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滑过年轻人的眉毛、鼻子、面颊和下巴，我的心底渐渐有一股热流涌动，灵魂里最敏感、最柔软、最脆弱的某个部分，不知不觉间被触及。那个部分，我不敢示人，更不敢自己面对，一直被我小心地隐藏。我突然感到寒意森森，期盼尽快远离这栋大楼，而且，永远不要再来。
“梦想”这个词忽然窜进了我的思绪。那个年轻人有什么梦想吗？我觉得自己有些奇怪：他和我非亲非故，无牵无挂。我为什么会关心？我有两个十来岁的孩子，但我对他们的梦想一无所知。我猜他们关心的不仅是汽车、运动，还有女孩吧。我们很少深谈，彼此几乎可以称作“陌生”。我也不祈求他们会喜欢我。至于妻子，我们各自为营，也无所谓交流。想到这些，我的汗越来越多，呼吸更加急促。当年轻的辅导员说停止时，我立刻缩回手，有种解脱的释然。
“下面是这次活动的最后环节。每个人有3分钟，和你们的搭档交换彼此的体会。失去视力的朋友先来。”
我的搭档说：“我叫亨利。在您没有赶来之前，我以为自己又被遗弃了。我很感谢您能够及时赶到。感谢您有勇气接受陌生人的‘亲密接触’。因为，尽管您遵从了辅导员的安排，内心却非常抵触。我还发现，您的心非常‘大’，但它十分孤独。您希望从生活中得到更多的爱，却不知道如何寻找到它。其实，我很钦佩您敢于直面自己心灵的胆量。您想逃离这栋大楼，但最终坐了下来。我第一次来这里时，也有同样的念头。不过现在，我很坦然，不再惴惴不安地思考我是谁，也不忌讳在他人面前哭泣、惊慌，甚至恐惧。我不再把自己藏在工作里，率性地想笑就笑，要跑就跑，即使在人前跌倒也不介意。这些朴素简单的情感，都是我在盲人协会学到的。我从心底接受而且欣赏它们。您应该多花一点儿时间在这里，认识真正的自己。”
我望着双目失明的亨利，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下擦干眼泪，无语凝噎。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地方，可以让我得到这么多无条件的爱、尊重和智慧。
我记得只对亨利说了一句话：“您的头发是棕色的，您的眼睛很亮。”亨利，大概是第一个让我记住别人眼睛的人。我其实是个盲人，亨利不是，他能穿过黑暗看清他自己。
活动结束时，我才想到璐熙的包裹。我把它送给辅导员：“我的秘书让我转交的。很抱歉，来晚了。”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始作俑者，我的秘书璐熙。这段经历以及以后每周去两次盲人协会的事，成为了我心灵的秘密。
我无须向别人解释，但开始去领悟人们之间的爱。我不会向我华尔街的“朋友”透露半点儿风声。我知道，在残酷的现实里，我必须保持高高在上的状态，否则——任何一个破绽都可能授人以柄，让我遭到迎头痛击。
但从那天起，我开始学着尊重自己、爱自己，也学会尊重和了解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孩子。
细微处的朋友情
曾经有一位患过癌症的朋友向我聊起他治病和康复的事。朋友是个豪爽的人，年轻时上山下乡，身体很是强壮。插队时，他结交了不少朋友，后来，回到了城市，再也没有机会与那帮朋友喝酒聊天。很多年来，他一直想找个机会去当年插队的地方看看，可终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耽搁了。
那天朋友的单位组织体检，已经50多岁的他被查出来患有癌症，不过病情相对稳定。最初的治疗日子很是难熬。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后，他强烈地想到当年插队的地方看看。他想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终于打电话把这个想法告诉那里的朋友，他们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他，陪他把整个城市转遍了。可是，到了最后，就是没有安排他去当年插队的那个乡。朋友们找了一大堆理由搪塞他，直到回家的时间到了，他有些失望地离开了那里。
直到两三年后，他的病情基本稳定，开始静心疗养时，一天，他和那个城市的朋友打电话说起上次的事，他们才把谜底揭开。朋友告诉他，正是知道他是为了却心愿来的，就故意没有安排他回当年插队的县城去，“如果安排你去了，不就等于替你了却夙愿了吗？不行，我们就是想让你继续有这个念想儿！”他听着听着，流泪了。
我的心里也是一热，不难想象，在他到达当年插队的城市前，他的朋友们一定曾热烈地讨论过，计划过，要如何带他去玩，可一定有一个细心人，提出不能让他了却心愿的想法。如果他真的去了那个度过青春的村子，定然会触景伤情，会在心理上有时日不多的暗示，在病痛最严重时他也许会放弃希望和努力——朋友之情多见于细微之处。
5美分的音乐
到美国已经3个月了，我的工作还是没有着落。正在读博士的丈夫用他的奖学金为我付完第一学期的学费之后就所剩无几了，他繁重的学业也让打工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实以我在国内的工作经验和良好的英文，找一份文员的工作并不是难事，但是，每当在最后一关的时候，老板就会很客气地告诉我：“很抱歉，杰西卡，我们不能录用你，因为留学生打工是非法的。”然后一个明显能力不如我的美国人或日本人会被留下。
