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返回的时候，冒险才真正开始。在我们去那儿的时候，天气非常好，而且路况也很不错；在那里停留期间，雨便已经开始下起来了；我们坐着四轮马车返回时，大雨滂沱，让我们寸步难行，道路变得十分泥泞，马车陷进泥里很深，行走艰难。很显然，我们必须在雨中行走一夜。克鲁曼先生全身舒展，躺在马车左边一侧；里奇躺在右边，因为我比较瘦，还不足一百磅，便夹在这两个肥胖的绅士中间。马车不时地上下颠簸，以一种蛮横的方式前进，很快又无法前行了。我们就以这种方式度过了那晚，在马车的前部横着一条凳子，我们就把头放在它的下面睡觉，尽管条件艰难，但那晚我们依然过得很高兴。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成功抵达了一个乡村小镇。镇子里的小教堂亮着灯，我们能依稀看见它的形状，还能听见教堂里的钟声。我们刚到客栈，就有一个委员会过来说，圣会已经开始了，而他们正在等着我们。他们似乎把我们当成了他们正在等待的一位无疑是迟到了的、著名的劝勉者。他们把我当成了那位缺席的牧师，问我多快可以和他们一起到会议室中去。我和伙伴们已经作好准备来跟他们开个玩笑，可我们实在太累，便作罢了。这一次，我差一点儿占有讲道坛，离充当牧师只有一步之遥。
我的投资牵扯进了我太多的精力，因此，我决定脱离铁路公司的业务，全身心地投入到我自己的事业中来。汤姆逊总裁将我召回费城，想要提拔我做刘易斯先生手下的总经理助理，办公地点在阿尔图纳。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跟他说我已经决定放弃铁路公司的工作，我想发财，而铁路公司的工资无论如何做不到这一点，我又不愿用不正当的手段来达到我的目的。
在我写给托马斯总裁的信中，我又重申了这一点。他在回信中给予了热情的祝贺，我于1865年３月28日辞去了我的职务。铁路公司的员工送给我一只金表。这块表和汤姆逊先生的信我都作为宝贵的纪念品将之珍藏。
下面的这封信是我写给我所在分部的员工的：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任办公室
致匹兹堡分部的全体员工先生们：至此分别之际，我要为不能再与你们携手工作深表遗憾。
经过12年来的愉快交往，我要以个人的名义，向那些和我一起忠诚地为公司服务的员工表示敬意。对于我的辞职，只有一点令我痛苦，那就是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与你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包括其他部门的很多人，他们在与我的商业交往中，已经成为我的朋友。我向你们保证，虽然我们之间将不再有公务上的关系，但我将一如既往地祝你们健康、幸福。我相信，经过多年来对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贡献，你们将分享它的成功和繁荣。
最诚挚地感谢你们对我的关心，感谢你们用积极的
工作来支持我，也请你们对我的继任者给与同样的支持。再见。此致
敬礼！（签名）安德鲁卡内基1865年３月28日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为了工资而工作。一个人要听命于人，那他必然只能在小范围内有自主权。即便当他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总裁，他也很难是自己的主人，除非他掌控自己的股票。一个再能干的总裁也要受到董事会和股东的制约，他们有可能对商业一窍不通。但是我还是要很高兴地说，我今天最好的那些朋友，是和我一起在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工作的那些朋友。
1867年，菲普斯先生、J.W.范德沃特和我一起重游欧洲，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及欧洲大陆。我们游览了大部分欧洲国家的首都，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背着背包爬上每一座山，在山顶上睡
觉。我们旅行的最后一站是维苏威火山。在那里，我们立下誓言，有朝一日我们一定要环游世界。
这次欧洲之行受益颇多。在此之前，我对绘画和雕刻一无所知，但很快我就学会了鉴别一些大画家的作品。我这次欧洲之行也第一次让我感悟到了音乐盛宴的无穷魅力。当时伦敦的水晶宫正在庆祝韩德尔的诞辰，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刻地体会过音乐的魅力和壮美，而在此之后我也很少有这样的感觉。
这次欧洲之行对我的商业意识也极具意义。一个人只有跳出共和国的旋涡，才能够有一个对其旋转速率的正确估计。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制造企业，其发展速度无法更快地满足美国人民的需求，然而在国外，好像没有什么发展进步的东西。如果排除这个大陆上的几个首都城市，那么这里的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是静止的。而美国到处都呈现出这样一番景象，就像书中描述的建造巴别塔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来回奔忙，比他的任何一个邻居都要有活力，而且所有人都参与到这座通天塔的建设中来。
