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办公室的时候，《泰晤士报》财经版的主编桑普森先生进来了。我曾和他有过面对面的接触，深知他的几句话便能提高债券交易的价格。美国的有价证券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起因是菲斯克和古尔德对伊利铁路公司的诉讼，他们控制了纽约的法官们，那些法官好像唯命是从。我知道这件事肯定会被桑普森先生用来作为反对我发行债券的理由，我很快就遇到了这一情况。因此我提醒桑普森先生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圣路易斯大桥公司是中央政府特许成立的。如果有必要，对它的诉讼可以直接提交到美国最高法院。桑普森先生说他会很高兴将这一特点作为重点报道，我把大桥描述为大陆高速公路处的收费站，这似乎让他很满意。一切都很顺利，他一离开公司，摩根先生就拍着我的肩膀说：
“谢谢你，年轻人，你今早把那些债券价格提高了５个百分点。”
这件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圣路易斯大桥的修建资金有了着落。通过谈判，我获得了可观的利润。这是我第一次与欧洲的银行家们合作。普尔曼先生告诉我说，在几天后的一次宴会上，摩根先生讲起电报的事情，并作出预测说：“那个年轻人将会声名远播。”
在结束了和摩根先生的谈判之后，我去了一趟我的家乡—丹佛姆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送给这座小镇一件礼物—一座公共浴室。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额捐款。很多年以前，我的劳德姨父建议，给斯特林的华莱士纪念馆基金会寄一笔捐款，那座纪念馆海拔很高，可以由此看到班克诺本。这笔捐款虽然数目不大，但那时我还在电报公司工作，每月薪水30美元，同时还得负担家里的开支，这样看来，这却也是一笔可观的数额了。母亲对此没有丝毫吝啬，相反，她为自己儿子的名字刻在捐助者名单中而感到自豪，而他儿子也认为自己开始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了。几年之后，我和母亲重游斯特林，那时候，在华莱士塔下，沃尔特司各特的半身像正公之于众，这是她捐赠给纪念碑委员会的。从最早期的捐助开始，至少在资金上，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不过，大量的捐赠还没有开始，那时还只是处于积累阶段。
1867年，当我正在游历欧洲大陆，为所见所闻深深吸引的同时，我依然牵挂着公司的一切事务。我通过频繁的信件往来保持着对公司业务的参与。因为内战，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交通而显得至关重要，国会也已通过了一个法案，要鼓励建设这样一条铁路线。这条铁路刚刚在奥马哈破土动工，并打算最终铺设到圣弗朗西斯科。我得到消息时在罗马，这项工程的进展速度要比当初设计的快得多。国家已下定决心，要将国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要抓紧时间实现这一目标。我写信给斯考特先生，认为我们应该争取获得在这条加利福尼亚大铁路上运营卧铺车厢的合同。他在回信中有这样的话：
“很好，年轻人，你的确抓住了时机。”
回到美国之后，我继续着我的想法。卧铺车厢的业务十分繁忙，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当时需求上升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一现实导致了今天普尔曼公司的成立。中心运输公司的业务不能足够快地覆盖这个国家的领土，普尔曼先生开始在芝加哥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铁路公司，而且很快它就可以与父母公司竞争了。他同样看到了太平洋铁路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卧铺车市场。我发现他也正在做我已着手做的事情，他是一个真正的拦路虎。再一次，从这些事件中，人们将会学到我从普尔曼本人身上学到的东西，那些无所谓的小事，有时候可以起到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总裁正在芝加哥视察工作，普尔曼先生去拜访他，并且被带进了总裁的房间。桌上放着一封给斯考特先生的电报，写着：“你对于卧铺车厢的建议已被接受。”普尔曼先生无心地读到了这份电报。电报所放置的地点也使得他无法不去注意。这时候，德伦特总裁走进了房间，普尔曼先生向他解释说：
“我相信在我向你提出建议之前，你是不会对此事作出决定的。”
德伦特先生答应等待，此后不久，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董事会在纽约召开会议。我和普尔曼先生都列席了会议，我们都在努力争取那份我们都很看重的订单。一天晚上，我们同时登上圣尼古拉斯旅馆的楼梯。我们以前见过，但并不熟识。在我们都爬上楼的时候，我说：
“晚上好，普尔曼先生！我们又在一起了，你不认为我们是一对绝妙的傻瓜吗？”
他并不愿意承认这件事，说：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向他解释了具体情况，我们各自提出一份相互竞争的提案，努力夺取自己的利益，而这事实上损害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噢，”他说，“那你将怎样做呢？”
“联合，”我说，“向联合太平洋公司提出一份共同的提案，
你我组成一个公司。”“你打算把它叫做什么？”他问。“普尔曼皇宫车厢公司。”我答。这让他很满意，当然我也同样如此。“到我房间来谈谈吧。”这位卧铺车厢大王说。我照办了，结果是我们得到了一份共同的合同。我们的公司
