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作时，最难对付的便是产生过多的组织和随之而来的繁文缛节。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那种被称为具有“组织天才”的头脑更可怕的事。这通常会导致巨大的官僚体系的诞生，就好像一棵树上沉甸甸地挂满了漂亮的、圆圆的浆 果，每一个果子上都有一个人的名字或者一个办公室的名字——每个人都有一个头衔和一定的职责，他们的职责被严格地限制在他们的浆果的范围之内。如果一个助理工头有什么想法要告诉总负责人，他就要经过下级工头、工头、部门经理、助理总监，最后才能到达总负责人那里。也许到达总负责人的时候，他想要谈的内容就已经成了历史了。
一般来说，下层提供的信息需要6个星期才能到达董事会的董事长或主席手里。即使它到达了这些高高在上的官员手中，到那时，它的周围也已到处是批评、建议和评论了。因此，没有什么事情能在“官方的决定”下顺利进行，因为决定的时间早已过了他们实际应该行动的时刻。
在这种体制下，事情总是被推来推去，所有的人都在回避责任——按照那种懒观念来说，两个脑袋比一个脑袋好。
依我看来，一家企业并不像一台机器，它是由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工作，而不是为了相互沟通信息。对任何一个部门来说，没有必要知道另一个部门正在做什么。如果一个人正在做他的工作，他将不会有时间去做任何别的工作。促使所有这些部门都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合理地工作，这正是那些负责整个工作计划的人的职责。
没有必要召开会议来沟通个人与个人或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感情。对人们来说，在一起工作时用不着彼此相爱。关系太好也许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尽力去掩盖另一个人的错误——而这对两个人来说都是糟糕的。
当我们工作的时候，应该专心地工作；当我们玩的时候，就应该尽情地去玩。把这两者混同起来是没有用的。我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做好工作，并因此而得到报酬。当工作完成之后，我们便可以开始玩了，但玩乐并不能在完成工作之前。
所以在福特工厂和公司并没有严格的组织，没有任何特别的职责被赋予任何职位上，没有一系列的上下级的权力等级，并且几乎没有头衔，也没有会议。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职员。我们没有任何精细的记录，也没有那些繁文缛节。
我们要求个人对自己完全负责——也就是说，工人对他的工作绝对负责，助理工头对他手下的工人负责，工头对他的群体负责，部门经理对他的部门负责，总负责人对整个工厂负责。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在他的责任范围内正发生着什么事情。
我这里说的“总负责人”，事实上并没有这样正式的头衔。由一个人负责管理工厂，已经实行多年了。他有两个人帮忙，这两个人也没有任何明确的职责范围，他们分别承担着属于他们的工作任务的特别部分。
与他们在一起的是大约6个助手性质的其他人，但他们也并没有特别的职责。这两个助手都自己在找事情做，我对他们的工作并没有任何限制，但他们都在最适合的地方工作，—个人查询存货和缺货，另一个人抓质量检查。
这看起来也许很危险，但实际上并不危险。如果一群人全部都想着把工作做好，那么完成工作不是件难事。这样做他们不会陷入权力限制的困境，因为他们不用去考虑头衔。相反，如果他们有自己的办公室和所有那一切，他们就会把时间浪费在办公室上，一心想为什么自己不能有一间比其他同伴更好的办公室。
因为没有头衔，也没有权力限制，所以没有了繁文缛节和想要胜过别人的想法。任何工人都可以在工厂里找任何人。因此，如果有个工人越过工头而直接去找工厂的头头，工头并不会为此而恼火，因为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但工人很少这么做，因为工头自己知道如果他不公正的话，很快便会被别人发现，那么他将不再是工头。
我们所不能容忍的事情之一，便是任何形式上的不公正。一旦一个人开始随着权力的增大而自我膨胀，他就会被人发现，因此他就会离开权力，或者回到机器身边去。
大量的劳工动乱都是起源于那些下级管理人员不公正地行使权力，因此我担心，在很多工厂工人的确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工作——并且唯有工作——才能控制我们，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头衔的理由之一。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能做好工作，但他们常常被头衔弄昏了头。头衔的影响是很特别的，它经常被人们当做一种摆脱工作的借口。它几乎如同一枚徽章，上面写着这样的话：
“这个人无事可做，但他认为自己是重要人物，而别人都是无关紧要的人。”
