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即瘫在食橱门旁边的椅子上。就像梦游者一般，我坐在椅子上呻吟着，眼睛茫然地盯着这个德国军官。过了一会儿，我结结巴巴地说：“要怎么处治，你随便吧。我不打算离开这儿。”“我不想处治你！”军官耸了耸肩，“你靠什么维持生活？”“我是钢琴师。”他更仔细地观察我，显然不太相信我的话。然后他扭头看了看从厨房通往其他房间的那个门，好像突然想起一个主意：“跟我来，好吗？”
我们走进隔壁的房间，那里显然是餐厅，然后再往里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一架钢琴，放在墙边。军官指了指钢琴：“弹一段！”难道他不知道钢琴一响会把附近的党卫军都引来吗？我用疑虑的目光看着他，站在原地没有动。他显然感觉到我很害怕，他很有把握地说：“没关系，你弹吧。如果有人来，你就藏进食柜，我就说刚才是我在试弹钢琴。”
我的手指头接触到琴键的时候微微抖动。这么说，这一回我得换个方法，用弹钢琴来换活命。我已有两年半没弹琴了，我的手指头发僵，上面还有一厚层脏泥，手指甲从上次大楼着火时起就没有剪过。
我弹奏了肖邦的升C 小调梦幻曲。未经调试的琴弦发出平缓的丁丁冬冬的声音，琴声流过空荡荡的套房和楼梯，飘到大街对面的别墅废墟，又反射回来，变成了柔和而忧郁的回音。我弹完曲子之后听见楼外有叫声，那是德国人粗鲁的喊声。
那个德国军官默默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你无论如何不能待在这里。我带你出城，去一个村庄。你在那里会更安全的。”我摇了摇头。“我不能离开这儿。”我肯定地说。
现在他好像才明白我为什么藏在这废墟里。他紧张地抖了一下。“你是犹太人？”他问。“是。”他刚才一直站着，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现在他把两只手放下来，坐到钢琴旁边的单人沙发上，好像这一发现让他思绪万千。“是，唔，”他说，“那样的话，我看你确实不能离开这里。”他好像又在沉思，过了一会儿，他转向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你藏在哪儿？”“阁楼。”“带我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到楼上。他很内行地仔细察看了阁楼。他发现了一个我还没有注意到的情况：原来阁楼上面还有一个顶层，那是用木板建的小阁楼。军官说，他认为我应该藏在这个顶层小阁楼里，他帮我在楼下套房里找来一个梯子。我上了小阁楼之后，必须马上把梯子拉上去。我们讨论了这个计划并付诸实施后，他问我有没有吃的东西。“没有。”我说。
“没关系。”他赶紧说，好像想起了刚才的突然袭击，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会给你带点儿吃的来。”这时我才大着胆子问了他一个问题，我已经憋不住了。“你是德国人吗？”他的脸红了，很激动，几乎是喊着回答了我，好像我的问题对他是个侮辱。“对，我是！我为这个感到耻辱，看看这几年所发生的一切。”突然间，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就走了。
过了三天，他又出现了。那是在晚上，天黑漆漆的，我突然听见小阁楼下面有人小声说：“喂，你在吗？”“在，我在这儿。”我回答。
紧接着，一个很重的东西落在我的身边。我隔着外面的纸摸了摸，里面有几个面包，还有一点儿很软的东西，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用油纸包着的果酱。我很快地把那个纸包放到一边，喊道：“等一等！”黑暗中传来的说话声有点儿不耐烦。“什么事？快说。警卫看见我进来了，我不能待得太久。”苏联军队在哪儿？“他们已经到了华沙地区，在维斯杜拉河对面的普拉加区。再坚持几个星期，战争最迟到春天就结束了。”
声音没有了。我不知道那个军官是否还在下面，还是已经走了。可是突然间他又说：“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听见了吗？”他的声音很严厉，好像在给我下命令，他是想让我知道，他坚信战争的结局将对我们有利。这时我才听见下面阁楼的门轻轻关上了。
单调无望的几个星期过去了。假如没有那位德国军官送来的裹面包的报纸，我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放弃希望，并像以往多次计划的那样实施自杀。他带来的报纸在当时是最新的，我一遍又一遍读着报纸上有关德国在各条战线打败仗的消息，以此坚定自己的信念。
突击队的德国人仍照常在这幢楼的两翼干活。德国兵不停地上楼下楼，常把大包东西送到阁楼上，也常来阁楼取东西，但是我藏身的地方真是选得不错，一直没有人想起搜查这个顶层小阁楼。
12月12日，那个德国军官最后一次来看我。他给我带来一大包面包，比上次拿来的还多，还带来一条鸭绒被。他告诉我，他要跟着队伍离开华沙了，嘱咐我一定不能失去信心，因为苏联红军随时都会发起进攻。“攻打华沙？”“对。”“可是，打起巷战来我怎么逃命呢？”我焦急地问。“如果说，你和我5年多来在这个地狱里都活过来了，”他说，“这显然是上帝的意志，他让我们活着，我们无论如何得相信这一点。”
我们两人说了再见，他就要走了，在这最后一刻，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一直在绞尽脑汁想办法表示我的感激之情，而他却绝对不肯收下我的宝贝手表。
