象吧：一幅是大众们的生活——一段长期乏味的搏斗史，为了追求无价值的个人福利，他们投入自己的全部精力，历尽千辛万苦，目标一旦达成，再度回到自身时，生活便立即被无法忍耐的厌倦所包围，各种活动都停滞下来，唯有如火的热情方能燃起一些活意。另一幅景象是一个有着高度心灵能力的人，他的思想丰富，生命充实、有意义，一旦自主便立即致力于有趣味、有价值对象的追求，所以他在自身便形成了最高贵的快乐源泉。比如对自然的观察、对人类社会的思索、对历史的伟大成就的了解和领悟（深刻透彻地理解伟大事迹蕴涵的意义是此类人士所独具的才能），这些是他们所需要的唯一外界激励的源泉。历代伟人们所期盼的千古知音便是这种有着高度心灵能力的人，同时，伟人们也会为自己的思想上获得知音而没有白活，其他的人虽然对伟人们也抱有崇拜之心，但其对伟人以及他们门徒的思想却仅是一知半解，只称得上是一个道听途说的人而已。
智慧之士既然有上述特性，跟一般人相比，他就更需要学习、阅读、观察、沉思以及训练自己，总而言之，他需要不被打扰的闲暇。法国的大文豪伏尔泰曾说：“没有真正的需要，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智慧之士们的这些特殊的需求，使他们从大自然、艺术以及文学的瞬息万变的美中得到了无穷无尽的快乐，并且这些快乐是其他人所不能感受的。我们要使那些无所事事的人获得同样的快乐，但他们又不需要且不能领略这种快乐，这就真像希望满头白发的老人再度陷入爱河中一样。有资格享受无穷无尽快乐之天赋的人们，他们过着两种生活：私人生活与睿智的生活。睿智的生活渐渐成为他的真正生活，而私人生活不过是达到睿智生活的一种手段而已。但是一般人遇到的只是肤浅、空洞而又多烦扰的日子，无法变换为另一种模样的存在状态。
然而心智力强大的人，却始终坚守着睿智的生活胜于其他行业这一看法；随着学问和见识的日益增长，这种睿智生活好像一个渐渐成形的艺术品，日臻坚实，具有更高的强度和固定性，生命的内在调和也更趋于一体；和这种生活比起来，那些只图个人安逸的人生就如同一幕拙劣的戏剧一样，虽然有广度，但却无深度可言，他们不过是浮生着的可怜虫罢了。如我前面所说，人们却把这种卑贱的存在方式当做一种人生目标，这是多么的令人慨叹啊！没有激情渲染的日常生活是冗长乏味的，但是一旦激情产生，生活却又充满苦痛。
唯有那些上天赋予过多才智之士是幸福的，因为他们除了在执行意志命令以外，还有能力感受另一种生活，一种没有痛苦、逸趣盎然的日子。但仅有闲暇，即仅有不受意志支配的多余睿智仍旧不够，尚需充沛的剩余力量以及不受意志奴役的力量来供睿智使用。所以色勒卡才说：“无知人的闲暇是人类的一种死亡形式，是活的坟墓。”根据剩余力量的多少，第二种生活即心智的生活，可划分为无数层次：自收集、制作昆虫、鸟类与矿物的标本到诗学、哲学的巨大成就，它们都是此类生活的展现。心智的生活不但可以防御“厌倦”的侵袭，还可以避免厌倦的各种恶果的产生；它使我们远离不幸、危险、恶友、损失与浪费，这些都是那些把幸福完全寄托于外界的人必然要遭受的不幸。举个例子来说明，我的哲学虽未使我赚进半文钱，却替我省去了很多开支，心智生活的功效同样如此。
一般人将其一生的幸福寄托于外界事物，或是地位、财产、爱妻和子女，抑或是朋友、社会等，一旦失去了这些，他们或是感到失望，他们的幸福根基也便就此摧毁了。换句话说，他的重心会随着每个幻想及欲念而改变位置，但却不会把重心放在自己身上。假如他是一个资本家，那么他的目标即幸福的重心便是好的马匹、乡间别墅、有趣的旅行或是朋友，总之过着奢华的生活，因为他的快乐根源在于外在的事物。这就好比一个失去健康活力的人，不知道重新培养已经流走的生命力，却希望借助药水、药片重拾健康。在谈到另外一类人即睿智之士以前，我们先来认识介于两者之间的那种人，他们虽没有出众的才华，但却比一般人更聪慧些。
他们爱好艺术但又不精通，也研究几门科学，如天文、历史、物理、植物，喜欢读书，当外界的幸福之源耗尽或不再能满足他的需求时，也颇能以读书自娱。这种人的重心可以说部分在自己的身上。但是喜欢艺术与真正意义上的从事创造是极不相同的两码事，业余的科学探索容易流于表面化形式，不会深入问题的核心部分。一般人很难完全投身于学术探索并且任凭这种探索充满、渗透至生命的每个角落，以致完全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兴趣。唯有具有极高睿智力的人，即所谓的“天才”才能达到此种求知的强度，他能投入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极力表达自己独特的世界观，或者用诗、哲学来表达其对生命的看法。因此，他急需安然地独处以便完成他思想的作品，所以他乐于孤独，闲暇是最高的善，其他一切非但不重要，甚至是令人厌恶的。