我们工厂—美国首家此类企业—的运营能取得新的发展，我必须感谢我的表兄弟“多德”，是他带克鲁曼先生去英格兰的威根区，并且给他讲解如何从煤矿中清洗煤渣和炼焦的工艺。克鲁曼大为振奋，不断地跟我们说，如果可以把我们这儿的煤矿所产生的矿渣利用起来，那该是多么伟大，而将它们扔掉又是多么的浪费。多德表哥是个机械工程师，毕业于格拉斯哥大学，师从凯尔文爵士。他证实了克鲁曼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于是，1871年12月，我开始筹集资金，在宾夕法尼亚铁路沿线建了几个厂子。我与几家主要的煤炭公司签订了长达十年的合同，他们为我们提供煤渣。另外我们还需要铁路公司的运输，也与他们签订了合同。多德表哥来到了匹兹堡，并且好几年主管这个项目整个的运行，还开始建造美国第一台洗煤机。他获得了成功，在采矿和机械设备领域他向来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很快他就将建厂的投资收回了。
我们的炼焦炉数量不断增加，直到后来我们已经拥有了500座，每天能够洗煤1500吨。我承认，每次我说起这些炼焦炉，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一个人使先前只长出一棵草的地方长出了两棵，就算得上有功于人类，那么，那些从扔掉的废料中生产出来优质焦炭的人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庆祝。变废为宝，点石成金，这是一件美妙的事情。而能在我们这块大陆上成为这样一个先驱者，也是很了不起的。
我在丹佛姆林的表兄莫里森的儿子后来也成为了我的合伙人，对我来说，他同样是可贵的。有一天，我在工厂车间里巡视，经理问我是否知道我的一个亲戚是位杰出的技工。我告诉他我并不知道，我问他能否和他聊上几句并且四处走走。然后，我们见面了，我问了他的名字。
“莫里森，”这是他的回答，“罗伯特的儿子。”—罗伯特是我的表兄弟。
“哦，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我想我们能过得好一点儿。”他说。
“那，是谁和你一起来的呢？”
“我妻子。”他回答。
“你为什么不先来见你的这位亲戚，我可以介绍你到这儿来。”
“呵呵，如果有机会，我想我并不需要帮助。”
这就是真实的莫里森，从小便被教育要依靠自己，像金星一样独立。之后不久，我就听说他被提拔为我们在迪凯纳的一家新厂的主管。从这起步，他的职位不断稳步上升。如今，他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百万富翁了，但依然保持着他特有的明智的判断。我们都为汤姆莫里森感到骄傲。（我昨天收到他的一封短信，在信中他邀请我和夫人在参加卡内基学院的周年庆典时一起到他家做客。）
我以前一直认为我们应该扩大钢铁厂的规模，而许多与钢铁制造业息息相关的新兴行业也应该得到发展，而当时这些还正处于发展初期。所有对钢铁行业未来的担心都随着美国在进口关税上的举措而烟消云散。我清楚地认识到，内战已经使美国人民下定决心，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任何与国家安全有实质联系的产业都不能依赖欧洲。美国所有形式的钢材和所需要的大部分的铁一度依赖进口，英国是最大的供应国。美国人民强烈要求自足，国会决定向进口钢轨按价征收28％的关税—相当于每吨28美元，当时钢轨每吨可卖到100美元，其他物品也按相应比例征收。
资本毫不迟疑地登上制造业这艘大船，自信得就像国家会尽一切可能保护它一样。内战后的几年中，降低税率的呼声开始高涨，我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争论。经常有人指责道，制造业主贿赂议员的现象很普遍。但据我所知，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根据。除了维持钢铁协会每年所需的几千美元之外，他们从来没有为任何目的集过资。他们只不过为一次保护贸易对抗自由贸易的活动捐了款。
在我的大力支持下，钢材的进口税持续下降，到后来降到了每吨7美元—只有先前的四分之一（今天，1911年，进口税又降了一半，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的方案中还要得到继续修改）。克利夫兰总统为通过一项新的激烈的税则所作出的努力很有趣。它在很多地方降税太多，如果它获得通过的话，那么将会有多家而不是一家制造商受到损害。我被召往华盛顿，准备对《威尔逊法》进行修改，提高税率。参议员高曼（参议院中的民主党领袖）、纽约州州长弗劳和许多出色的民主党人都和我一样是坚定的适度贸易保护论者。他们倾向于反对《威尔逊法》，因为它过于严厉，降税太过厉害，肯定会阻碍我们国内的一些工业。高曼议员对我说，他希望我尽量减少对本国生产商的损害，他还说他的同事们对我有信心，如果税率大幅度降低，参议员们又一致支持这一法案，那么在钢铁的税率上，他们将接受我的引导。我依然还记得他说的话：“我可以反对总统，但必须打败他；我承受不起去反对他，但却被他打败的结果。”
弗劳尔州长也持同样的看法，让我们党同意我所提议的大幅度降税，这没有丝毫困难。《威尔逊—高曼关税案》获得了通过。
在内战刚结束的时候，我在制造业中的影响力还不够参加关税法的制定，所以我总是在扮演一个赞成者的角色。我反对极端主义—既反对那些认为关税越高越好，对所有的减税措施一概抨击的非理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者，也反对那些抵制一切关税，倡导无限自由贸易的极端分子。
1907年，我们有能力废除在钢铁上的一切进口税，而不会有任何损害。高额关税在早期是必要的。欧洲没有多少剩余的产品，所以，即便这里钢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人们也只能从欧洲进口少数的钢铁产品，甚至这还可能导致欧洲钢铁产品价格上涨，国内的制造工业不会受到影响。自由贸易只有在需求过量的时候才会妨碍国内钢铁价格的上涨。对于自由贸易，国内的制造商们无须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