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后中国会出现“失落的10年”？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藏富于政府优劣尽显，政府成为最大的生产商、最大的消费者，而与此同时，民营经济方面一片萧条。中央政府拿出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但民间投资却迟迟未能拉动。
外向型经济失去支撑
为了走出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在寻找新的消费增长点。中国外向型的出口经济模式受到强烈冲击。
短期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收到刺激经济的效果，2009年第一季度GDP同比、环比均下降，同比增长只有6.1%，创下1992年有季度数据统计以来的新低，但与全球的负增长相比，仍属一枝独秀。由此，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经济与欧美脱钩说甚嚣尘上。但此时，国内经济政策早已转向，政府再次调高出口退税率，用出口退税维持出口企业菲薄的赢利，让出口企业获得喘息之机，一个历经20多年培育、行之久远的外向型经济体，不可能一夜之间与世界经济脱钩。曾经预言亚洲金融危机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表示，中国不存在内生性的经济危机，“中国是出口危机”。而国内的表述方法则是“结构性危机”，表述方法虽不同，意思完全相同。
从另一个出口巅峰国日本可以看出，世界现行的出口、消费型经济走向彻底的衰败。欧美经济学家铁口直断，日本经济模式崩溃了。这个经历了“失落的10年”国家，正在经历失落的20年。
日本的数据令人震惊，在连续4个季度的衰退、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总量萎缩3.8%之后，日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9年一季度萎缩4%，GDP回到1992年的水平。这当然不是世界经济末日，但意味着现有的出口经济模式已经穷途末路。
日本所有一切经济构造都是为出口经济服务的，劳动者的薪酬在很长时间内被有意压低，日元汇率一直由政府掌握在“恰当”的范围内，银行的贷款与股市的资金主要流向大企业，银企联合、互相持股的模式一时蔚为壮观。日本拥有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不用解决建立品牌、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难题，日本企业的管理是世界级教材，同时，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资源瓶颈，日本早从20世纪中期就开始参股全球各大资源性企业，以防止1973年的石油危机重新上演。
如此精密的一部出口机器，简直是工业出口国的样板，即使韩国、亚洲四小龙、中国全都依此模式取得过炫目的成功，如今却陷入了困境。
日本国内长期维持的低薪与养老资金的不足一方面鼓励了工薪族的斗志，另一方面抑制了国内的消费。日本政府发布劳动白皮书显示，2006年，反映物价上升率的平均实际劳动报酬比2005年减少0.1%，但总劳动时间却同比增加0.5%，为年间1 811小时。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水平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截至2009年3月，日本家庭平均消费支出（扣除物价变动影响）连续13个月出现下降。2008年情况更糟，根据2009年4月发布的数据，2008年6月全日制劳动者的平均工资较2007年少了0.7%，为29.91万日元。10年来，首次跌破30万日元大关。
日本人在国内虽然没有享受到高薪消费的乐趣，但相比其他国家，30年来企业的总体薪酬成本还是大有提高，这拜日元升值所赐。1985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是美国人的48%，由于工资水平上升与日元汇率飙升，5年后，按美元计算，日本人的工资水平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便缩短到了区区15个百分点。而到了1995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更超出了美国的37%。这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成为世界加工厂，只能成为加工厂的领导者，才能收回高昂的成本。
日本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70年代推出“列岛改造计划”，最近制定的“开拓未来战略”计划。该战略计划投资总额高达56.7万亿日元，是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仅财政支出就达15.4万亿日元。这些计划有成功有失败，总体而言，在经济起飞时成功的概率较大，而在工业化完成后成功的概率较低。
日本政府推动的高科技项目无论是在网络还是在机器人方面，或者远远落后于美国，或者商业化前景不明。2009年又有报道，日本政府将推出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财政刺激计划。该计划为期3年，总额达6万亿日元（约合618.6亿美元）。
日本在高科技行业的逐渐落败，说明日本政府主导的出口导向模式没有刺激企业进行整体创新之功效，而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的积极财政政策总体而言没有能够让日本经济复苏，除了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之外，说明日本政府消费已经到达极限，增加在本已十分完备的交通等方面的公共产品的投资，等同于浪费。
更重要的是，日本的金融模式管制极多，往往在实体赚得厚利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产品将大部分利益返还给美国金融机构。德国同样以银行业为主，但德国的内需启动有统一前的东德为支撑，而后欧盟又为德国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市场，而日本却不具备这些优势。
如此完备的一部出口机器已经走到头了吗？西方人说是的，因为最敢消费的美国人正在深度节俭；但日本人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不愿意放弃出口主导的经济模式。
据日本共同通信社报道，日本政府于2009年５月发表的2009年版《制造业白皮书》将目光瞄向持续扩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中产阶层，白皮书建议日本制造业产业积极开发这一群体需要的产品。白皮书分析说，在金砖四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年可支配收入超过5 000美元的消费者已经从2002年的约2.5亿人增加到2007年的约6.3亿人。日本企业应该更多地重视这部分消费者的需求，通过本地化降低生产成本、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实际上，从2002~2007年，日本经济有微弱却长期的增长，主要依靠强劲的出口和企业设备投资带动，对美国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大幅度增长，并且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价格有所上升，而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价格下降。
