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对策本部作出的第一项决定，就是立即向全国公共运输机构发出强行检查危险物品的命令。与此同时，东京地铁系统成为防范的重点；第二道指令宣布，由于紧急事件的发生，东京地铁服务暂时停止，告示迅速贴满了各个车站。紧接着，日本自卫队的特种部队头戴防毒面具出现在事发地铁车站，协助维持秩序及清理残留毒品。而主要受害地区——中央区的14所小学、6所中学，一律提前放假让师生回家，归途中学生们一人戴一个大口罩。这天上午，除了日本军队派出特种部队以外，日本警视厅和消防厅也分别出动了1万名警察和192辆救护车。
这一切稳定局势的做法避免了危机发生时的民众恐慌，为下一步的恢复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利用媒体稳定人心。人们面临危机时，对信息的需求快速增加，如果正常传播渠道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小道消息的传播就会增多，增加恐慌，沙林事件中，政府在第一时间由专家公布事实真相，虽然大家知道沙林瓦斯是一种剧毒化学武器，具有极强的杀伤力，但是因为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公众反倒镇静了。
在危机发生后，要能够迅速掌握有关的事实，准备好有关危机的新闻稿及其背景材料，邀请公正、权威的机构或人士发表意见，及时准确地回答公众关心的问题，充分利用新闻媒介与公众沟通，引导和控制舆论局势，不让谣言或小道消息蔓延。与此同时，及时向有关方面通报危机处理的进程、结果和处理的措施，以稳定人心。
4.抓住关键点就是抓住了处理危机的方策
一个突发事件降临到了面前，领导者此时怎样应对才不致偏离方向，并予以有效遏止呢？我们认为：出发点就是判断。没有判断，就无从决断。判断正确，才有正确的决断。判断有误，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决断。判断不下，势必优柔寡断。而这个所谓的判断不外乎就是对事件关键点的确定。
在突发事件面前，领导者不会轻易作出行动决断，决断前他需要掌握诸如目的、环境和手段以及资源等条件。
领导决断力的基本要素中，目标是事先设定的，但目标的确定，同样离不开对领导所涉及的客观环境和自身条件的综合分析和判断。其他因素，如时机问题，是领导者对客观环境和自身资源条件在互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与走势不断作出分析和判断的过程。所以，我们再强调一下：领导决断力的起点是判断。
1989年3～4月间，格鲁吉亚加盟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市发生了震惊国内外的流血事件，出动的军警和闹事的人双方发生了冲突，参与闹事者有1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军警也有70多人受伤。惨剧发生以后，当局宣布第比利斯实行宵禁，苏共中央立即派出在当地很有威信的政治局委员、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率团赶赴该地处理问题。当时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告格鲁吉亚人民书，对死难者发出慰问电，宣布4月11日为共和国哀悼日。
谢瓦尔德纳泽同当地党政领导、积极分子、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以及市民进行了广泛接触，既有耐心的宣传教育，也有激烈的辩论交锋，但他置身于群众中，与群众一道分析悲剧产生的原因和应该采取的态度。同时，他还严厉谴责少数追求自私目的愚弄群众的人，指出一些非正式组织的头目打着民主的旗号实现个人野心，并要求将这些罪犯一个不露地查出来，予以严惩。由于主要的领导者抓住了处理问题的关键，因此经过艰巨细致的工作，格鲁吉亚一触即发的局势很快平息下来。
1989年3月24日，美国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号油轮搁浅并泄出2.67万桶共1100万加仑的原油，油污进入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海峡，此次意外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漏油事件。事故发生以后，埃克森公司没有采取适当的措施表示对事态的关注，例如派高层人员亲临现场、指定负责善后的人员，并向公众沟通事件的原委、公司的解决办法，以及表示遗憾、进行情感沟通。埃克森公司主席劳伦斯·洛尔听到大批原油泄漏事故后没有乘坐首次航班前往阿拉斯加，同时即使面对公众他也没有说明危机的严重性。在知晓危机的本质之后，洛尔先生应该在24小时内在纽约建立危机管理指挥中心，建立政府联络办公室，以传达公司所作的努力，并要求政府支持；同时，应尽快处理新闻中心作为公司权威报告以及动态报告的交换中心。但是，这些方面埃克森公司都没有做到，人们的期望随即转化为愤怒，进而引发了对其产品的联合抵制等苛刻的惩罚。
这是个反面的典型。
可见，正确的判断，对于领导正确的决断，是多么重要。
第三节善于认清问题实质
领导者对突然而至的危机事件要快速地确定其本质和性质，即它是属于偶然的还是有针对性的，是不可抗力导致的还是人为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情况的快速反应和快速鉴定，可帮助领导者及其组织及时制定出有效的处理对策和救急方案。
1.认识事件实质，避免出现盲动
实践证明，没有对事件的实质进行认识就急于采取行动，结果都是失败的，或者是把工作方向引向了偏道，造成了不良影响和损失。