随后并入了普尔曼总公司，我们拥有部分股权。直到1873年那场金融恐慌来临，我不得不卖出这些股份以保护我们自己的钢铁公司。我相信，我是普尔曼公司的大股东。
在为人处世方面，普尔曼先生算得上是一位大师，他也和其他人一样，有自己的难处和失意的时候，并不是每次都能够成功—这也没有人可以做到，但他总能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承受下来。他给我讲过一个寓意深刻的故事。他告诉我说他总是能从这个故事中获得宽慰：
在西部的一个县里，一个老人经受了人生的各种苦难，他的邻居们都很同情他。但是他对他们说：
“是的，我的朋友们，你们说的都对，我的一生烦恼不断，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事—90％的忧虑并没有变成现实。”
这是至理名言，人类很多的忧虑和烦恼都不过是想象的，不值一提。杞人忧天是愚蠢的，只要天没塌，一切都会好的。即使天塌了下来，十有八九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一个聪明人就应该是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
因为在各类的谈判中获得成功，我开始受到纽约的关注，我接下来很多大的行动也都与联合太平洋公司相联系。它的一个董事在1871年来找我，说他们必须设法弄到6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几百万美元）来渡过一个难关，公司管理层中几位认识我的朋友建议说，我也许能弄到这笔钱，而且能让这条重要的西部铁路置于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控制之下。
我揽下了这件事，因为我想到，如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愿意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提名的几位候选人选入董事会，那么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就完全有理由帮助联合太平洋公司。我去了费城，向汤姆逊总裁提出了我的方案。我建议说，如果公司信任我，愿意为联合太平洋公司在纽约借到钱，我们就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公司内部控制联合太平洋公司。汤姆逊总裁一向自信，而这一次则最好地呈现了出来。汤姆逊先生在对公司资金的使用上要比对待他个人的钱保守谨慎得多，但这件事的利益如此巨大，不容错失。即便失去了这60万，那对这家公司来说，这并不是一次失败的投资。更何况，这有惊无险，作为贷款给联合太平洋公司的报答，我们将把自己持有的股票转交给他。
在宾夕法尼亚，我会见了托马斯先生。当我起身要走的时候，他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
“安迪，请记住，这件事完全指望你了。我相信你，我依靠你所持有的所有股票。因为宾夕法尼亚公司从来不愿意丧失１美元。”
我将这责任担了下来，而结果成功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非常想让汤姆逊先生本人出任总裁，不过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推荐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副总裁托马斯A.司各特先生，出任这一职位。司各特先生、普尔曼先生和我也因此在1871年被选为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
我们得到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份一共有300万股，它们锁在我的保险柜里，待价而沽。正如我所预料的，宾夕法尼亚公司的参与，使得联合太平洋的股票有了更大的价值，股价一路飙升。这时候，我要去伦敦参与奥哈马密苏里大桥的债券相关事宜的谈判，就在我离开期间，司各特先生决定卖掉所有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我临走前跟我的秘书说过，司各特先生是我们的合伙人之一，他有权接触我的保险柜，而且当我不在的时候，我的股票也许要由个人来管理。但是卖掉这些股票，使我们丧失已经获得的对联合太平洋公司的重要地位—这样的想法我从来都没有过。
我回来之后发现，我不再被认为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同事，相反，联合太平洋的董事们认为我是为了达到投机的目的而利用了他们。我们本来夺得了一个借这一伟大事业来密切合作的最好机会，也从来没有人如此草率而鲁莽地丢掉这一机会。普尔曼先生知道这件事情，也像我一样愤怒。他马上又买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我虽然也像他这么做，并对已发生的事情进行指责，但我觉得如此泾渭分明地和老朋友司各特先生划清界限有点不太合适，也不近人情。
我很不光彩地被赶出了联合太平洋公司董事会。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其滋味就像吞下了一枚苦果。这件事也使我和那个曾对我影响巨大的人之间产生了分歧，他就是我少年时期可亲可敬的雇主—托马斯A.司各特先生。汤姆逊先生对此事懊悔不已，但是，正如他说的，他对此事没予以关注，整个的股票都被司各特先生和我持有，他以为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之卖掉。我一度以为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莱维P.莫顿，他也有联合太平洋公司的股份，但最终他知道我是无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