如果要继续成为出口强国，也许新兴市场是最好的选择，但前提是这些学习日本以出口兴国的经济体能够找到扩张内需之路。日本不过是个案例，说明在发达国家需求饱和后，全球不得不转向潜在的消费国家。
发达国家消费、东亚地区形成高低不同的产业生产链条的模式，将被全球消费，经济产业链条与货币一体化的模式所取代。传统的出口经济模式宣告崩溃。
中国走现代化道路的现成老师就是曾经取得成功的日、韩等国，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政府主导色彩更浓，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更低，据克鲁格曼所言，这个数字是美国工人的4%，跟1975年的韩国类似，到2009年，即使墨西哥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而墨西哥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只占到美国工人的11%。
中国出口到欧美的产品以低端的生活必需品居多，有刚性需求，但中国显然无法回到过去将全部产能泄泻到欧美市场的老路。美国人开始去杠杆化，开始存钱了。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人疯狂借钱消费，2007年美国居民储蓄率居然下降至–1.7%，家庭债务破天荒地占GDP的114%，这只在大萧条之前有过一次。当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重高达5.28%，美国的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突破了30%。到2009年年初，美国人开始储蓄，储蓄率从0攀升到4%，克鲁格曼预测最终会增长到8%左右。这就意味着消费放缓。到2009年5月7日止，美国国债账面余额是11.2万亿美元；美国政府5月11日估计2009年度累积财政赤字为1.84万亿美元，是2008年度财政赤字的4倍；美国政府估计2009年10月~2010年9月的财政赤字为1.26万亿美元；2010~2019年赤字总额则为7.1万亿美元；未来75年美国未作拨备的社会保障计划负债已上升至51万亿美元。2009年5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时表示，“美国长期债项的负担难以为继”，“不能永远这样向中国人借钱了”。刚刚形成的经济结构给打破了，全球无法支撑如此畸形、将人群分为生产与消费两类的经济结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形成的全球金融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新兴市场开始拥有贸易盈余，中国外向型经济也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发力。中国是出口主导经济体中的龙头老大，国际贸易中的经常项目盈余占到GDP的10%。中国增加投资每年提供产品增长20%以上，而收入所决定的需求每年增长10%左右，仅仅依靠国内的消费能力，难以解决棘手的产能过剩。
政府主导目前在中国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政府主导市场获得了长期经济增长也让人印象深刻。信贷的快速增长迅速保证了一系列政府项目的开工，使得2008年10月份以来的工业“跳水”趋势得到遏制。在贷款支持下新开工项目的迅速启动，使第一轮去库存化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
目前危险在于，经济主要靠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没有跟进；与历史数据比，投资拉动效率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28.8%，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增长3.7%，中部地区增长5.2%，西部地区增长11.8%。这反映了政府投资资金的流向，因为中西部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东部地区城镇投资增长19.8%，中部地区增长34.3%，西部地区增长46.1%。
2009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增加值4 700亿元，增长3.5%；第二产业增加值31 968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29 077亿元，增长7.4%，这同样反映出资金的流向，第三产业投资增长快于第二产业，但第一产业虽然投资大增85.0%，增长却不快，反映出农村经济效率低下。
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长8.3%，社会消费品同比增长15.0%，财政收入却负增长8.3%，说明企业的整体赢利能力在下降。政府主导基建项目的边际投资效果已经下降，10年前一个GDP的增量13%的投资就可以，但今天已经达到了43%，现在1个单位的GDP增量要5~7个单位投资来带动，说明同样的GDP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货币，这对于经济复苏绝对不是好消息。因为经济复苏根本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靠投入增加带动经济增长，只能收效于一时，不能见效于长远。
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增加产能，未来的经济矛盾将更加突出。以钢铁行业为例，根据国内研究机构兰格钢铁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钢铁过剩产能约1.6亿吨，但中国众多的钢铁企业正在蓄势待发。随着近几年国内产能扩张，板材产能过剩现状令人担忧，产品竞争已经从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蔓延。国家发改委指出，钢铁方面要按期完成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产能和20吨及以下转炉、电炉产能，到2011年，再淘汰落后炼铁能力7 200万吨、炼钢能力2 500万吨。这是痛苦的压缩和转型过程。
铝业同样如此，由于政府收储现货铝价由2009年2月底的每吨11 000 元人民币水平急升至4月中的14 000元人民币以上的水平，铝价的强劲反弹亦会刺激国内闲置的铝厂再度复产，中国铝业估计现阶段约有40%的中国铝产能是闲置的。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研究得出的产能过剩更加惊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投资增长有24年高于10%，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积累了大量无效的过剩产能。到2009年年初，钢铁产能过剩约2.5亿吨，煤炭产能过剩约4亿吨，汽车产能剩约300万辆，水泥、电力、纺织等产能过剩也十分突出。
在出口下降后，内需不振与产能过剩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真正问题浮出水面。
提振居民消费效果如何？
支撑美国70%GDP的是私人消费，而中国居民消费只占GDP的35%，扩大内需毫无疑问是发展中国经济的首选。
1998年中国经济走出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的衰退周期，靠的是房地产、教育与医疗市场化。此后，房地产成为垄断市场的原罪代表，更没有人胆敢再提教育与医疗市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