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针对《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限售股的条例已经进行过18次修改。限售股在一定的锁定期（通常为一年或6个月）后，每3个月可以出售的股份数额不能超过同类已发行股份的1%，或4周内平均周交易量（如果这一股票在某一交易所或纳斯达克交易）的较大者，且3个月内转让证券超过5 000股或市值超过50 000美元时，转让者必须填写表格并向证交委申报。最终的解决办法是改变大小非、大小限多于流通股的情况，一步到位压低发行市盈率。
股改3年，大小非、大小限的矛盾以新股发行机制改革作为突破口，呼之欲出。新股发行压力之大如即将爆发的火山，数百家等待上市的公司，与民间对于新股发行机制成为制度性利益输送的不满，形成一股合力。虽然两个改革的依据与目标截然不同，但在特殊时期内，既得利益者与普通投资者居然破天荒地携手，要求改革。
2009年，推出创业板提上议事日程，各方对于新股发行机制改革的呼声震耳欲聋。有关方面不得不正视这一情况。
2009年3月6日，时任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就是要解决长期以来，由新股询价所形成的发行价与交易所上市交易之前集合竞价形成的交易基础价相背离太大的问题，发行部正在就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证监会主席助理朱从玖3天后再度向媒体表示，正在制定的新股发行机制会更重视小投资者的意愿，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同时表示会加大报价环节的约束力量，在申购环节报价人要负责，杜绝乱报价，高价不买、低价高买等现象。另外，窗口指导也在进一步的考虑当中。
证监会官员就新股发行机制改革如此频频发言，说明融资压力已经大到难以承受的地步。资本市场一旦失去融资这一基本功能，就会把股改成果一笔抹杀，而自身也会在既定的官方系列中失去容身之地。
股市要恢复融资功能，除了地球人都知道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外，投资者还应达成广泛共识，要害是目前A股市场的新股发行存在重大弊端。新股发行制度改革毫无疑问成为股改之后制度性改革的另一个突破口，这是继股改解决股权分置之后最为重要的资本市场改革举措。
在融资功能暂停半年后，新股发行压力大增，截至2009年3月，排队等待证监会发审委核准的企业超过300家，通过审批但尚未发行的公司有36家，其中包括中国建筑、招商证券、光大证券这些大盘股。依靠规模扩张提升业绩的企业已经急不可待。
资本市场冻结让有关部门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大型国有企业的计划大大延后。在股改初步完成以后，国资委表达了强烈的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的意愿。2007年3月14日，国资委网站发表了国资委副主任李伟的文章，表示“如果说公司上市主要运用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那么并购重组则主要实现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在并购重组中，有关各方通过在资本市场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来影响资本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引导资源进行再配置。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这种资源的再配置形式，已成为现代企业获得最佳规模和最大实力的最有效方式”。
即便在市场极度低迷的2008年，大型企业IPO的脚步也未停止，中国建筑、光大证券、南车股份等大盘股不断过会，预测2009年全年内地和香港的新股融资额将达到2 500亿元人民币和1 300亿元港元。
大型企业的融资欲望无法扼制，股权融资受阻，公司债券发行井喷：万得资讯统计表明，2008年半年，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方式再融资规模达3 504.6亿元，已远远超过新股发行、增发（含定向增发）、配股等股本融资方式。其中，10家上市公司发行了564.85亿分离交易可转换债，38家企业发行了1.160亿企业债。股权融资包括78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增发（含定向增发），募集资金总额为1 226.4亿元，7家企业配股募集资金113.9亿元。
在中国融资领域，对于央企而言，股权融资无疑是成本最低、约束最小的融资方式，只要能进行股权融资，他们绝不会进行要还钱的债权融资，在还不上钱时想方设法进行债转股。
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新股发行机制改革的焦点在于公平问题，他们希望新股发行额度分配上尽可能地向中小投资者倾斜，改变“资金为王”的申购制度，让中小投资者可以通过扩大网上发行，提高新股申购的中签率。或者引入“红鞋制度”。红鞋制度是我国香港实行的一种新股发行制度，即只要参与申购，每个账户就能得到一定数量新股。新股发行更多地倾向中小投资者，这一改革方案的前提是肯定一二级市场今后还会存在巨大溢价，希望通过向中小投资者倾斜使他们也能享受到稍多一些的溢价红利。
表面体现公平的举措未必真正公平。以上改革举措未能着眼大局，而是在技术细节上小修小补，如果依此改革，中小投资者可以获得蝇头小利，但新股发行制度就会像股改之前一样，经过数次折腾之后，还得大改。
中国新股发行制度经过数轮大变革，股改以前十几年的资本市场，中国股市的IPO定价制度经历了由审批制到核准制的转变，一度被认为市场化的询价机制，不仅没能使估值中枢下移，最终还被扭曲为上市公司与机构合谋推高股价的帮凶。在1994年和2000年，管理层也曾尝试推进IPO定价市场化改革，但最终无功而返，可见制度性改革牵一发而动利益集团全身。
要真正体现公平，新股发行机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体现全流通时代的特色，不能再以工商银行上市人为抑制流通股的办法，人为制造新股发行堰塞湖，让一级市场花团锦簇的8个世界第一，转而成为二级市场的不稳定因素。新股发行有风险，可能跌破发行价，承销券商会砸在手里，谁还会哭着喊着非要新股。如果新股质地十分优异，实行红鞋制度，就能够兼顾中小投资者利益。
人为控制上市公司数量，人为控制流通部分，为新股发行制造溢价，除了让广大投资者认准打新股能赚钱之外，就是培育了一批躺在政策上吃饭的上市公司与机构，以及抱怨制度不公却又极端依赖制度的投资者。
