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倾听时，我们会尽力去了解事情对他人来说到底是什么样子。这很难，也并不是我们对待他人故事的典型反应方式。哲学家奈尔 诺丁斯描写了一位老师如何看待班上一名讨厌数学的男孩：“我想，这儿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帮助这个可怜的孩子爱上数学，然后他才会学得更好。”但是，诺丁斯提出了问题：当老师这么说的时候，她做了什么？她没有去理解这个讨厌数学的学生到底是怎么想的。相反，她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了学生，她说的是：“如果你试着爱上数学，就一定能学好。”
大多数时间里，难道我们不都是这么做的吗？为了克服这个盲点，我们必须在考虑问题时留有余地，不但要依据自身经验来定义问题，同时也要站在他人的视角上来理解问题。
◎策略3：使用艺术作品和模拟练习来体验不熟悉的世界
有时，我们可以通过艺术作品来学会不同的观点：读一部小说或看一部电影，都能让我们领略到某种跟自己的观点完全不相同的世界观。有个眼科医生曾经跟我描述过他的一次经历：他给一个从小就患有白内障的病人做了手术，自认为手术非常成功，但是患者却抱怨手术结果，所以他觉得很沮丧。因为患者的情况有些复杂，导致手术特别棘手，然而，手术却几近完美。他为这次手术感到很骄傲，所以还向好几个同事炫耀一番，甚至还打算写个小论文来描述这次成功的手术。
但是，患者不但没感激他，而且在后来的随访中不断抱怨：她搞不清楚自己所看到的事物有什么意义，光线太强，所有一切都令人迷惑，她宁愿有白内障。对于医生来讲，这个患者的反应有些莫名其妙。直到有一天，他读了剧作家布赖恩 弗莱尔的《看不到的故事》，这个剧中有个角色和那个患者有相似的经历。由于看到剧中该人物眼里的世界，他开始能理解那个患者的处境，和她产生了一丝共鸣。
模拟练习是指我们暂时性地去体验一些情景，如模拟盲人或坐轮椅，其目的就是获得某种准经验知识。正如在电影、舞蹈、文学作品或绘画领域中一样，模拟经验都是我们克服盲点获得新视角的有力方式。
◎策略 4：否决前询问自己：“什么时候我也需要这么思考？”
弗朗兹 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让我觉得很恼火，我的意思是，当主人公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一只无助的甲虫时，我就想，“真蠢！”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跟学校文学系的教授弗朗聊天，谈起了自己对这本书的感受。弗朗对甲虫体验到的情绪作出了评论，然后问我：“难道你没有那种感受？”她的问题让我有些震惊。我的答案是我确实有过和甲虫类似的感受，而且对这种体验还有确切的名字，我把它叫做抑郁。现在，我会将这本书看做关于抑郁以及其他一些相伴随的情绪，如挫折和无助的书，而不再会将之视作有关甲虫的故事。事
实上，现在我也能理解为什么这本书会让我如此恼火：当我被抑郁侵袭时，我对自己很不耐烦，同样，对别人也极其不耐烦。当他们的行为就像是书中的甲虫那样时，我就希望他们迅速地恢复过来，这恰恰就是我对甲虫的感受。
当我们很难采取他人的观点看待世界时，有时，它其实是一个询问自己的机会，我们可以问问是不是自己的生活中也有类似的情绪。也许表面上看起来差异很大，但是其中相似的情绪也许会让我们和他人的经验连接起来。
◎策略5：我们有哪些共同的基础
有时，虽然我们会努力去理解和强调换位思考的重要性，但仍然可能会陷入僵局。例如，堕胎这一话题就似乎永远也没法达成共识。有些人会将胎儿看做人，而也有些人不会，那么他们怎能找到共同基础来讨论这个问题？自由派活动家、新教牧师吉姆 瓦里斯在他的《上帝的政治：左右为何如此分歧》一书中建议，我们仍然能找到共同的价值和目标，这样可以让不同政治观点的人协作来解决一些问题，甚至是分歧最大的堕胎问题。
瓦里斯写道：“难道主张堕胎合法化和反对堕胎合法化的元首们不能寻求共同的行动基础实实在在地来降低堕胎率，而一定要将堕胎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吗？为什么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一定要强加严格的石蕊测试，而不是一起努力应对青少年怀孕问题、改革领养制度及帮助弱势地位女性？当然，大多数人，无论是主张还是反对堕胎合法化的人都不想看到青少年成为未婚妈妈，也不希望女性使用堕胎作为节制生育的方法，更不愿看到绝望的女性被送进监狱。我们能谈论的就是如何更好地减少大家都不愿见到的后果和提升几乎每个人都乐意看到的局面。例如，如果我们为折磨单亲母亲的贫穷感到悲哀，那么，我们可以将话题从完全无果的堕胎讨论转移到解决贫穷问题本身，比如，提供某些项目，让女性接受教育从而提升他们家庭将来的经济收入。即使我们在问题的某一方面无法达成共识，但是仍然可以去关注类似的共同目标。
视野拓展：发生误解意味着双方都有问题
我们误解他人，他人也会误解我们。当别人不能从我们的立场考虑时，我们会作出什么评判呢？一般来讲，我们会产生一些常见的怀疑。别人看不到我们的观点时，如果我们不认为他们愚蠢，也会认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不足。例如，当他人作出的评论对自己造成了侮辱，我们又不能将这种评价归结为他们“无知”或“愚蠢”，那么，我们会觉得，他们一定不敏感、太自私或自以为是。
