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海边等一本书》 文宁肯
选自《中国作家》2011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宁肯：1959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北河间。上世纪八十年代写诗，九十年代写散文，1998年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已出版有《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女人》《天·藏》四部。
自从亚米拉·奥卡约娃说要把她的新书一页页撕下，扔进大海，希望全世界的读者读到她的书，我就信以为真，每天清晨，我都在海边等这本书。
住地离海不远，很适合疗养，倒不是说海风和新鲜空气对我的健康有作用，主要是这儿安静，是个不动产投资区，非真正的居住区。这里三面环海，沿曲折的海岸到处是海景房，我的一个买卖文物的朋友在这儿一气买了七套房子，一套他也不住，也不出租，因为没人租，静静的房子都闲在那里。我的买卖文物的朋友说我随便住他的哪套房子都行，最好是哪套都住一住，这样他的每套房子就都有了人气儿。房子都是装修好的，不住真是可惜，我于是在小区成为一个拥有七套房子的人。小区环境很好，绿树青草，海风拂拂，小径和喷泉都有，只是没有服务设施，连个小卖部也没有。偶尔小区才会来一帮子人，这些人从车里拎出大包小包住下来，几天又走了，留下一些很干净的垃圾。
房子基本是白色的，只是顶有些红，与海的颜色形成极其单纯的对比。
画家在这儿一般没作为，因为越简单越不好画，只能抽象。抽象是另外一回事，是个人事件，不具公共性，难以理解。文字就不一样了，在表现海水的质感时文字会与所有人的心都相通，很多时候海的质感就是心灵的质感，写在水上的文字就是写在心上的文字。至今，我还没见过一幅成功表现海水的画儿。但我看过这样的文字，就是奥卡约娃的文字。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卡约娃的文字就是写在海上的文字，即使奥卡约娃的书还没漂来，我已看到海水的深层布满她的文字，浅层也一样。我每天去海边，远望或低头——看不到奥卡约娃的书就低头看海。
其实，我用不着出门看海，只要坐在房前有白色栅栏的小花园里就可以看到很近很近的海，海浪常常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住，有时浪花几乎溅到脚前（当然这是七套房子中离海最近的一套房子）。但我还是愿大海用最后的力量触摸到我，我站在浅色水中，这样，我才觉得与海水有了一种实质的关系。我愿掬上一捧浅浅的海水，再抛向大海，就像抛撒书页和文字一样。
有时我也会住到离海最远的房子去，那套房子在小区最高处，也就是小区的最后一个层级，后面没有房子了——后面就是岩石了。当然，更远的后面还有房子，更孤立、更豪华的房子，但已是我不能想象的房子。我站在房子的三层阁楼上，从一孔童话般的尖拱小窗可以看到很远的海。我看到小区下面所有的房子，裙边般的海浪，极远的海平线，海天一色。天与海的夹角很低，在夹角中我甚至看见了自己。天气特别好时，在半岛右侧，在连接大陆的地方，可以看到一小角港口，密集的塔吊，外轮的各色旗帜。有的外轮停在海平线上，有的正在驶来，有人在喝咖啡，接吻，抛物，我看到很多看不到的东西。
我看到了奥卡约娃。