要改革新股发行体制，就必须增加流通数量，扩大流通股比例和缩短限售股锁定期，扩大上市公司首发流通股比例，特别是大盘股的流通股比例，将有助于公司上市价格从一开始流通就比较合理。要体现全流通时代的新股发行特色，必须改革以往IPO绝大部分不流通，让大小限坐享高额溢价收益情况，只要将大盘股的流通比例限定在25%以上，同时缩短禁售期，越短越好，起码在3个月以内，资本市场的泡沫幻想症就能不药而愈。至于自然人限售股东，所获股份成本过低，可以用资本利得税的办法解决—只要大小限解禁期缩短，那些投机者就能感受到跌破发行价的可能，就能够感受到全流通的威力，所谓的打新狂潮就能终结，市场就能回归本位。此举实质是限制垄断企业的圈钱规模，让普通投资者在股改后享受再一次的公平改进红利。管理层一再申明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就是向中小投资者进行的明确的信心喊话。
需要进行二度股改
大小非、大小限是硬币的正面，硬币的背面，是中国资本市场独特的一、二级市场巨大的价格落差，是畸形的新股发行机制。
大小非、大小限的影响深入资本市场的骨髓，不仅全面颠覆了A股市场的估值体系，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由制度保证的资金输送机制，更形成不同估值体系培育出来的投机者。相关部门出台很多政策试图挽救股市，但股市并没有应声而起，这些隔靴搔痒式的利好政策，绕过了核心礁石，注定只能收到股市短期震荡的效果，而无法让股市真正康复。
截至2008年年中，中国资本市场深幅下挫摘得全球股市之首；从2008年11月之后，在增持、货币扩张等托市举措下，市场上涨率同样世界第一。
两个第一诡异无比。股市下跌，从表面上看不过是估值重心下移，本质上却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从来没有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性置于融资功能之上，不同利益群体的投资者市场博弈能力完全不同。股市勉强上涨，说明股市的政策市深入骨髓。
中国不仅需要一次股改，更需要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第二次股改。
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史看，经济增长与健康股市并存只存在于理论家的想象中。中国股市一直在犯幼稚病—投资者觉得管理层在犯幼稚病，政府某些官员把教育投资者摆在第一位，可见他们认为投资者的幼稚才是市场大敌。
究竟谁在犯幼稚病？认为市场幼稚的人才是真正的幼稚者。中国股市动辄出现恐慌性暴跌，原因究竟何在？股改之前，各方将病因归咎于市场割裂，即中国股市被人为割裂成流通市场和非流通市场，导致中国股市估值体系封闭，而股改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价方式，使非流通股股东获得分步流通的权利，从理论上说，市场已经成为全流通市场。这样，“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但A股市场下跌近70%的现实，提醒我们股改没有消除病源。
中国资本市场从来是为患有资金饥渴症的特殊企业服务的。具体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中国金融机构上市前数万亿元的坏账通过剥离、注资、上市的办法，不仅使银行坏账率达标，还通过资本市场使金融机构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造富机器。这些财富不会凭空而来，在中国金融股上高位被套的普通投资者绝不比在中石油等能源股上套牢的投资者数量少，境内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与能源股所付出的代价远超境外投资者。
第一次股改充其量解决了股改公司的大小非解禁的合理性，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解决新股发行机制中的先天不足。改进制度不合理之处，被大小非持有者戴上违背制度建设的罪名，他们主张不限制大小非、大小限，认为这才是市场化，殊不料他们建议的其他政策，类似于准平准基金、神秘资金等入市，国资委持股公司、监管层鼓励回购等措施纷纷出台，使得中国的资本市场政策市阴影更加浓重。
不救市论者与大小非问题不应该解决论者，基本站在同一立场。他们认为市场不应该人为干预，但同样的一批人，却认为在股价过高时应该由政府挤泡沫，前后逻辑明显有悖谬之处。在一个人工培育的市场，我们能做的是让干预更贴近于市场效率与公平的本义，而不是自创一个不受约束的市场乌托邦。不救市论者在自给自足的乌托邦里自娱自乐。
觊觎主板的大型公司并不会让主板市场的上市资源变得更好。我国千余家上市公司中800多家都是国有控股公司，他们掌握了最多的上市资源，却没有对市场质量尽到应尽的责任。此时进行并购重组、让优质企业兼并劣质企业才能澄清市场，才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说到底，投资者的信心是建立在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投资者、建立在上市公司能够创造价值的基础上的，舍此谈信心如缘木求鱼。股改后包括中石油、中石化等央企进行了一系列的并购重组，投资者追逐而行，仅有的一些激烈的反对之声，是因为大企业在并购重组过程中漠视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所致。
二度股改需要刮骨疗毒，新股发行机制就是刮骨疗毒的第一步，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使资本市场的企业为投资者带来回报是第二步。去除资本市场盘剥中小投资者的上市公司融资饥渴症，使资本市场回归优化资源配置的本源是根本，此症不除，中国资本市场永无宁日。通过改革新股发行机制，使大小股东的利益真正一致。在大小股东博弈能力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赋予小股东股改时期的真正的投票权，恢复股改时代昙花一现的类别表决制，使普通投资者拥有畅通的法律救济渠道。
什么是真正的拯救市场？不是讳疾忌医，不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在政策市上越跑越远，不是把股市当做宏观调控的工具调节经济冷热，不是行政性的并购重组，而是让每个交易者都得到平等的利益博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