中国抗战胜利后，为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毛泽东应蒋介石电邀，亲赴重庆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国共签订了《会谈纪要》。可就在毛泽东要离开重庆的前三天，突然出现了一件突发事件。
那天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到军事委员会礼堂，参加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为欢送毛泽东回延安而举行的鸡尾酒会。酒会后在礼堂看戏。就在这段时间，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在乘车外出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伤势严重，送入市民医院抢救。周恩来听到消息后为之一震，但他没有立刻惊动毛泽东，只是对他说了声：“有点事，我出去一趟。”然后，他立刻找到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拉着他一起赶到医院。这时李少石因伤势过重而不幸死亡。周恩来随即责令张镇严加侦缉，抓获凶手。同时要求张镇散会后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村，保证毛泽东的安全。
当时周恩来虽满腔悲愤，仍异常镇定。当他把一切安排妥帖后，又轻轻走回剧场，回到原来的座位上，一直默默地等到京剧演完散场，毛泽东向主人道别上车为止，他都不曾把这个尚未查清的惨案向毛泽东透露一个字。
由于当时重庆的环境十分险恶，事实真相又不明白，当晚在办事处开会研究时气氛异常紧张。参加会议的人情绪激动，义愤填膺，不管作出什么样的猜测，都会把它同毛泽东的安全联系起来。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国民党方面有计划的暗杀行动。后经过调查，情况是：当汽车回城时，司机开快车，撞伤了路边的国民党士兵，士兵的班长见汽车肇事后并没有停下来，就朝汽车开枪。子弹从车后工具箱穿过，击中李少石肺部。李少石因流血过多，抢救无效而死亡。事情弄清后，《新华日报》发表文章，说明这个令人悲痛的偶然事件的经过，并表示愿意负担那个受伤士兵的医疗费用，万一伤重去世，愿负责殓葬抚恤。周恩来在安葬李少石后，还亲往医院看望那个受伤士兵，重申愿负担一切医疗费用。
蒋介石是一个世人皆知在政治斗争中不择手段，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的人。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安全问题是千百万人共同关心的问题。恰恰在毛泽东即将离渝之际，发生了“李少石事件”，把这一事件与毛泽东的安全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但事情发生后，周恩来却十分冷静，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保障毛泽东同志的安全，同时没有想当然地作出政治暗杀的轻率结论，而是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终于查明了真相，使事件得到恰当处理。
如果没有此事，没有查清其真实实质就盲目下结论，采取行动的话，就可能导致和谈破裂，使中国提前进入内战，可见，在突发事件到来时要摸清其情况有多么的重要。
2.要先定准靶子，然后发令射击
虽然子弹上了膛，但在目标没有确定前就不可盲目发枪。如轻率发令，盲目射击，不但打不到靶子，还可能会伤及无辜或责罚失当。领导者处理突发事件更不可草率行事，轻易作出任何指令，一定要在洞明真相之后再作出决策，发布指令，采取措施。
正如有人犯了错误或造成失误，给正常的工作秩序或社会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对此当然要追究责任，给予批评、教育、处分，或其他处罚。但在事情和责任没有搞清楚之前，千万不要急于定性，急于下结论，或轻率作出处理决定。如果处理错了或重了，伤了感情或激怒情绪而引起激烈反应，事情就很难挽回了。
2008年7月1日上午9时发生在上海的杨佳袭警事件就是一起因闸北分局民警定性不准、处理轻率而为后来的袭警事件埋下了祸根。
据介绍，2007年10月5日20时30分许，犯罪嫌疑人杨佳骑一辆无牌无证的自行车途经闸北区芷江西路普善路口时，受到闸北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巡逻民警盘查，因其拒绝出示身份证件和所骑自行车来源证明，造成市民围观、影响交通，杨佳随即被带至派出所作进一步调查。在警局接受了约6个小时的盘问后，警方查清其真实身份并确定自行车系租用等情况，杨佳于6日凌晨2时30分许被闸北警方予以放行。此后，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并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要求。为此，闸北分局督察支队曾两次赴京对杨佳进行法制宣传和疏导劝解工作。
为了平息此事，闸北公安分局督察支队先后两次赴京调解。2007年10月16日，督察支队赴京走访杨佳及其母亲时，两人要求公安机关给予1万元精神赔偿费；2008年3月15日，督察支队继续做杨佳工作，直至案发。
7月1日9时40分许，杨佳携带刀具、榔头、喷雾剂、登山杖、防尘面具、橡胶手套等物，窜至上海市闸北区政法办公大楼，实施了故意杀人犯罪行为，致6名公安民警牺牲，3名民警和1名保安受伤。到案后，杨佳对以上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