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期间，钢铁的价格涨到了每吨130美元。即便是那个数字，也还不是有钱就可以买到的。因为缺乏新的轨道，美国的铁路很快变得危险。这一状态促使我在1864年在匹兹堡建立了一家铁轨制造企业。在寻求资金和合作伙伴方面，我没遇到什么困难，并且先进的钢轨炉和鼓风机也已经问世。
与此相同，当时对火车机车的需求量也是巨大的，在1866年，我和托马斯N.米勒先生一起组建了匹兹堡机车厂。这是一个信誉良好、繁荣兴旺的企业，它所生产的机车在全美享有盛誉。到1906年，这家公司原价100美元的股票在市场上可以卖到3000美元，30：1的比例，这个今天听起来像是一个童话。每年的红利很丰厚，总能如期下发。这个公司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的方针便是一个充分的证明：“只做最好。”
在阿尔图纳的时候，我曾看到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在试制当时第一座钢铁小桥，并获得了成功。当时我就看出，为了永久性的铁路结构，再也不用依靠木头来制造铁路桥了。有一次，宾夕法尼亚一座非常重要的铁路桥被烧毁，导致交通被阻隔了８天。该是铁制铁路桥登场的时候了，我给铁路桥梁的设计者H.J.林维尔，以及负责管理宾夕法尼亚铁路桥梁的约翰L.帕伯和希福
勒提出建议，认为他们应该来匹兹堡，而我将组建一家公司来修建一座钢铁大桥，这是此类公司的头一家。我请我的好朋友—宾夕法尼亚铁路的司各特先生和我们一起参与这项冒险，他答应了。我们每人出五分之一的股份，也就是1250美元。我的那笔钱是从银行借来的。现在回想起来，那点钱真的不算什么，因为“高大的橡树都是从小树苗成长起来的”。
就这样，我们在1862年组建了“帕伯和希福勒公司”，后来又于1863年并入吉斯通桥梁公司。由此开始，铁路桥开始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据我所知，在世界范围内，它也开始大行其道。只要我写个借据，匹兹堡的钢铁生产商就愿意把材料赊给我们的新公司。我们用木头搭建了几个小型的车间，一些桥梁结构也正在动工了。铸铁是主要材料，我们建造的桥梁质量极佳，有一些那时建造的桥，经过多年繁重的交通运输，现在依然还在使用。
在施托伊本维尔，人们要在俄亥俄河上修一座桥，于是问题出现了。我们能否应承在这条水道上建一座跨度有300英尺的铁路桥呢？如果在今天，我们还这么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怀疑自己的能力的话，那确实有点荒诞不经。但我们要记住，那还是在钢铁时代以前，甚至熟铁在美国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我们能用的最主要材料就是铸铁。尽管如此，我还是竭力劝说我的合作伙伴们试一试，最后我们签订了合同。不过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铁路公司的朱伊总裁前来视察施工情况，当他看到那些用来造桥的沉重的铸铁管时，他转过身来对我说：
“我不相信这些沉重的铸铁管子能支撑住它们自己，更不用说让火车过河了。”
然而，事实胜于一切，这座铁桥至今依然在那发挥着它的作用，完全可以承受繁重的交通压力。我们原本希望这第一项工程可以大赚一笔，可是由于通货膨胀在工程完结之前便已发生，我们的利润差不多都没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总裁埃德加汤姆逊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同意另外支付一笔酬金，以使我们免于亏损，这足见他的公道。他说，在签合同的时候，双方都没有预料到这一情况。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谈判代表埃德加汤姆逊是一个伟大而高尚的人，他一直认为，法律的精神要高于文字。
有了林维尔、帕伯和希福勒，我们便有了当时最佳的人才组合：林维尔是工程师；帕伯精力充沛，是个活跃的技工；而希福勒自信而稳重。帕伯上校是个杰出的人，汤姆森总裁曾经说，如果有一座桥烧坏了，他宁愿让帕伯去修，而不是一个工程队或军团。帕伯最大的嗜好就是马（这对我们是件好事）。当我们业务方面争论得太激烈，上校便有了要发脾气的征兆，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话题引向马，他便把所有的一切都抛诸脑后，开始沉醉于马的话题。在他工作过于劳累的时候，我们想让他休息，给他放个假，就派他到肯塔基州去挑一两匹马，给我们之中需要的人，他是我们唯一肯信任的相马人选。然而，他对马的痴狂有时候也会给他带来麻烦。有一天他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半边脸满是污泥，衣服扯破了，帽子也弄丢了，但手上依然执着马鞭。他解释说，他努力想去驾驭一匹肯塔基的韦倍人骑过的小马，可是有一条缰绳断了，他控制不了方向。
他是一个卓越的人，我们都亲切的叫他“管子”（Pipe）。如果他喜欢一个人，比如说我，那么他会永远支持并且跟随他。后来，我去了纽约。他便把对我的感情转移到我的弟弟汤姆身上，可他总是叫他托马斯。因为我得到了他的支持，弟弟在他心中的地位便也高了起来，他同样地很尊敬汤姆，凡是出自汤姆之口的，他都当做是法律和福音。
说到帕伯上校，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不一般的人物，是我们在从事造桥的日子里结识的。他就是圣路易斯州的伊兹船长。他是一个天才，但没读多少书，不能用自然科学知识来指导自己的那些古怪的呆板的想法。看起来，他总想按照自己最初的想法来做每一件事情。尽管时机并不成熟，各方面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他还是喜欢一条路走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当他的关于圣路易桥的计划提交给我们之后，我把它交给了林维尔先生—全美最通此道的人之一。他跑来找我，十分担心地说：
“如果照这个方案来建这座桥，它根本就站不起来，它无法承受自己的重量。”
“噢，”我说，“伊兹船长要来，在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委婉地把这一点指出来，给他一个正确的方案，别让他走弯路，还有不要跟其他任何人提起。”
林维尔做得很成功，在建桥过程中，可怜的帕伯不能够满足船长的一些特殊需求，起初，他还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么大的一个业务，因而他对伊兹船长也极为客气，他甚至开始都不叫他伊兹船长，而称他伊兹长官。打招呼的时候也热情地说：“您好！”“很高兴见到您。”可不久之后，事情变得有些复杂起来，问候也不似先前那么热忱，但仍然是“早上好，伊兹船长”。慢慢地，友好程度一路下降，直到我们惊讶得听到帕伯称他为“伊兹先生”。在桥梁快完工的时候，“长官”已经降格而为“吉姆伊兹”。毫无疑问，伊兹船长是一个有才能、有魅力、有趣味的人，但如果不利用科学技术和别人的实践经验，他就无法在密西西比河上架起一座跨度达500英尺的大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