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横相乙儿的所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不过，法国的历史学家伯希和却考证，横相乙儿在位于新疆的元代古城别失八里的西北方向，应该就在乌伦古河的拐弯处。乌伦古河从北向南流，在中蒙边界附近突然拐弯流向西方。它拐弯的位置就在布鲁根附近。也许，布鲁根的土层之下，就有那座叫作横相乙儿的废墟。
下车后我本想赶往边界的口岸，但周末口岸是不开关的，也就是说，我必须在布鲁根待两天，等到周一才能出关回国。
我骑车在小镇上转了两圈。小镇长宽都只有几百米，骑自行车转一圈只用十分钟。我买了几个罐头和一个面包带在身边，准备去布鲁根旁边的河边扎营。就在这时，一位漂亮的蒙古老太太朝我挥着手，让我过去。
我不会蒙古语，她也不会英语。不过从她的比画来看，她是想告诉我，她要带我去一个地方，那儿有许多人会讲英语。
蒙古语的许多词汇就是借用的外来音，她告诉我，那儿有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这几个词与英语发音无异。我立即想到，她一定是带我去见那位日本人以及他的科研基地。
老妇人带我穿过一片房屋，过了一条马路，进入一处曾经雄伟、现在却年久失修的大院。院子里有一座两层的苏式楼房，这在整个镇上绝对少见，楼房上悬挂着蒙古国海关的标志，说明这里曾经是海关大楼。
不过现在海关已经搬离了这里，楼房的一半由老太太的一家住，另一半则租了出去。老太太让我把自行车放在大厅里，跟她进入左边的一间大会议室。会议室的中间拼着几张大桌子，外间则是厨房。我进去时，几个西方人和两个蒙古人正在商讨着什么。他们吃惊地望着我。我用英语磕磕巴巴解释着为什么到这儿来。
“欢迎！”一位西方人说。后来我知道他是此地的负责人，叫斯文，来自德国。除了他，还有一个女孩子来自德国，两个女孩来自法国，再加上一对蒙古青年男女。
蒙古男青年似乎并不欢迎我的到来，甚至对老太太把我带来感到不满。
我问他们，是否可以在这里借住，如果没有房间，我可以在院子里搭帐篷。
“我们也只是在这儿租的房子，”蒙古青年略带生硬地说，“我们没有权力让你住在这儿。”
我告诉他们，我带了帐篷，也许可以到河边找个地方去住，他们可以告诉我怎么去河边。蒙古青年的态度似乎好了一点儿，给我指点着河边怎么走，不过他还表示：“如果你白天没有地方去，可以待在这儿。”
那一天，我就跟他们待在一起。到了吃饭时间，蒙古青年的态度已经彻底缓和了，我告诉他们我之所以骑行，是要写一本关于蒙古的书，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了解蒙古人的历史，而不是元朝这一个朝代。我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不偏不倚的历史，不受偏见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原那些活生生的人。他听了有些动容。过了一会儿，他出去和老太太说着话。老太太是他们的房东，也为他们买菜、做饭，这会儿她刚在厨房里忙完。
等他从厨房回来时，告诉我：“房东太太说，你不用去河边住了。晚上她可以找地方安排你。而白天，你可以和我们在一起，吃饭来这儿！”
看来我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事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中蒙德三方的研究项目，由联合国资助，研究边境一带畜牧业和生态的相互关系。在合作过程中，中方也有人员参与，但当德国的严谨碰到中国的官僚作风时，让他们感到很无奈。德国人总是强调必须获得准确的数据，恨不能在统计时把每一头牛羊都不要漏掉，而中方由政府主导项目，对开幕式很在意，却对数据不放在心上。我出现时，正好有一个中国研究团队到访。那个蒙古青年学会了德国人的严谨，和中国团队打交道时，也发现中国人缺乏严谨的态度，他可能认为我是和那个中国团队一起的，心中就来了气。
我在蒙古国的最后两天就和这个团队待在一起。
