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大学的创立
整部齐国公司史的介绍，已经接近尾声。
可能大家会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整部书几乎不涉及像孔子、孟子、老子等诸子百家？当然不是因为他们与齐国没有关联，恰恰相反，诸子百家中有若干位出自齐国公司，他们的思想均是在齐国发展、形成的，后人当然不可能避开不谈。
诸子百家的思想是整部春秋战国史的精神之所在，春秋战国549年的历史精髓几乎全部凝结渗透在这些思想里。说得绝对一些，春秋战国用549年的时间，培养了这一批思想大家，证明了这个时代的伟大。
这个时代的思想是中国的精神脊梁，甚至可以说，中国哲学自这个时代之后几乎再也没有发展。我们国人的哲学，从春秋战国之后，就开始走上一条谄媚（不一定是谄媚当权派，可以是谄媚权威、谄媚世俗、谄媚任何东西。任何堆起笑脸的哲学都是谄媚哲学）的路，一条无法独立行走（也可以说不够固执，不够独立。往往要考虑别人的评价，别人的看法）的路，一条前怕狼后怕虎的路。纵然以后有董仲舒，有两晋的“竹林七贤”，有“建安风骨”，有“盛唐大小李杜”，有“唐宋八大家”，有朱熹，有王阳明，有很多人，有各行各业能代表中国文化和思想的人，但是没有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就没有一切。
更可悲的是，现在的国人几乎要把祖宗留下来的这仅有的一点东西都就着啤酒喝下去冲走了。“义”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贬义词，只会出现在黑社会小混混嘴中。古人的“义”有这么狭獈吗？春秋大义，哪里去了？誓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哪里去了？为报信陵君知遇之恩而北向自刭的侯嬴哪里去了？为报赵氏情义而一生一死、力保赵氏孤儿的程婴、公孙杵臼哪里去了？
“利”是我们这个时代统领一切的关键词。评价一个人的能力，评价一个人的成就，评价一个人的可交往指数，甚至一个女人评价一个男人值不值得爱值不值得嫁，都紧紧围绕着这个字进行。古人说君子不言利。这当然也不对，不言利你吃什么喝什么？但是，利绝不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古人为义舍利。如今我们为了利，可以舍弃一切！何止是单单的义？
古人就都那么高尚吗？当然不！贪婪是人的本性，古人也一样。但是古人为了追求大义而舍弃利益的比例很高，远比现代人高。是现代人的道德整体出现滑坡吗？
我不这样认为。现在社会极力鼓励人们光明正大地追求物质利益，而极度漠视甚至无视真理和道德，于是出现了一个全民逐利的时代。
废话少说。
在春秋战国前后几百年的时间里（孔子存在于公元前551年—前479年，老子存在于公元前571年—前471年；墨子存在于公元前468年—前376年；又一百年后出了庄子和孟子，又五十年后有邹衍、韩非等等），每个时代几乎都有一位光耀全球的大思想家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伟大的时代造就了伟大的灵魂。这些人的陆续出现，为后来齐国公司中央大学的创立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储备了丰富的人才。
到了战国时期，齐桓公（田氏那个齐桓公，不是小白）为了招徕贤人义士，帮助齐国发展经济，壮大实力，特意在齐国公司总部临淄的稷门附近辟出地方，建立起巍峨高耸的学宫，以供这些人为齐国提供智囊服务，著书立说，演讲辩论，教授门徒。单看稷门学宫的作用，我们就明白，这其实就是大学的雏形。而且这所大学深得自由学术之精髓，自由言论之要旨。
那时的学派已经非常多，像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农家、纵横家、五行家，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不含。这么多学派凑一块，一定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这是一桌代表中国最高学术水平的饕餮盛宴。
二、百家争鸣
稷下学宫创建后，因为齐国雄厚的财力支撑，加上自上而下的重视人才的风气，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才陆续前往稷下，发表见解，吸收门徒，跟其他学派的人交流、辩论。当然齐国董事长最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他有任何难题或者疑惑，都可以在稷门找到答案；他想抢占任何一家公司的地盘，都可以在稷门找到市场策略。他要把这里变成齐国的智囊团、顾问团所在地。
齐桓公去世后，威王继任。他不但保留了稷下学宫，更是花大力气，把这里办成了整个证监会下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论坛。待遇上，凡是在学宫讲学的学者，工资级别一律参照公司高级经理标准；名头上，上述学者的级别和职称一律也是公司高级经理级；更关键的是，思想上，威王一概不加干涉，言论充分自由，不但不干涉，还积极鼓励不同思想意见的出现，他还提出了三不的原则：“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什么意思？就是稷下学宫的学者，虽然不担任政府职务，不担任公司职务，但是可以随意批评议论任何事情，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学者的这一权利。