奥卡约娃也住在海边，也在海边写作，在亚平宁半岛南端，或者最南端。奥卡约娃说，每天她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伟大的威苏威火山。我不知道威苏威火山，没有概念，可是当奥卡约娃说到庞贝我一下想起威苏威火山。我记得曾在不同的读物上看到两千年前威苏威火山喷发，庞贝被火山吞噬，两千年后被完整出土。记忆常常是这样，主要记忆会引发次要记忆，有些事你记不得了，但提到另一件事你会立刻想起忘记的事。从前医生就是这样治疗我的，医生总是问我：想起什么了吗？虽然现在我的记忆仍不太完整，但已习惯了不完整。我记得在有关庞贝的图片上看到过两千年前人的坐姿化石，而且就坐在客厅里，火山喷发时，他甚至在思考火山。他或许是哲学家，那时的哲学家了不起。我看到整个城市失去肌体的骨骸，看到完整的浴室、面包房、剧场、竞技场。竞技场当时好像没有活动，否则无法想象这里坐满了观众，无法想象观众的手势，呼喊。奥卡约娃说毁灭实际上就是拯救。我不太懂奥卡约娃的话，有点理解不了，不能想象一种事物还是另一种事物。
我需要不同方向的海，因此住遍了七套房子。
谁知道奥卡约娃的书会从哪个方向漂来？或漂到了哪个静静的角落？哪个海岬？我相信奥卡约娃的话，相信她所有的话，尽管或许不能完整地理解。奥卡约娃要我不用担心那些书页会被水溶解，她的书将是透明的，有一层薄薄的覆膜。奥卡约娃还说，书页漂流的情景可以想象为成群的海鸥贴着弯曲的海浪飞翔的情景。可是那样一来我认为奥卡约娃的书不够全世界分的，有那么多书页吗？不过我不会多要，我对奥卡约娃说我只要一页就行。一页。一只海鸥。一人。我在海边等到一本书。以前可不是这样，以前见到奥卡约娃之前，我虽与海近在咫尺，却很少真正走到海边。
那时我也很少住离海边最近的这套房子，因为夜晚太近的涛声会让我感到不安，许多噩梦随着涛声升起。因此，我过去住的更多的是小区中心的房子。对大海而言，住宅区中心的房子是平庸的，乏味的，但也是安全的。而安全或安全感对我特别重要。我与生俱来眼睛和别人不太一样，我看到的世界是不稳定的，就像不稳定的电视：一会儿彩色，一会儿黑白。如果问题仅止于此，也就是说仅仅是间歇的色盲，我觉得还可以承受。我可以不要色彩。但问题是一旦我所看到的世界失去色彩，我反而会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幻视，反正我会看到房子后面的东西，把成群的人看成骨骼，就像X光片一样。我后来出门不得不戴上有色眼镜，茶镜或墨镜，看上去就像盲人一样。在公共场所，总是低头不语。别人总是闭着眼做梦，我睁着眼也会做梦，这些梦完整记录下来有些人认为会很精彩。我曾有过一个女友——我后来成为某一种作家完全有赖于她——在电影院，公园，郊外的小径，反复做我的工作，要我把头脑里仍在不断生成的故事写出来，说现在正在流行我脑子里那些稀奇古怪的穿越的故事。我同我的女友是在医院草坪上认识的，那时候我们的条衣和表情一样单纯，而阳光更单纯。离开医院不久，她艰难地找到我，我们继续草坪上的话题，一切似乎和出院前没什么不同。
后来我真的写出了我脑子里的东西，可她看了之后却离我而去。我不知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文字表达是否和口头表达不同。现在我的女友是我朋友的妻子，这儿的女主人，不过她一次也没来过这儿。每次我的朋友开着宝马来或走，我都会翘首仰望好一会儿。如今在我的记忆中，我已不认识我的女友，因为我的女友已没任何色彩，和遗像还不同，就是一种黑白片，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