中午吃饭时，我又见到了那位同来的日本人，人们称他Takuya。Takuya是团队最不可或缺的人，他会蒙古语、英语、德语和日语，德国人和法国人都不会蒙古语，除了日本人之外，就只有那位蒙古青年会英语了，但蒙古青年当天就要离开，人们就只能指望日本人来担当交流的使命了。
Takuya告诉我，其实他最擅长的是哈萨克语，蒙古语只是学哈萨克语的同时触类旁通一下。他没想到我竟然找到了他的住处，和他们混在了一起。我们成了好朋友。
在我到达时，这个项目团队的所有人都刚到不久，他们正处于集合阶段，从世界各地飞过来到这个世上最偏远的角落集合。Takuya是从日本坐飞机飞到乌兰巴托，再从乌兰巴托飞到乌列盖，从乌列盖坐汽车到科布多，再从科布多赶往布鲁根。在当天下午，还有两位德国青年坐汽车从乌兰巴托直达布鲁根。
这两位德国青年到达时都已经瘫成了烂泥。一个面相友善的德国人不停地表演着他们途中受到的折腾。他们身材高大，却不得不和当地人挤一辆小客车。刚上车的时候，他们一看人这么少，还暗自窃喜。谁知车说什么都不走，而各种各样的蒙古人却不断赶来，车子里塞得如同罐头。一个喝醉了的家伙满嘴酒气坐在了德国青年的旁边，不停地把头靠到他的肩膀上。
不过，这个酒鬼的身体不错，汽车上路没多久他就醒了，并和德国青年成了好朋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管在哪儿停车，他都立即下车买几瓶伏特加，重新上路后他就又醉了。“他还让我陪他喝酒，我们喝了不好意思都让他请客，到了下一个停车点，我们就只好下去买酒给他喝。”
更难受的是，德国人的腿太长了，而两排车座之间的距离太短，德国人只能弯着腿坐在里面，车一颠簸，腿和屁股就受不了。
他们颠簸了两天终于到达，见过大家就上床休息去了。不一会儿，楼上传来了剧烈的鼾声。
这一群人集合完毕后，就会四散开来，分布到最偏远的山谷里去观察牲口，借住在牧民家的帐篷里早出晚归，不过他们看上去都很开心，因为他们在干自己喜欢的活儿。
Takuya将和我同一天离开，我是为了出境，而他是去往某个山谷。他正收拾着东西。在他的行李里面有许多有趣的玩意儿，比如拴在牲口脖子上的GPS仪器，这是为了记录牲口行动的轨迹。不过，这些仪器长年戴在牲口的脖子上，气味可不好，Takuya拿起一个闻了闻，皱着眉头撇着嘴唉声叹气，看来是太臭了。可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再闻一下，继续皱眉头撇嘴哀叹。人类有时候闻臭袜子时容易犯这个毛病，一次又一次，Takuya显然陷入了这个习惯中不能自拔。
当天下午，老太太带我去见一位会说汉语的老人。这位老人是中国公民，蒙古族，现在在布鲁根安了家。老人听说我准备写一本书，立即来了兴趣，他问我是不是需要题材，并拉我到他的住处详谈。我买了两罐啤酒到了他家。
到了住处，我才知道他不仅是蒙古族，还是卫拉特蒙古人，自称准噶尔人的后代。
“如果你能把准噶尔人的历史写出来，就是好作品，如果写不出，就不值得看。”他这样对我说，眼睛里已经闪出了泪花，“噶尔丹的帝国是蒙古人最后一次闪耀啦，也是最后的光荣。”
当达延汗在东部称雄，喀尔喀四部占领蒙古本部之时，卫拉特人在西部也逐渐形成了四个部族，分别是绰罗斯（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和土尔扈特。另有辉特等小部附属于几个大部。它们分布在如今中国的青海和新疆、蒙古国西部以及中亚的广大范围内。
1628年，土尔扈特部的首领和鄂尔勒克更是率领整个部族迁往了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一带，将领地扩大到了欧洲。
和卫拉特人向西扩张同一时代，东方的东蒙古却遭受了意想不到的危机： 女真族的后金再次强大了。
公元1632年，后金打败了达延汗的后代林丹汗。四年后，漠南蒙古的十六大部全都依附了后金，被迫承认皇太极为他们的可汗。当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中国的最后一个皇朝肇始，并直接威胁漠北蒙古的喀尔喀四部。
在清朝崛起的时候，蒙古人的希望似乎又转回了西部的卫拉特人之中，他们正在西方的广大区域内享受着最后的荣耀，并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帝国。不过，卫拉特人最初也承认了清朝的权威，在表面上尊奉清廷为宗主国，但实际上却拥有完全独立的行政和军事权力。清政府虽然名为宗主，却由于在当地没有驻军，卫拉特人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只能让北京的帝王望而兴叹。