我的住所在地铁站附近，每天晚上丈夫去做实验的时候，我就会一个人去地铁入口处转悠，那里很热闹，也很复杂，可以看到美国的世相百态。慢慢地，我注意到一个拉大提琴的老人，他看上去至少有60岁了，但是精神很好，琴声听起来也很专业，不像一般的街头艺人。经常有很多人围在他身边，为他喝彩，但他只是很投入地拉琴，一心沉醉在自己的音乐中，仿佛从来没有在意过扔到帽子里的钱币。
我没有太多的钱，别人把一个一个的美元往下扔的时候，我最多只能拿出5美分，但是，我相信，我比周围的大多数人都能听懂他的琴声，因为，他演奏最多的是《东方红》。终于有一天我按捺不住好奇，一曲终了，人群散去以后，我走到他的身边，和他攀谈起来。他似乎很高兴有人和他说话，尤其是在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之后。
“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曾经随乐团访问过中国，《东方红》的曲子就是那时候学会的，它蕴涵着一种神奇而伟大的力量。”他告诉我他叫雷斯·布朗，还问我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我如实地一一讲给他听，他祝福我早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当我说到北京的某一个地方时，他很兴奋地说他也在那里住过，我们努力地回忆我们可能共同知道的一些周围的建筑物，我们聊得非常投机，直到天色越来越晚，双方都意识到了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的危险性，我们才互道晚安离开。
后来，每次我过去，他都干脆收起手中的提琴，专心同我讲话，我也总是和平常一样，在最后一曲结束后扔下5美分，也算是对他劳动的尊重吧。
但是，我的工作依然没有任何结果，我们的日子越来越艰难，眼看丈夫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我的情绪也日渐低落。虽然我还是同以前一样和布朗先生聊天，并且尽量做出高兴的样子，但他还是觉察出了什么。有一天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叫住了我。
“杰西卡，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终于忍不住告诉了他我的困境，他安慰我说：“我很难过，杰西卡，但你一定要相信上帝，一切苦难都会过去的，上帝祝福你，孩子。”
终于到了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了。第二学期的开学已经迫在眉睫，现在，要么中断学业，要么沿街乞讨，但是，我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丈夫的地球物理的博士是一定要读下去的，那么，只有我离开了。想着这么多年节衣缩食就为这一天，却刚刚待了半年就要分开了，我的泪就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丈夫只劝了我几句，就跟着哭了起来。
哭过以后，什么也改变不了，丈夫要去上课了，我简单收拾了一下，看看天色已晚，不禁想起布朗先生和他的提琴，下意识地就向那个地铁口走去。这一次，我破例没有跟他打招呼，只是躲在人群中间。一曲终了，我匆匆扔下一个5美分的硬币，便转身走了出去。再见了，我的朋友布朗，再见了，我的加州，我的美国。
走出没多远，背后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着我步子的加快，他的步伐也越来越快。听说这附近很乱，没想到在我临走前一天被撞上了。难道真是祸不单行吗？想到这里，也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突然转过身去，准备大叫一声“救命”，毕竟周围还有些路人的。谁知道还没等我开口，一个和我同样气喘吁吁的男人冒出一句：“请问，您是杰西卡吗？”
“是的，但是……”“我叫恰克·布朗，我想知道，您现在是否已经找到工作，如果没有，您愿意来MSC 公司做事吗？”什么？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直到接过他递来的名片，上面赫然印着：恰克·布朗，董事长，MSC 公司。是的，这是真的，我找到工作了，我可以留下来，继续我的学业，同我的丈夫生活在一起了。多么好啊！
“雷斯·布朗是我的父亲。父亲给我讲了您和他成为朋友的故事，是的，谈话让他非常的快乐，作为他的儿子，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有这么开心了。当我知道您所遭遇的困境时，就想尽力地帮助您。我今天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了，直到您的出现。”