像我的前女友一样，我的许多记忆都是黑白的，无论阴沉的埃多拉还是明亮一些的洛伦佐，都一样，不过由于奥卡约娃的存在，这两个家伙有时会在我的记忆中恢复一点色彩。不过还不如没有。埃多拉和洛伦佐是奥卡约娃的朋友，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我的朋友，我们曾在一个公共场合相处多日。一般说来在不得已的公共场合我很少抬头，总是低头看书或装作记点什么，或看非常过时的手机。当然我不会像石头一样，我也有正常人的一切东西。最先让我慢慢抬起头来的是洛伦佐，之后是埃多拉。我对洛伦佐总的来说印象不坏，他的一头整齐的金灿灿的卷发让我想到十八世纪的法官，但他的眼睛又很年轻，声音也很年轻。小册子上介绍说洛伦佐是一个以写二战见长的意大利年轻作家，不过他真的年轻吗？至少卷发不年轻。洛伦佐讲到早年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次旅行吸引了我，他在一个边远的小图书馆偶然看到一张墨索里尼吊死的完整照片，照片上还有另外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他爷爷。墨索里尼吊死的照片广为人知，很多二战电影里都能看到，但通常都是墨索里尼一人，没有别人。看到爷爷赫然在上，洛伦佐惊呆了。一来这是第一次看到完整的历史照片，二来家人从未告诉过他爷爷的身世，他从不知道爷爷乔瓦尼·帕奥里尼当年曾是墨索里尼手下一个高官，一个能征惯战的旅长，后来一同与墨索里尼被绞死在广场上。洛伦佐有些激动，准备拿这件事写一部小说。我不知道这事能写成什么样的小说，我觉得洛伦佐激动得有些不正常。如果事情仅止于此，我的记忆可能也不完全是黑白的。洛伦佐刚刚讲完，埃多拉就开腔了。埃多拉一开腔我就注意到他阴鸷的目光里有种很硬的东西。他的爷爷也曾经是一个旅长，不过，他说，是抵抗组织的旅长。
“你的爷爷杀了我的爷爷，一个旅长杀了另一个旅长。”
我觉得不寒而栗，整个会场失去色彩。
埃多拉年纪不大，脸长，谢顶，前额既宽且长，因此眼睛看上去被压得低低的，似乎总是从下往上看人。埃多拉低低地说：“我一直知道乔瓦尼·帕奥里尼这个名字，不知道就是你爷爷，没想到这次到中国来，也就是现在，刚刚，我知道了我们是仇人。”“仇人”两字说得很轻。
“他被俘了？”洛伦佐同样很轻地似乎不经意地问。
“是。”埃多拉一动不动，两手放在桌子上。
“确切地说，你的爷爷枪毙了我的爷爷。”
埃多拉做了一个手枪的动作，点了一下洛伦佐。
“亲手枪毙的。”埃多拉说。
埃多拉站起来。如同吸着洛伦佐一样，洛伦佐也站起来。他们绕着会议圆桌同时向对方走，到了近前，手握在一起。没拥抱。应该是拥抱。
“我们都是历史的碎片，过去不认识，现在认识了，以碎片的方式。”
洛伦佐的卷发整齐得像是假发。
“你是碎片，我不是。”埃多拉的额头大得惊人。
两人对视一会儿，没再说什么。洛伦佐大度地拍了拍埃多拉的肩，依然没有拥抱，没一丝和解，回到原位。
埃多拉继续低低地讲历史，讲爷爷被枪毙后他当时年仅十七岁的母亲不敢以真名示人，做了假证件冒充著名的洛伦佐·帕奥里尼家族的人才得以生存下来。
我已经不再意识到我的世界已全变成黑白的，似乎世界本来如此，我听到枪声大作，桌椅倒地，老教父倒在血泊之中，人被砌入大理石柱子，警察局长死于非命。意大利是个以黑手党闻名的国家，啥事都可能发生。当然这是在中国，在中国还不至于吧？
我根本无法控制自己脆弱的想象。
事情发生在北京三里屯东街二号，意大利文化中心，一幢典型的意大利风格建筑物内。建筑物古色古香，有吧台，图书室，深色会议圆桌，旋转楼梯，雕塑和壁画，北京一些文化人常应邀来这儿做中意文化交流。