小三没文化，只能将稷下学宫比成一个大锅，所有思想、所有认识、所有理论都放进这个大锅里，充分咕嘟。小三一直认为，言论自由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之所在。如果可以打个比方的话，言论自由就好比奔腾到海的河流，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是这个意思；言论禁锢就好比是一个不进不出的内湖，早晚会臭掉。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民主如斯、开放如斯，这令后人何等的汗颜？
齐宣王同样秉承了稷下学宫一贯的宗旨，这使得这里的学术氛围更加浓厚，气氛更加热烈，影响更加深远。他不但全盘照搬了老爸的办学原则，更是把人才的地位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趋士”、“贵士”、“好士”。《史记》记载：是以，稷下学士富盛，且数百千人。这里没有领导，没有学术压迫，即便你的观点只有你一个人坚持，你也代表了一种流派，小流派跟儒家、道家等这些大流派的地位是一样的。学术言论没有对错，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胡说八道”，畅所欲言。
言论自由的后果是，直接导致了一场持续二百多年（从田齐齐桓公设立稷下学宫开始算，一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374年—前134年，共二百四十年）的思想大风暴，这个时期，各家学派的思想因为有了稷下学宫而肆无忌惮地爆发出来。
我常常在想，如果把一罐空气，一下子投放到处于真空状态的太空中，这罐空气会扩散多远？答案是无穷远。同样的，如果把一个人、一群人的思想，投放到毫无限制的环境中，这些人的思想会走多远？答案是心能想多远，思想就能走多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几乎奠定了中国文化思想高度、宽度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经历了威王、宣王两代，稷下学宫逐渐形成了几大功能：
学术交流中心：针对社会时事热点、市场营销案例、公司管理问题，各个学派的人，经常举行辩论赛，充分阐述己方观点。
MBA教育培训中心：每位学者都希望自己的观点有人拥护、传承、发扬光大。于是，他们往往会花大力气把自己的平生所学全部教授给自己的学生，因此这里的教育水平相当高。这里不会有学术腐败，因为含水量太高的论调很快就会被识破，被淘汰；这里的教学是倾囊相授，老师为了自己的学说得到传承，绝不会对自己的学生像猫教老虎那样，留一手爬树的绝招，绝不会。
政策研究中心：这是每一所大学都不可避免的一个趋势。有的人就是喜欢揣摩高层决策，并且拿揣摩当做一门高深的学问。当时的稷门，也不可避免地要完善这一功能，使这里成为董事长们经常光顾探找对策的地方。
小三有一个疑问：两千多年前的人，对民主、对自由的认识真的到了那么高的水平吗？
答案是否定的。
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导们做出礼贤下士的举动，做出言论自由的规定，把人才推到了一种近乎病态的高度，完全是受动物性的丛林法则所迫。在那个铁血时代，不进步就是落后，不强大就会灭亡。大周证监会刚成立那会，上市公司大概有几百家，每一家实力相差不大，到了战国时代，还能出现在史书中的不就只剩七家了吗？其他那些家哪去了？不是被收购了，就是破产了，或者说彻底沦为某家超级公司的附庸。
是这个残酷的竞争时代，逼迫公司的董事长们要礼贤，要下士，要开明，要民主。否则明天被收购的可能就是自己，挂掉的可能就是自己。
这里引申出一个词：竞争。
充分的竞争招致弱肉强食的规则；弱肉强食的规则导致生死存亡的压力；生死存亡的压力激发争强好胜的动力；争强好胜的动力产生唯才是举的美德；唯才是举的美德得到后人的赞誉。这就是我们无限推崇那个时代的原因。
你以为那个时代的董事长不想好好歇歇吗？不想好好腐败一下吗？不想好好享受人生吗？他们当然想。于是乎，那些意志薄弱、贪图享受的董事长成了那七家公司的猎杀目标，成为丛林中的牺牲品。
那么丛林法则导致的民主和自由是伪民主伪自由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个时代的民主和自由当然是真的。既然是真的，它跟现代的民主和自由又什么区别？区别就在于那个时代的民主和自由，是朴素的、原始的、局部的。这个特性决定了它的民主自由是一种无意识的、不自觉的民主自由。这种民主自由不同于现代人通过行动，有意识、有目的地去追求实现的民主自由。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依然在推崇两千多年前的民主自由，本身就是一种滑稽可笑的行为，不是吗？
看来，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是失去和得不到。
三、学术权威之孟大圣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稷下学宫都聚集了一批什么水平的教授：
孟子，这位不用刨祖坟了，大家天天挂在嘴边，孔孟孔孟地叫，堪称我们中华文化思想界的二号人物，仅次于孔子。顺便提一下，这位大圣人居然是庆父的后裔，“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言犹在耳。他本来是鲁国公司的，后来到齐国发展自己的儒家学说。他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仁政”，主张“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还是讲讲大圣人的成长历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