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财富的福音》一书出版之后，我将不可避免地要遵照书中的教诲，停止为获得更多的财富而奋斗。我决定停止积累，开始一项无止境的、更为严肃和困难的事业—合理而又明智的捐款。
钢已经成为了建材之王，它的广泛使用已经使人们将其他低劣的建材抛到了一边。不难看到，钢材的前景有多美好。但是就我而言，我知道在我面前的这条捐赠之路还是任重道远。和往常一样，莎士比亚的诗句坚定了我的信念：
捐献可以节制奢侈，每个人都将富足。
在1901年３月—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施瓦布先生告诉我，摩根先生曾经对他说，他很想知道我是否真的要在商场上全身而退，如果是，他可以帮我安排。他还说，我可以和我们的股东们商洽，在他提供的条件的吸引下，我的股东们可以卖出自己持有的股份。我告诉施瓦布先生，如果我的合作伙伴们都愿意把公司卖了，那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于是，我们最后把公司卖
掉了。我已经足够了，就像被证明的那样，我忙于捐出我的钱来，
甚至比以前更加忙碌。我的第一笔捐助是给工厂里的工人的，下面这封信能对这种
情况作出一个解释：
纽约，1901年３月12日
为了感谢工人们对我的事业的巨大贡献，特此捐赠400万美元，用于救济那些发生意外的工人们，同时也可以给那些需要帮助的退休工人提供一些养老费。
另外，我捐款100万美元用于维护我为工人们修建的图书馆和礼堂。
作为答复，荷姆斯泰德的工人们于1903年２月23日给我来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我们荷姆斯泰德的全体雇员，希望以这种方式，通过我们的工会对您的善心、对“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的设立，向您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基金运作的第一年的报表已经于上月呈交于您。
您对工人们一贯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无法仅仅只用语言来表达。您通过很多的渠道行善，我们相信“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只是您诸多善举中的一个。这也使我们对日趋黑暗的人性重新有了信心。
您谦恭的
委员会成员：哈里F.罗斯约翰贝尔
J.A.霍顿
沃尔特A.格瑞格哈里库塞克
露西高炉的工人送给我一个很漂亮的银盘，上面刻着下列词句：
鉴于安德鲁卡内基先生在他慷慨的慈善事业中，为了卡内基公司雇员的利益，捐建了“安德鲁卡内基救济基金”，因此，露西高炉的工人在一次特殊的集会上决定，向卡内基先生表达他们真诚的感谢并诚挚地祝愿他健康长寿。
委员会成员：詹姆士斯特克刘易斯A.哈金森詹姆士戴利
R.C.泰勒
约翰V.沃德弗里德里克沃尔克
约翰M.维吉
有一天，在一家办得很不错的报纸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上帝给你一根线，让你开始编织一张网。”
这像是专门对我说的，我决定立即开始编织我的第一张网。而事实上，上帝也真的给我送来了一根线—纽约公共图书馆的
J.S.比林斯博士来了。我一下子拿出了525万美元为纽约市建造68座小型图书馆，后来又为布鲁克林区建造了20座。
我已经说过，我的父亲，是在丹佛姆林成立第一家公共图书馆的五个工人之一，他们将自己的书聚拢起来，便于贫穷的邻居们阅读。我步其后尘，在我的家乡捐建了一座图书馆。这是我的首次捐赠，当时我的母亲还为之奠基。后来，我为我们在美国第一个家所在的阿尔勒格尼城捐建了一座图书馆和一个礼堂。哈里森总统友善地从华盛顿伴我来到这里，并且参加这两座建筑的开放庆典。没过多久，匹兹堡想要一座图书馆，我答应了。就这样，我后来还捐建了一系列的建筑：博物馆、美术馆、技术学院和为青年女子开设的玛格丽特莫里森学院。这组建筑于1895年11月５日投入使用。在匹兹堡，我一共投入2400万美元，我的财富都是在匹兹堡获得的，它只不过回收了它付出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是它应得的。