我第一次得到邀请，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意大利来了七个作家，一个我也不认识。意大利作家我只知道翁贝托·艾科。翁贝托·艾科没来我有点儿失望。对了，前不久我刚知道一个不太出名的名叫布鲁诺·莫尔齐奥的意大利作家，据说是热那亚的一位心理学教授和心理治疗师，他的小说属于“地中海黑色文学”，有人说我与他有点儿相似。不知布鲁诺为什么没在这次的意大利作家之列。
这已是第二届中意作家对话会了，去年是第一届，我不知道。今年的对话主题是“历史和旅行”，和我完全不相干，我想肯定哪儿出了差错。事实上去年的主题“悬疑，惊悚，恐怖”倒比较适合我。有些事就是这么怪，该来的没有来，不该邀请的却被邀请。
中国出席的都是大名鼎鼎的纯文学作家。我不是什么严肃作家，也不是畅销作家，我只写自己的东西。我几乎不同外界联系，没人知道我在海边写作，没想到意大利使馆竟然费尽了周折找到我。之前据说他们找了无数人才找到我的买卖文物的朋友，最后总算找到了我。他们或许并没有错，“历史”事实上一直充满了历史性的疑问，历史的碎片也在生活中无所不在。他们需要一个与生俱来把历史看成噩梦与悬疑的人？不过我对埃多拉与洛伦佐这类历史碎片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控制不住自己几乎自动的幻象，比如对《教父》或《警察局长的自白》的幻象。我觉得意大利是一个可以加重人病情的国家。在许多天的会场上，事实上我根本不敢多看埃多拉与洛伦佐，我后来完全低下了头。即使现在不看他们，只要一想到他们，我也无法看到他们的衣着和肉体。我看到的是他们的骨骼，特别是他们的锁骨。他们好像被一条绳子穿起来，吊在会场上，这是我对他们最后的幻象，我不能说出这种幻象，说出来人们会嘲笑我。
我不该参加对话。我看到的与其说是历史，在我看来不如说更像未来。可是奥卡约娃却毫不犹豫地说，单凭我的眼睛，我是最有资格参加这次“历史主题”的对话的。我告诉奥卡约娃，我的眼睛是有问题的，常常会失去色彩。奥卡约娃用海一样颜色的眼睛看着我，说：“我见过许多梦幻的眼睛，你是最特别的，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曾住过很长时间医院，”我说，“医院减少了我的视觉世界，可一出院又会成倍地增加，所以，”我低下头去，“我尽可能不见人。我在生活中需要医院一样单纯的颜色，海或海边都是这样。”
奥卡约娃一点也不惊讶我自报病历。“从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看出你眼睛里的医院的影子，这没什么，这恰好说明你不是训练出来的悬疑或者惊悚或者恐怖总之诸如此类的作家，你是天生的，像梵·高的画一样是天生的。”
我们用英语交谈，毫无障碍。
“真正的恐怖不是来自医院，而是来自历史。”
奥卡约娃谈到历史，她原籍并非意大利人而是捷克人，早年移民意大利。交谈中我使用了“移民”一词。“不，是逃亡。”奥卡约娃严肃地纠正我，特别强调了“fugitive”一词。“fugitive！fugitive！（逃亡）”奥卡约娃大声说。我注意到奥卡约娃的冲动。她的冲动让我意识到她是一个欧洲人，过去只在电影中见过。我注意到奥卡约娃海水一样浅的眼睛变得深邃，神秘，以至呈现出颜色本身的恐怖。
奥卡约娃十一岁时开始过逃亡生活，父母亲二战时曾过着逃亡的生活。她是另一种逃亡。“东欧式的逃亡。”奥卡约娃说。说这话时奥卡约娃的眼睛甚至有了某种石头的质感，在埃多拉压得很低的眼睛里我也注意到了这种质感。