这类人便把重心完全地放在自己的身上；所以虽然他们为数极少，不论性格多么优秀，也不会对朋友、家庭或社团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或兴趣；他们只要求真正的自我，即使失去其他所有也无妨。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的性格往往容易陷入孤独状态，更由于其他人的本性与他自身不一样，不能使他满足，彼此的相异之处便时时明显可见，以致即使他行走在人群之中，却似孤立的异乡人，当其谈及一般人时，只用“他们”而不说“我们怎样”。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如此结论：天生具备充足睿智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所以，主体因素和人的关系较它与客观环境的关系要更为紧密；因为不论客观环境怎样，他的影响总是间接、次要的，并且都是以主体作为媒介。卢西安察觉了这个真理，于是说道：“心灵的财富是唯一真正的宝藏，其余的所有财富都可能带来比该财富本身还要大的灾祸。”除了消极和不受打扰的闲暇之外，不需再向外界索要任何其他东西，因为他需要的仅仅是闲暇时光，发展、成熟自己的智性机能，以及享受生命内在的宝藏；总而言之，这样的人生只求其一生之中的每一刻都能为他自己而活。
如果他注定能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的话，那么能不能完美地发展心智力量直至巅峰以完成其精神使命，便成了他幸福与否的唯一标准。其他的都无关紧要。这就说明为何生来具有伟大心智力量的人都重视闲暇，珍视闲暇似生命。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戴奥简尼赖尔提斯在记述苏格拉底的言行时说过：“苏格拉底视闲暇为一切财富中最美好的财富。”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罕氏伦理学》一书里总结说，奉献给哲学的生活便是最幸福的生活；此外他又于《政治学》中说道，得以自由运用任何类别的力量就是幸福。最后，我们再引用歌德的一段话：“若某人生而具备一些可以为他使用的才华，那么他的最大幸福就在于使用这些才华。”
但是成为拥有闲暇宁静的人与成为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对宁静闲暇的渴求原本不属人之本性，那些一般人生来便注定了劳碌终生来养家糊口，成为处在挣扎与困乏交织的俗人，不能做有才智的自由之人。所以，一般人厌倦空闲，总需为着某些目的而忙碌，要是连幻想或勉强的目标——比如游戏、娱乐消遣和各种嗜好都不能找到，闲暇就成为他们的一种负担了。正如人一旦闲下来便急于找些事做，所以闲暇有时可能充斥着危险因素，就像有人说的：“当人无事可做时，是很难沉默下来的。
”从另一方面来讲，一个有适当才智而又远超常人的人，这似乎是一件不合自由且一反常态的事。但若这种情况真实存在，那么具有这种才华的人士若要得到幸福，就必须求得被他人认为是负担和有害的安静与闲暇。毕卡素是希腊神话中的飞马，若他披上普通马必需的鞍子，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根本不会快乐。若外界、内在两种反常情况即无扰的闲暇与极高的智慧重合在某人身上，那便是他极大的幸福；再加以命运顺遂人意的话，这个人就能过着不用受制于人类两大苦源——痛苦与厌倦的烦扰的高度生活，他非但不需再为生存而痛苦挣扎，而且还可以享受自由的存在情境——闲暇，唯有对痛苦和厌倦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受它们的感染，我们方可避免痛苦与厌倦。
