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有知识和科学都是建立在不可解释之物上的。所以，每一种的解释无论经过多少中间环节，最终都会回到那不可解释之物，好比用铅锤测量大海的深度，无论投放在大海什么地方，无论深浅，最终都必然抵达海底。这个不可解释之物属于形而上学研究的内容。
几乎所有人都把自己定义成这种或者那种类型的人，由此可以推论出人具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素质，大家却很少想到自己根本就是普遍意义上的人，有着普遍人性。能否认识到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坚持第二种多于第一种主张的那些少数人是哲学家。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第一种看法，原因是他们总体上在事物当中没看到事物的普遍原理，看到的只是个别、零星的个体。只有具有更高智力天赋的人，依据其思想的卓越程度能在相应的单个事物中或多或少地看出事物的普遍性。这样一个重要的差别完全进入人的认知功能，我们甚至对最平凡、最普通的事物的直观也因此而呈现出差别。
所以，智慧超群的人和智力平庸之辈对普通事物的直观图像也一定是大不一样。我所说的不带有意志的纯粹认识主体就是像这样从每一个单独呈现的事物中去把握其普遍性的认知能力；并且，我将它定义为事物柏拉图式理念的主体对应物。这是因为若认知投向事物的普遍性，那么认知就能处于不带意志的状态；相比较来说，意志活动的对象物就是单一、个别的事物。因此，动物的认知严格局限在这些单个事物上，因而动物的智力完全是为动物的意志服务。相比之下，要在哲学、诗歌或者总括为艺术、科学方面真正有所建树，那我们将思想智力投向事物的普遍原理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对于应用于实际用途的思想智力也就是为意志服务而言，这一世界只有单一、个别的事物；但追求艺术或科学、也就是自为活动起来的思想智力却只看到事物的普遍性，事物的种属、理念和整个类别；因为就连造型艺术家也只是在个体之中将这一个体的理念表现出来，亦即种类。这是因为意志的目标只是个体事物——这些才是意志的真正对象，对于意志来说真正的现实也只有这些个别事物才能构成。类别、概念、种属则只能以非常间接的形式成为意志的目标。因此，粗人感觉不到普遍的真理，而思想的天才却忽略或无视单一、个别的事物。假如被迫纠缠于这类个体事物之中——这些构成实际生活的素材——对于天才来说，却是令人难受的苦役。
探索哲学要具备的两个重要条件是：（1）具备勇气敢于承认自己心中的疑问；（2）将一切显而易见的事情引入到清晰的意识当中，把这些事情作为疑问加以探索了解。最后，要想用真心探究哲学，我们的精神和思想必须处于一种悠闲自得的状态之中。我们的精神和思想不能追随着任何实际的目的，也就是说不能受到意志的指挥。我们要全神贯注地接收直观所见的世界和我们的意识所给予我们的教诲。比较而言，哲学教授却在心里惦记着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好处，以及那些能带来这种利益和好处的东西——这才是他们兴趣所在。因此，他们才看不到那么多本来是很清楚的东西，甚至连哲学问题也从来没有进入过他们的意识。
文学家把人的性格和人的处境以及生活这一系列的画面都展现给了我们的想象力；他们让这些图像活动起来，然后让读者充分发挥自己的思想能力，去思考、琢磨这些画面。因此，文学家就可以同时满足思想能力不同的人，不论是傻瓜还是智者。但哲学家却不用这种方式来展现生活，他们是对生活抽丝剥茧，进而概括出成熟、完善的思想。在完成这一工作以后，哲学家就会要求他的读者以与他相同的方式、同等的程度去思考事情。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哲学家的读者群很小。据此，我们可以将文学家比喻成带给人们鲜花的人，而哲学家则是带给人们鲜花里精华的人。文学作品相对于哲学著作而言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众多文学作品可以同时存在却又相安无事。
实际上，就算这些作品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它们亦可同时为同一思想的读者所欣赏和珍视。相比之下，某一哲学思想体系刚一露面，就已经开始睥睨它的兄弟姐妹，处心积虑要把它们毁灭。这就像是一山不容二虎，同理，可以君临天下的哲学只有一种。也就是说，哲学体系从其本质上说就是孤独的、不喜交际的，就像那些孤独地守在丝网中央的蜘蛛：它们静候着苍蝇来自投罗网。而如果另一只蜘蛛向它靠近，那一定是要开始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因此，文学作品之间和平共处，就像平和、安静吃草的绵羊，而哲学著作天生就是猛兽；那种破坏和毁灭一切的欲望甚至使它们成为那些吞噬自己同类的蜘蛛、蝎子、昆虫幼体。它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像是从杰森的龙牙种子里冒出来的全副披挂的武士，此前同样经历了一番自相残杀。这场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争斗会有最终的赢家吗？从此天下可以归于太平吗？
由于哲学体系具有争辩好斗这一本性，所以，哲学家想要获得认可和名气，其难度不知要比文学家大多少倍。文学作品只需要读者进入为其提供娱乐消遣或是鼓舞升华的系列文字之中，并为此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而哲学家的著作却试图让读者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们试图要求读者宣布自己此前在哲学这一学科里所学过的、相信过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所用的时间、精力全都是浪费，现在必须从头开始学习。他们至多只能保留某一前任哲学家的某些思想，以便在此之上进行基础重建。