我的第二笔大额捐款是在1902年１月28日，拿出1000万美元来设立华盛顿卡内基协会。我与罗斯福总统商议，如有可能，请国务卿约翰海担任协会基金的主席，而海先生已经同意了，他还联系了艾布拉姆S.休威特、比休斯博士、威廉E.道奇、伊莱修鲁特、希金森上校，D.O.米尔斯、S.米尔米切尔博士，以及其他一些人担任助理。
当我向罗斯福总统展示这份名单时，他评论说：“你不可能再弄出另一份来了。”他强烈支持这一基金，1904年３月28日通过的一项法案也与之相合：
为了鼓励以最为开放和自由的态度来对待调查、研究和发现，将知识运用于人类的进步；尤其是为了管理、支持和协助任何科学、文学艺术机构的调查，以及与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和个人之间的合作。
我感谢比林斯博士帮我选择了丹尼尔C.吉尔曼博士担任第一任协会会长。他在几年之后逝世，比林斯博士又推荐了现任会长罗伯特S.伍德沃特。他在他的岗位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希望他能够带领协会不断前进。鉴于协会取得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我在这里就不再多加赘述。我将谈两件比较特殊的事件。协会正在用一艘木头和青铜做成的帆船“卡内基号”做环球航行，目的是要纠正一些以前的勘测错误。由于指南针的变更，人们发现许多海洋测绘数据都存在误差。钢和铁都很容易受到磁场的吸引，而青铜不会。有一艘船在亚速尔群岛搁浅了，“卡内基号”的船长彼得斯发现这艘船是按海军部地图上标明的航线行驶的，船长是无辜的，要怪也只能怪以前的测绘工作做得不好。以前存在的误差很快就得到纠正了。
“卡内基号”在海上漂游的同时，协会还在加利福尼亚海拔5886英尺的威尔森山上设立了一个天文台，黑尔教授负责这一项目。他曾经在罗马花了一年时间，将当时最顶尖的天文学家聚集起来，这些专家们决定下届年会在威尔森山顶上召开。
就在这座威尔森山，在离地面72英尺的高度，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从中发现了一些新的星星。在第一幅图里面，我想我们发现了16个新世界。第二幅图里有60个新世界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第三幅图中，估计要超过100个—有好些据说比我们的太阳大20倍。有些星星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它们的光到达地球也需要８年的时间。这使得我们只能抱着自己的头呢喃：“我们所知的相对于未知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等到那比现有的望远镜还要大三倍的新型巨无霸望远镜投入使用，很难想象还会有什么令人惊奇的发现。有人向我保证说，月球上是否有物种存在，它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的第三笔巨额捐助是建立了英雄基金，这是我全心关注的一件事情。匹兹堡附近的一个煤矿发生了重大事故，而这个煤矿的前任主管泰勒先生，虽然已经在其他行业任职，但还是乘车赶到了事发现场，希望能对解决危机提供些有用的帮助。他结集了一批志愿者，带着他们下到矿井，拯救困在下面的工人。他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
我不能使自己片刻不去想这些事情，我亲爱的朋友—理查德沃森基尔德先生曾经寄给我一首诗，我在事故发生后的那天上午又将它读了一遍，然后决定建立一个英雄基金。
在和平时代
有人说：“当战场归于沉寂、战鼓不再敲响，大地上便不再会有英雄的事迹传扬。”不要轻巧地说出英雄这称号吧，高举的胜利之手曾将多少尸骨埋葬。夫人苍白而颤抖的面庞，面对男人的耻辱，岩石般坚强。幼儿悄悄流泪，只为了，不让母亲心伤。
和平时代的英雄，
是法律的卫士，让世界为他鼓掌。
为千万人的生命，牺牲自己又何妨。
因此，我设立这500万美元的基金，其目的是为了奖励英雄，或是为了对英雄的家属予以抚恤。那些为了拯救别人而牺牲了自己的人、因为这一事故而变得贫穷的他们的家人都在捐助的范围之内。这一基金自1904年４月15日建立以来，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认为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我对它有一种父亲般的关爱，因为这是我一手操办起来的，也没有谁给过我建议。据我所知，在我之前，还没有人想到过这一建议。它是“我自己的孩子”。随后，我又将它的范围扩展到了我的老家—大不列颠，将基金的总部设在丹佛姆林—由卡内基丹佛姆林信托公司对其加以管理，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适当的时刻，我还将它们引入了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丹麦。