奥卡约娃写过很多书，布拉格的书，奥斯维辛的书，华沙的书，意大利的书，冰岛的书，全部与童年有关，与一个少女的逃亡有关。然而奥卡约娃说她的书并非童话，也不是写给孩子看的。
“我不认为孩子应该看我的书，虽然我被定位为一个童书作家。”
“为什么这样？”
“他们读不懂，一旦懂了又会很可怕。”
“你的书与安徒生无关？”
“是，是的，当然无关。”奥卡约娃非常肯定，“怎么和十九世纪有关？”
“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不同？”
“二十世纪没有浪漫，十九世纪还有。”
“不能写一部《逃亡中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吗？”
“你不是恐怖作家，这点我越来越确定。”
“不能试试吗？”
奥卡约娃显出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表情，就好像海水的颜色慢慢变浅，我不能说是微笑，但也差不太多。奥卡约娃答应了我。
“我会在海边写这本书，写完把它们扔进大海。”
“为什么？”我不解地问。
奥卡约娃真的笑起来，笑的时候皱纹显得异常深刻。
她不年轻了，但也不老，混合中让我感到一种复杂的说不出的东西。这种东西在奥卡约娃结束中国之旅的时候（我们相处了七天），让我无论感到自己多么幼稚还是忍不住讲出了我的担心：埃多拉让我感到不安。在登上去往首都机场的大巴之前，我们拥抱，告别。“写出你的担心，”奥卡约娃说，“想象所有的理由。”“不，”我说，“我希望你们一离开我就忘掉这件事，请原谅我是个病人。”“谢谢你的不安，”奥卡约娃说，“期待你的新作。”“我也期待您的书，您答应过的书，与大海有关的书，我会每天去海边，噢，说不定我们会同时到达海边，我马上也要离开。”奥卡约娃上了车，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她到热那亚是十个小时，我坐慢车到海边差不多也十个小时。可惜到中国海边我无法给奥卡约娃打个电话，一来我不习惯往国外打电话，二来我的手机也没这个功能。不，干吗要打电话呢？现在我望着大海，越来越觉得完全不需要电话。
当然，我知道大海很虚无，但不会比我对它有所期待以前更虚无。我对大海的期待并没影响我什么，除了伫立的时间较长，也称不上痴迷。我仅仅为自己打开了一种无限的可能，比如有时我会觉得大海布满字，海鸥衔书页而来。一切都是可能的，只要你愿意开放你的可能。此外，我在这儿的孤独变得有意义，甚至病也变得有意义。过去总是噩梦包围着我，现在美好包围着我，以至连每周一次过去视为负担的外出购物也变成我的期待。
购物要到镇上，有十几里路，除了海风，波浪，一路几乎无人。对我而言，过去的海是同一个海，现在每一处海都是不同的海，这使我的购物变得充满意义和可能。我不时把车停下看看某处海角，某片海滩，谁知道哪片礁石或滩涂上静静躺着一本书呢？
过去我一直骑自行车，前不久，也就是我住遍了七套房子之后，我的买卖文物的朋友给我提供了一辆夏利车。车况不太好，二手车，浑身上下坑坑瘪瘪，一看就是撞过或被撞过。像朋友的职业一样，这辆夏利车充满了收藏品味道，满身的尘土呈现质感，一看就是在某个地库放了许多许多年。不过发动机的声音还不错，往返于镇上应无问题。
我的买卖文物的朋友完全有能力给我提供一辆新车，但他认为我不需要新车。我完全认同我的朋友的观点，我与夏利是适合的。不过我收留的一只沙皮狗对夏利颇为不满意，我第一次带它去镇上购物它一路唉声叹气，甚至不愿意坐在副驾上。我认为老沙（我叫它老沙，它很老了，至少看上去比我老）没有叹气的理由，它应该忘记被遗弃前的生活。