另外，那些现存哲学体系的教授者也是与新的哲学体系相较的强力对手——这也因为他们要保住其饭碗。事实上，有时候甚至国家政府也会将其所偏爱的哲学体系纳入其保护伞下，并且，用其强有力的物质手段来防范和阻挠其他学说的流行和传播。再者，如果我们考虑到愿意聆听教诲的人与寻求消遣、娱乐的人数与哲学著作的读者群和欣赏文学作品的人数成正比，那么，一个哲学家的出场到底能够得到多少帮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自己就可以下判断了。当然，哲学家所能得到的酬劳是有思想的人的击节赞赏和那些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出现的、不分国籍、为数不多、但却出类拔萃的人的点头称是。而大众则是随时间的推移、借助权威的力量，才慢慢学会敬重这位哲学家的名字。由此，同时也因为哲学的进展对
整个人类的影响虽然缓慢、但却深远，哲学家的历史同帝王的历史一道，自千百年来就并肩排列；但归入前者的名字，却比归入后者的数目要少百倍之多。正是这个原因，一个哲学家能在哲学家的青史中留下名字，是一件相当了不起的事。
如果哲学文章的作者是向导，那么他的读者就是游客。如果他们想要一齐抵达目的地，首先就必须一起出发；换句话说，作者必须将读者置于一个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同一立足点和审视角度，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普遍所共有的体验事物的意识。由此出发，作者紧紧牵着读者的手一步步地引领着他，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尽力攀登云外的高处。康德就是这样做的；他引领着我们从对自身和事物完全普遍的意识出发。相比之下，那些试图把下面种种作为出发点却是多么颠倒、多么荒谬：据称那是对超自然、超物理的关系或事件，甚至于超感觉的知觉理性，不然就是对于某一绝对的、独立思考的理性所表现的思想直观！因为这就相当于把无法直接言说的认识当做出发点；这样，从一开始读者就不知道自己是同作者站在一起，还是离他有千里之遥。
我们自己安静思考事情与同别人交谈这些事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活的机体与一台机器相比较。这是因为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那些零散的东西才仿佛能自成一体，或者发出同一个音调，因此这里面有完整的清晰度和真正意义上的连贯与统一；但在第二种情形里，不同出处且差异悬殊的部件被拼凑在一起，以强行产生某种协调统一的运动，但往往故障出其不意地出现，使这一运动停了下来。所以，我们只能清楚认识我们自己，而对其他的事物往往只能是一知半解，因为我们不能把这些概念的基础——直观了解——统一起来，顶多只能把概念集合起来。因此，想要通过对话这一共同思考的方式来发掘出深刻的哲学真理是永远不能实现的。
但是，这种谈话却有助于我们事先演习一番，寻找和澄清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之后对问题答案的检验、核实和评判。柏拉图就是在此意义上撰写出他的对话录的。由于以上所述的原因，柏拉图学派分出第二学院派和第三学院派两个派别，后来者所持的怀疑态度也是越发有增无减。对话文字这种传达哲学观点的形式只有在被讨论的话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时，才是合适的。对于这些不同的讨论意见将要如何判断应交由读者自己完成；或许，这些不同的观点综合起来能对读者补充和完整理解所讨论话题起到帮助的作用，目的在于让读者自己在对话形式里得出那些对反对意见的反驳；不同观点必须表达得清晰、透彻，从而达到真正的戏剧化——确实是两种声音在进行对话。如果没有上述的目的，那这种对话就仅仅是耍贫嘴闲聊而已——通常都是这样的情形。
讨论和比较别人曾说过的东西对我们获得对事物的洞察不会有特别的帮助，对丰富我们的知识也不会有怎样的影响，因为这样做不过是把水从一个容器注入到另一个容器罢了。只有通过自身对事物的思考才能真正意义上充实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和洞察，因为只有事物本身才是近在眼前、能够随时为我们提供认知的活源泉。所以，看到那些一心一意想要做哲学家的人总是那样一意孤行地走在第一条路上，总是纠缠于某人曾说过的这样或那样的话，某人的意思究竟是这样还是那样，而对于第二条途径却好像一无所知——这的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这种人也就好比把旧瓶子一次次重复地倒转过来，生怕遗漏最后的一滴水，而对于脚下潺潺而过的活水却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这就很清楚地暴露出这种人的无能，这也是在告诉我们，他们那貌似独创、深刻和煞有介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些想通过熟读哲学史而成为哲学家的人，其实应该从其阅读过的哲学史中认识到：哲学家就如同文学家一样，只能是天生的，而且，前者比后者更为稀有。
有关哲学的奇怪和糟糕的定义是：哲学是一门由纯粹的概念构成的学问。甚至连康德也作出这一定义。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概念正是我们收藏从直观认识那里借来、乞求得到的东西的器具，而不是什么其他的；直观认识也是我们一切深刻认识的真正永不枯竭的源泉。所以，真正哲学的形成不可能依靠编织抽象、纯粹的概念，而要以我们对外在及内在世界的观察和经验作基础。想在哲学里作出真正的成就不可能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仅仅是对概念的组合。我们当代的诡辩主义者，像费希特、谢林之流，尤其习惯于玩弄这一手法，而黑格尔在玩弄这一手法上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道德理论上熟练运用这一手法的佼佼者当属施莱尔马赫。哲学也同艺术和文学很像，其源泉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直观把握。再者，人们就算抬起头始终不看地上，但他们都是有心有脑的，因而不可能在世事发展中一直保持冷血，而不投入行动、感受不到完全、彻底的震撼。哲学本身不是一道算术题，相反，就像伏维纳古曾正确无误地说过的：“伟大的思想源自我们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