至于其在德国的工作，我收到了一封大卫简希尔的来信，他是我们美国驻柏林的大使。下面是部分内容：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主要是想告诉你，德皇对于德国英雄基金会的工作有多么高兴。他对这项工作非常热心，
并且还多次夸到你的洞察力以及你的慷慨大度。他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基金会发生这么大的作用。他跟我讲了一些非常令人感动的事情，其中一些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救了一名落水的小孩，当他把小男孩放到船上的时候，他突然心脏病发，沉入了水中。他有一个年轻可爱的妻子和儿子。英雄基金会已帮助他的遗孀开了一个小买卖以维持生计，并且保证他的孩子日后能接受教育。这只是众多事例中的一个。
英王爱德华对于基金会的工作表示支持和欣赏，他给我写了信，并且亲自签名，以表达其对英雄基金和我在英国捐建的其他礼物的感谢。这封信我十分珍视，因此引用在这里：
温莎堡，1908年11月21日亲爱的卡内基先生：一直以来，我都盼望着能向你表示谢意，感谢你对这个国家—你出生的这片土地的慷慨捐助。你为了防止你的捐款被滥用而付出的心血比你的捐助本身更让人感动。我热切地想要告诉你，你的善举及其在这个国家产生的影响深深地温暖了我的心。我希望你能接受我寄给你的一幅我本人的画像，以此表示我对你的尊敬。请相信我，亲爱的卡内基先生！你诚挚的爱德华
一些美国的报纸对英雄基金的效益表示怀疑，对第一年的报告也持批评的态度。但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如今，英雄基金的所作所为受到了热情的赞颂，它将长久地存在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们文明、进步的社会不再需要它。原始社会的英雄残杀同类，而在我们今天的文明社会，英雄们则尽量保护他们的生命。这就是肉体和道德上勇气的差别，是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区分。互相残杀的英雄将会很快被遗忘，因为如今人们将之视为同类相残。而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类存在，那些不为私利的真正英雄就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他们宣示了神一般的德行。
我在自己的老部下中为英雄基金挑选了一个负责人—查理泰勒。他做这项工作没有任何薪水，一分钱也没有。但他是那么喜欢这项工作，我相信即使让他花费许多钱他也会愿意。他是这个位置的不二人选。他同时还负责着威特摩尔先生的补助基金、卡内基工人抚恤金，以及我以前所在的老部门的铁路工人抚恤金。这三种救济金都以利他为目的。
有一天我终于逮着了一个“报复”查理的机会，因为他老是催逼着我，让我为别人做这做那。他是理海大学的毕业生，对母校有很深的感情。理海大学想要我捐一座礼堂，查理是最主要的倡议者。我什么也没说，给君克校长写了一封信，说我很愿意为这座礼堂出钱，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它必须由我来命名。他同意了，而我将之命名为“泰勒礼堂”。当查理发觉的时候，他对此表示抗议，说这样会使他很尴尬；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毕业生，他的名字当不起那么大的荣誉，他会被人笑话的。他的窘态让我感到高兴，说，也许会让他有点儿尴尬，但是他应该愿意为理海大学作出点儿牺牲。我获得了胜利。日后，参观者可能会问谁是泰勒，他们可能会知道，他是理海大学一个忠诚的学子，是一个身体力行的、而不仅仅是像牧师那样布经讲道的慈善活动家—这就是我们慈善基金的高级专员泰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