但是从相反的观点来看，天赋的伟大才智是一项个性极为敏锐的活动，对于各种痛苦有着极大的受容性。它含有强烈的气质，广博而又生动的想象力，这两种性格便是伟大才智的鲜明特征，它们使具备此种特征的睿智者常有着较那可以吞食一般人的热情更为深刻的情绪，所以他也往往很容易成为这种情绪的牺牲品。世界上能带来痛苦的事情，本来比制造快乐的事情要多。天赋之才常远离他人，只因他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已绰绰有余，不需要也不能从他人那里再得到什么，所以他人认为值得高兴的事，他只觉得浅薄枯燥罢了，相对地，能令他高兴的事也就少些。这就是所谓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例证，我们称此现象为“赔偿律”，他是指世界上凡事有所得必有所失，反之亦然。常听人说，心地狭隘的人，其实是特幸福的人，即使这种好运并不值得艳羡。对此，我不想作过多的辩驳，以免影响读者自己独立的判断，特别是古代圣哲典籍中，对这一点也常有相互对立的言论出现。现举例来说，苏弗克利士曾说：
智慧占据幸福的大部分；
于另一段文章中，他又提到了：
无思虑人的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
《旧约》的作者，也产生了类似矛盾，他们一方面说：
愚人的生活比下地狱还糟。
另一方面又说：
智慧越高，痛苦越深。知识越多，徒增烦恼。
我可以称一个才智平庸、没有心灵渴求之人为“菲利斯丁”——此语原属德文，是大学里面流行的俚语，后来意义深化，其定义为：没有心灵渴求的人。首先自这里我们可以推出，于己他不会有睿智的快乐，因为只有有需求才会有快乐。在他的生活里，不曾有过对知识和见解的本身所发生的欲求，也无法感受与它们接近的美感快乐。若遇美感乐趣正值时尚之时，为了追求时髦，他亦会强迫自己去尝试这种乐趣，但总会力求尽可能少尝试一些。他真正喜爱的是感官上的享受，同时相信它可以补偿其他方面的缺憾。牡蛎与香槟于他便是最高的存在目标了，生活目标在于取得身体的安适，若能花费一些工夫才能达成这个目的，他便更快活了。
如果生活得豪华奢侈，他又难免厌倦，于是利用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弥补方法，例如打球、看戏、赴宴、赛马、赌博、喝酒、玩女人、旅行等；实际上这些并不能使人避免厌倦，没有对于知性的渴求便不会得到知性带来的快乐，亦唯有知性的快乐才不会产生厌倦。“菲利斯丁”的性格特点是枯燥乏味又气质滞钝，好似动物。由于感官的乐趣容易耗尽，于是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刺激他或得到他的欢心，社交生活也随即成了一种负担，就连玩牌也不能提起他的兴趣了。当然，唯有虚荣心的满足还能留给他一些快意，他自以为是乐在其中，或是感觉自己在财富、地位、权力和影响力上较他人优越，或是因经常为有权势的人奔走而不自觉地沐浴在他们的光耀下而自鸣得意，这就是英国人所叫的“势利鬼”，真是可悲！
其次，从“菲利斯丁”的本质可以推得，在“对他”方面，他只有肉体方面的需要，自己却没有才智，他所寻求的也只是能满足肉体上的一些活动。他绝对不会要求朋友具备才智；因为后者会使他产生自卑感以及一份连自己也不想知道的、深深的嫉妒，所以，即使他碰上有才华的人，只会令他厌恶，甚至痛恨。在其心中对才智的嫉妒有可能会转成私下的怨恨。但他仍不会为此而转变自己的价值观念使自己符合才智之士的要求，他依然偏爱地位、财富、权力及影响力，希望自己样样精通，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以上所提的种种乃是因他不具知识欲的后果。菲利斯丁们最深重的苦恼在于他们缺乏理念，所以他们为了逃避“厌倦”，需要不断以现实来填充心灵的空虚。然而现实总是危险和令人失望的，一旦他们失去对现实的兴趣，疲惫便会不请自来了。只有理念世界才是无限平静的，它远离了人世间的一切烦扰与忧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