在噶尔丹的准噶尔人之前，卫拉特蒙古各部中最辉煌的是和硕特部。在卫拉特四部中，和硕特部的位置最靠南，他们占领了青海的广大草原，距离西藏已经一步之遥。
1634年，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这个请固始汗率兵进藏的邀请，来自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和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当时的藏域仍然在噶举派的笼罩之下，噶举派的藏巴汗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对西藏的中心区域进行统治，在中心之外，是无数零散的小土司，无法将他们捏成团。
固始汗接受了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请求。
此后，固始汗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也让达赖成了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在固始汗的支持下，达赖喇嘛建立了著名的甘丹颇章政权。在这个政权中，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达赖，而行政权则委托给一个叫作噶厦的部门，噶厦的首长是四个噶伦，四个噶伦中又有一个首席噶伦。
固始汗的蒙古人则扮演了军队司令的角色，拥有着足够的特权。这次联合使得藏传佛教传遍了卫拉特各部，不仅仅是和硕特部，包括准噶尔人也皈依了佛教。和硕特蒙古人的声誉也达到了顶点。
但就在这时，准噶尔部也在积聚力量，等待着推翻和硕特部的霸权了。
第一个崛起的准噶尔人首领叫哈喇忽剌，他抵抗住了来自蒙古本部的喀尔喀人的进攻，守卫了北疆地区的领地。哈喇忽剌的儿子巴图尔珲台吉则把准噶尔人带向了称霸的道路。正是在准噶尔人的压力之下，土尔扈特部才不远万里迁往伏尔加河，将原有的领地拱手让给了准噶尔人。
巴图尔珲台吉将领地扩大到了巴尔喀什湖一带，与哈萨克人发生了战争，甚至不惜与俄国人进行战争，捍卫蒙古人的利益。在他和儿子僧格的统治下，准噶尔人的影响力已经逐渐超过了和硕特部，一个帝国的雏形已经具备了。
当我和卫拉特的老人喝啤酒时，回想起巴图尔珲台吉建立的基础，老人仍然感到扼腕叹息。他告诉我：“准噶尔人倒在了建立帝国的道路上，他们战略出了问题！”
在他看来，一切源于科布多城市广场上站立的那个人——噶尔丹。噶尔丹本有可能建立一个帝国，最后却将蒙古人最后一个帝国的基础丧失殆尽。
我并不赞同老人的看法，也许噶尔丹的悲剧从欧洲人利用起了火药时就已经注定。
准噶尔人想建立庞大的帝国，却不幸为他人作嫁衣裳，清政府能够直接控制（不再是空头的宗主权）漠北蒙古和如今我国新疆、西藏，都与之有关。而准噶尔人本身却遭遇了灭族，最终只剩下了一个名号而已。
公元1670年，噶尔丹的哥哥、准噶尔人的首领僧格被同父异母兄弟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杀害，此时，僧格的另一个弟弟噶尔丹还是拉萨的一名僧侣。
作为第六子的他并非为政治而生，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前往拉萨落发为僧，并深受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的器重，甚至被认定为第三世温萨活佛。
但哥哥被害之后，噶尔丹迅速决定回归政治。他开始号召各位卫拉特的首领惩罚篡位者，并迅速击溃了两位兄弟，登上了准噶尔汗的宝座。
噶尔丹登上汗位后不满于小小的北疆地区，也正是在这时，他制定了一个在后世备受争议的战略： 远交近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