我已经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谢谢您，布朗先生！谢谢您，布朗先生！”
我相信那位老人是位天使，他的音乐使我感动过，并让我赢得了渡过难关的机会。
为朋友写书正名的登山家
乔伊·辛普森是一个因登山而致残的登山爱好者，他并不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但是，为了洗清朋友西蒙·耶茨因为自己而蒙受的难以辩解的冤屈，他决定要为朋友写一本书。
18年前，25岁的辛普森和21岁的耶茨相遇于英国北部城市设菲尔德登山俱乐部。由于对登山的至爱，两人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和配合默契的搭档。两人经常一起登山，世界上的很多高峰、险峰都留下了他们共同攀登的足迹。
1985年5月，辛普森、耶茨和俱乐部的另外两个人。组成了一个四人团，决定去攀登秘鲁安第斯山脉一座海拔4500英尺的山峰。在此之前，一些登山者也曾试图征服这座山峰，但最后都因为天气恶劣、山路过于险峻而退缩了。他们4人来到了峰下，在做最后的准备的时候，另外两人失去了登峰的勇气，辛普森和耶茨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上山。虽然天气比他们预计的还要恶劣，但他们依然借助石缝打下一颗颗岩钉，在峭壁绝岩上一步步地前进，他们时常被风刮得像荡秋千般地在绝壁上飘着。最后，他们胜利了，终于到达了山顶。站在山顶上，他们笑得像一对天真的孩子。
他们在山顶作了短暂的停留，又小心翼翼地开始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途中，辛普森突然一脚踏空，身子失去了平衡，“噌”地一声就从陡坡上滑了下去。下落的过程中，他的左腿膝盖骨被一块凸起的岩石撞得粉碎。关键时刻耶茨一手抓住了岩钉上的绳子，一手抓住辛普森系在腰间的绳子，迅速地控制住了辛普森的下落。
耶茨牢牢地抓着一头系在辛普森腰间一头连着自己的绳子，一步一步地下移。他们终于看到了希望：快到山脚了。此时，两个人又渴又饿，体力差不多都已耗尽。就在这时，耶茨突然感到系着辛普森的绳子剧烈地摇动起来。开始，耶茨想控制住绳子，可马上他就明白自己已经控制不了了。辛普森的下面是一道很深的山的裂缝，他直向裂缝滑下去，耶茨也被拉着滑下去，根本稳定不住脚步。这样下去，两个人都必死无疑。在决定生死的一瞬间，他迅速抽出小刀割断了牵着辛普森的绳子，辛普森掉了下去……下山后，耶茨怀着悲痛和悔恨的心情，马上就到辛普森掉下去的那个裂缝处去找。然而，他在茫茫的大山中转了3天，也没能找到辛普森的身影。就在他放弃寻找准备打包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在他们临时搭建的帐篷上方有叫声，他马上冲了出去，他看见了昏迷过去的辛普森。原来辛普森掉下裂缝时，被山崖上突出的山岩挡了几次，延缓了下降的速度，幸运的是他又落到了一堆很厚的积雪上，虽伤得不轻，但却躲过了一劫。清醒后，他忍着剧烈的疼痛朝前爬了几英里，直到耶茨听到他的呼救声。
辛普森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但这次事故却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两年之内，他在医院里做了5次手术，夜夜都被关节的疼痛折磨得睡不着觉。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心跳过速、呼吸急促、身体颤抖。这还不是最大的痛苦，最让他悲伤的是他这辈子再也不能登山了。如果说辛普森的痛苦都是来自躯体，那么，加在耶茨身上的却是无法忍受的心灵的折磨。回到设菲尔德登山俱乐部后，没有人理他，人们都对他冷嘲热讽，说他是置朋友的生死于不顾的小人，没人叫他西蒙·耶茨，当面背后都称他是“割断绳子的人”。耶茨怎能忍受这样的耻辱呢？他想解释，然而，没有人愿意听。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人们总是带着鄙视的眼光看我，在他们的眼中，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我受不了，受不了啊！”
在这样的情绪下，耶茨带着极度痛苦的心灵，放弃了他酷爱的登山，搬到一个小村庄，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不敢见熟人，他害怕那种让他心灵颤抖的目光。
辛普森出院以后，到设菲尔德登山俱乐部来找耶茨，才知道发生的一切。他试图告诉人们：“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耶茨的选择可以说是最明智之举，我滑向深深的裂缝时，他为什么要做不必要的牺牲呢？”然而，没有人听他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