头衔不仅经常有损它的拥有者，并且也同样影响到别人。在人们心中再没有比这样的事实——有官位的人反而不是真正的领导——更大地激起个人不满了。每个人都知道，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应当是一个善于计划和命令的人。当你发现一个人是位真正的领导者时，你将会去问别人他的头衔是什么。当然，他自己对此也从不炫耀。
企业中的头衔已经很多了，并因此而遭遇困境。其中的困境之一就是要根据头衔来划分责任，这种情况已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完全脱离了责任的本来意义。
责任被分成很多部分，并被分摊到很多部门，每个部门又都在一个有头衔的头儿的领导下，这位头儿又同样被一群有着美丽光环的下级头衔的人包围着，这时候便很难使所有人感到真正的责任。
大家都知道“把牌推来推去”意味着什么，这种推牌游戏肯定起源于那些各部门间推托职责的工业组织。每个组织的健康运行依赖于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不管他处于什么位置——都能意识到在他注意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与整个企业的利益相关的事情都是他的工作。
铁路的情况之所以糟得一塌糊涂，因为各部门都在这样说：“噢，这不是我们的事。100英里远的某部门是管这事的。 ”
曾经有很多给官员们的劝告，让他们不要埋藏在头衔之后。这种现实，表明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劝告才能够纠正的，纠正的真正办法就是废除头衔。
有些头衔也许是合理的、必需的，有一些也许是有用的——例如为了指导众人认真地工作，但对于其他的头衔，最好的办法非常简单——把它们全部废除。
就目前很多企业来看，它们都大大地贬抑了头衔的作用，再也没有人会吹嘘自己是一家破产银行的董事长。从总体上来说，企业是难以熟练地驾驶的，所以不能给予舵手太多的骄傲。
那些现在还看着头衔，并认为头衔有价值的人，是那些被摘掉了自己的头衔、下到企业最基层去锻炼的人。不久他们又回到了他们提升的地方——试图从底层开始重新做起。
然而，当一个人真正工作时，他并不需要头衔，他的工作本身就给了他无比高尚的荣誉。
我们所有的人在进入工厂或办公室之前，都是通过招聘部门的。正如我前面说过的，我们从不雇用专家——我们也不雇用那些过去有经验或者有过高职位的人。
我们并不会因为一个人过去的历史而录用他，因此也不会因为他过去的历史而拒绝他。我从不认为一个人会坏得一无是处，他身上总是会有一些好的方面——如果他能得到机会的话，他就可以做好。这就是我们一点也不在乎被雇用者的身世的原因，因为我们不是雇用一个人的历史。
我们会雇用一个曾经蹲过监狱的人，因为没有理由说他将再次坐牢，我认为恰恰与此相反，如果给予他机会的话，他很可能会特别卖力地工作，以便不再进监狱。
我们的雇用部门绝不会因为一个人以前做过的任何事而拒绝他——不管他以前是蹲过监狱还是在哈佛大学，他都会受到同等的对待。
我们甚至不询问他是从哪所学校毕业的，如果他不想工作，那么他就不会申请这份工作。因为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福特工厂的人是一个能够工作的人。
再次重复一下，我们并不在意一个人曾经是什么。如果他上过大学，他应该能进步得更快，但也必须从最底层开始，并证明他的能力，每个人的未来主要靠他自己。
人们总是有太多的抱怨，说自己得不到承认。然而，在我们这里，每个人都肯定会得到他应有的承认。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一个人要得到承认，需要哪些因素。现在整个现代工业体系都被这种渴望刺激得变了形，它甚至可以说几乎是走火入魔了。
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每个人的个人发展完全依靠他的工作，并且能很快会体现出个人的能力来，而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的恩惠。但现在它经常依靠个人是不是幸运，能否被一个重要人物的看中，而我们这里成功地抵制了这点。
人们如果带着要引起某人注意的想法去工作，那么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会想着，如果他们不能为自己所做的工作而获得称赞，他们就会把它干糟或者干脆就不干。这样一来，有时候工作便成了第二位考虑的事了，手中的工作——手中的产品、手中的特别服务——便不再是主要的了，主要工作也成了个人的提升——成为由此被某人看中的跳台。
这种做法——把工作放在第二位，把得到承认放在首位——对工作是不利的。它把得到承认和称赞看做是真正的工作。
同时，这种做法也会对工人产生一种极其不好的影响。它鼓励一种特别的野心，这野心既不高尚又不能促进生产，相反，它容易产生一种人，这种人认为只要他“站在老板一边”，就会得到提升，就会当上头儿——几乎每个车间都有这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