老沙身体呈棕色，满脸褶皱，几乎看不出眼睛，低调而耐人寻味。我不能说它是一条哲学化的狗，但它的确常常让我想到法国哲学家伏尔泰的表情。它天生属于书房，地毯，沙发，壁炉。我刚到小区时，它在我的房门口奄奄一息，我跟它说话它看也不看我，喂它东西它也不吃，它不怕死亡，好像它已思考过死亡。
我的买卖文物的开着古色古香收藏品般宝马的朋友催我赶紧走开，但我还是尽了最后的一点责任，把一点食物和水放在它跟前，很快就忘记了它。
老沙像我预料的一样，基本待在我的书房，除了跟我到海边哪儿都不去。老沙从来不叫，没听它叫过一声。当然这儿太安静了，没有叫的理由。
海鸥不是理由，海浪不是理由，远海的外轮不是理由，我当然更不是理由。
我们彼此如此沉默，无论在书房，在海边。我不用意识到老沙的存在，老沙也不用意识到我，我们好像是一体的。而且除了涨大潮，我们也基本上一动不动。老沙极偶尔的时候（简直要出什么情况）会叼一些不多的东西到我脚边，贝壳，螃蟹，报纸，可乐瓶子。许多个黄昏，在许多个不同方向上，我们一大一小的影子投在晃动的金灿灿的海浪上，沙滩上，岩石上。早晨也是，日出有时从海上来，有时从后面来，看我们站哪个方向了。有时在早晨火红的阳光中老沙会突然冲出去，叼回一个塑料袋，好像这是我们等的。老沙越来越懂我，以至后来我写作时它也会单独出去。
我大部分时间伏案写作。有一天，老沙突然在外面叫起来，非常新鲜。老沙的叫声开始有点远，渐渐越来越近，好像追着什么叫。我从屋里出来，一眼看到一个梦幻般的邮差。邮差到了门前，老沙还在叫，不依不饶。这儿从没来过邮差。
“你从海上来吗？”我幻觉得脱口而出。
“是的。”邮差说。把包裹递给我，让我签单。
邮差已不年轻，自行车也是老式的。我签了单，认出了单上的外文名字，同时问：“我怎么从没见过您？”
邮差低头整理东西，“这儿从没有过信，你是第一封。”
邮差骑上深绿色的自行车走了，没打任何招呼，骑向大海。
海上有自行车是可能的，我想，达利有道理。另外，许多事都是这样，不发生是不发生，一发生就是连续的。
就在我收到包裹不到一个星期，有一天，老沙叼回一个古色古香的瓶子，一看就是我梦想中的漂流瓶，那一刻我几乎看到奥卡约娃就在不远处的外轮上，放漂流瓶。然而，当我打开瓶子，里面的东西像她的邮包一样让我失望。瓶子里是奥卡约娃的新书《埃多拉之死》的封面，我觉得漂流瓶方式无论如何应与同样古老的邮差方式有所不同，可竟然完全一样。
包裹里是厚厚的《埃多拉之死》，我还一页都没读。我一看这就不是我要等的书，更不是我经常在海中看到的文字。如果不是署名亚米拉·奥卡约娃，我认为这完全是另一个人的书。我对埃多拉和洛伦佐不感兴趣，早已忘记他们，甚至已记不起他们两个谁是谁。我继续写作，每天去海边，这已是我根深蒂固的习惯。老沙继续叼一些东西回来，只是越来越少。有一次又叼来一只瓶子，但里面什么也没有。有时我也会想一下，怎么是埃多拉死了？意大利是个我不能理解的国家。
现在，每天我仍在海边等一本不存在的书。无论如何我仍相信奥卡约娃，相信会有一本不存在的书。
可是有一天我朋友的妻子来到无人的小区改变了我的等待，也改变了我的写作。我对她非常陌生，可我的前女友对我一点也不陌生，连声音也像在医院时一样。她开着那辆收藏品般的宝马停在了我的夏利旁。老沙真没出息，围着宝马急得团团转，结果我的前女友还真让它上去了，一旦上去再也没下来。我的前女友告诉我，她的丈夫死了，这儿的房价已涨了三倍，七套房子已相当于二十一套。我不知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结果还真有，我不能在这儿写作了，我的女友说，我得换个海滨写作。
原刊责编 赵虹 本刊责编 鲁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