一个朋友告诫我说，如果我不将白头发染色，别人对待我就一定会不同。有一次好几个月我都没染头发，也忘了朋友的提醒。那天我去看医生，遇到了一名年轻的护士。当时，我拿着一本复印的儿童书籍，书的作者是曾经写过获奖小说《洞穴》的作家路易斯 萨奇尔。我因为深深地被《洞穴》这本书吸引，所以决定看看萨奇尔的其他书籍，那天就正好拿了他的这本儿童书籍。这本书的书名——《女孩浴室中的男孩》——及封面的图片清晰地表明这是一本儿童书籍。护士看到后评论说：“我知道你在读什么。”我开始跟她说起萨奇尔。“是的，”我回答说，“确实是本儿童书籍……”但是，我还没说完，她就拍着我的手说：“亲爱的，这也没什么，这可以让你的心态保持活力。”
此刻，我真的非常容易将她的这一行为认定为粗鲁的、不敏感的或者无礼的，为什么把我当成一个老人呢？然而，我清楚地从她的其他话语和行为中知道，她都是在以周到、体贴、关怀的方式跟我交流。她之所以那么做，并不是因为她不关心别人，而是因为她有盲点。同情他人需要两个元素：第一是真正关心他人，第二是通过他人的眼睛看待世界。因此，即使是非常关心他人，仍然很有可能会做不到真正同情他人，因为可能无法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来考虑，从儿童研究中就能明显地看到这种情况。
学龄前儿童普遍都富有同情心，即使是蹒跚学步的孩子也愿意帮助哭泣的同伴。但是，因为他们只会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所以帮助行为总是无法切中要害。在一个研究中，13个月大的婴儿莉萨努力在安慰另一个正难过的孩子。她们的妈妈都在附近，你认为莉萨会将哭泣的伙伴拉到谁的妈妈那里？作为成人，我们会知道哭泣的孩子肯定想要自己的妈妈。然而莉萨却不知道，所以她竭尽全力将伙伴牵到自己的妈妈身边。莉萨无法理解其他孩子的视角，但是她显然不是自私或缺乏同情心。
在日常生活中，当某人没有考虑到别人的视角时，许多人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这个人不够敏感或没有同情心。黛博拉 泰南在她的书中提出，女性经常会向周围的人发起“烦恼倾诉”，在这种倾诉过程中，女性们只是想告诉别人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这样不至于在当时的情境下觉得孤单，也就是希望当下有其他人能理解她们的感受。相反，男性则对此采取另外的反应方式，他们想尽力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倘若我发起了一次这样的“烦恼倾诉”，而男同事们一味地给我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很可能，我就会觉得挫折和沮丧。也许，我会觉得他的反应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因为，很显然当下我只是需要倾诉。因此，别人没有意识到这点就必然是愚蠢的，或者，如果不是愚蠢，那也是不敏感的、傲慢的，或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只是想抓住任何一个机会提供自己的建议，显得他多能干似的。
同样，如果我是男性，召开一次会议希望解决工作中的某一问题。如果有个女性领导一直在给予我同情而不是尽量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我就会觉得很受挫。也许，我会感觉她的行为非常不可理喻，很显然，此时同情于事无补，我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因此，她一定是愚蠢的，或者，即使不愚蠢，那她也是一个不称职的、无效的、水平低劣的团队领导。
一般来讲，我不会认为仅仅只是他人存在盲点，因为我发现，当他人错过了某些重要方面时（我看到或意识到的方面），我也会错过某些重要的点（他人看到或意识到的点）。我曾经看过一个有关沟通的纪录片，纪录片强调了黛博拉 泰南有关“烦恼倾诉”和“问题解决”的观点。其中一个片断是这样：一个沮丧的男人盯着镜头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我在努力帮助她时她会发狂。如果你爱某个人，当她告诉你正被某个问题困扰时，你难道不是很想帮助她解决这个问题吗？”从他的话中，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存在盲点，也就是没有理解他妻子“烦恼倾诉”的需要，但是你也能看到他妻子的盲点。她没有意识到丈夫帮她解决问题的建议其实蕴涵了他的关爱。有时，承认双方都存在盲点能让我们更好地倾听。
干扰：怎么对待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我的一个课程里，我常常会要求学生完成一个叫做“截然相反”观点的作业，就是让学生们去探索和他们自己截然相反的生活方式、态度或一系列信念，他们可以自由选择主题。结果是，一个公立学校的老师选择的主题是有关家庭教育的，再生派基督徒探讨了基督教科学派的情况，来自爱荷华州农场的男孩调查了城市皮条客的状况，一个老师考察了儿童多动症药物的使用情况，忠实拥护乔治 布什进行伊拉克战争的人考虑了贵格会信徒的反对观点，而一个主张堕胎合法化的女性探讨了对待堕胎问题的不同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