“听着！”我拉着他的手，急切地对他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你我的名字——你从来没有问过，可是我想让你记住它。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什么时候能回家现在还很难说。如果我能幸存，我肯定还会为波兰广播电台工作。我战前就在那里工作。如果你发生了什么事，如果我能用任何方式帮助你，请记住我的名字：什皮尔曼，波兰广播电台的。”他像平时那样笑了，既表现出不以为然，又表现出腼腆和尴尬，可是我觉得自己让他感到了快慰，因为我虽身处逆境，还是尽可能表达了想帮助他的天真愿望。1月15日，华沙解放了，从而终结了我先前所遭受的一切苦难。
我努力去寻找那个德国军官的踪迹，但一直没能找到他。我所遇到的穿德国军装的人中唯一有人性的人——他也许平安回家了。
德国军官的良知
救了什皮尔曼的人名叫维尔姆·霍森菲尔德，德国国防军的军官。霍森菲尔德过去是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中尉军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上级大概认为他年龄太大，不适合上前线，让他负责华沙的一切体育设施，这些设施都是国防军接管过来供德军士兵使用的。霍森菲尔德上尉在战争末期被苏联红军俘获，七年以后死在狱中。
什皮尔曼在1945年开始找寻他的救命恩人，但是没有找到。后来得知，霍森菲尔德曾帮助过许多犹太人。以下是他在战时写的日记，他生前设法把日记本寄回了德国家中。
1942年8月13日
我们自己人当中怎么会有如此卑鄙的人呢？是不是有人把监狱和疯人院的罪犯和疯子放了出来，派到这儿来充当猎犬呢？不是的，而是我国某些显要人物教唆那些原本不会伤害人的同胞如此行事的。邪恶和野蛮就隐藏在人的心里。如果听凭它们任意发展，它们就会蓬勃生长，长出很难看的萌蘖枝条。
我们是什么样的胆小鬼啊，认为自己超凡脱俗，可还是听任这一切发生。我们也将为此受到惩罚。我们无辜的孩子也会受到惩罚，因为我们听任这些罪行发生，成了罪犯的同谋者。
1943年6月16日
那些野兽认为我们用这种方法就能打赢战争。可是由于我们用了如此骇人听闻的手段集体谋杀犹太人，我们已经战败了。
我羞于走进这座城市。任何波兰人都有权利向我们吐口水。每天都有德国兵被枪杀。事态会发展得更加严重，我们没有权利埋怨，因为我们罪有应得。我每天在这儿情绪越来越坏。
1943年12月5日
去年是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俄国人是那么强大，他们终归会把我们赶出他们的领土。德国的城市正在一个接着一个被摧毁，我们整个民族将不得不为所有这些冤案和不幸，为犯下的所有罪行而付出代价。
张大千拜访毕加索
1956年5月，应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的邀请，57岁的张大千偕夫人徐雯波来到巴黎。巴黎素有“人间艺术天堂”之美誉，张大千来到这里无疑是宣传中国绘画艺术的极好机会。5月31日至7月15日，张大千在巴黎举办了画展。张大千作为一位东方的艺术大师，很想和毕加索见上一面。请谁来帮助引荐呢？张大千找到了中国旅法著名画家赵无极。可赵无极为难地说：“毕加索脾气古怪，就连他的秘书也极难在他面前说话。你可是咱东方的艺术大师，万一碰了钉子，怕有失咱东方人的颜面啊！”张大千说：“话不能这么说，我只代表我个人。我拜访毕加索，只是想交流心得，切磋艺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于是，张大千又去向乔治·萨勒馆长求助，乔治·萨勒馆长摇摇头说：“对您的请求，我是爱莫能助。”张大千不死心，心说：求人不如求己。于是，张大千直接让翻译替他拨通了毕加索的电话。毕加索的女秘书接到电话，想起毕加索平素对中国绘画艺术的爱好与推崇，便记下了张大千的电话号码。两小时后，女秘书给张大千打来电话说：“明天毕加索将参加邻近的瓦洛利镇陶器展览会开幕典礼，你们会场上见。”
第二天，张大千夫妇和翻译来到瓦洛利镇。不一会儿，毕加索被人们抬在肩上拥进会场，会场顿时沸腾起来。75岁的毕加索头发花白，微笑着向人们招手致意。张大千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画家会受到如此拥戴，他惊呆了。突然，他看见毕加索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对他笑了笑，旋即又转过身去。翻译忍不住了，跑过去对毕加索说：“昨天约好了，今天与张大千见面，怎么只看一眼就走了？”毕加索说：“现在人太多、太乱，没有办法与他谈话，我明天在家里接待他。”张大千听了，非常高兴。
7月28日，为迎接张大千的到来，毕加索一改过去在家里那种光肚皮、光膀子的形象，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了一件夹克式的条格衬衫，站在门口迎接张大千一行。张大千走进毕加索的画室，200多幅仿齐白石的绘画作品立刻吸引了他。张大千惊讶地说：“没想到您对中国画悟得这么深。”毕加索说：“请多多指正。”张大千说：“你不会使用中国毛笔，墨色浓淡难分。中国画是用毛笔蘸墨，依靠含水多少来控制深浅，从而形成焦、浓、重、淡、清五色。”
应毕加索的请求，张大千当场写下“张大千”三个大字，笔力苍劲雄厚，墨色深浅有致。毕加索赞叹不止，说：“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到巴黎来学艺术？”张大千以为翻译有出入，不解其意。毕加索说：“不要说法国没有艺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说：“你太客气了。”毕加索更加激动了：“配在这个世界谈艺术的，第一是你们中国人；其次是日本人，日本艺术又源自中国；第三是非洲黑人。除此之外，白人根本没有艺术。”毕加索缓了一口气说：“如果把东西方绘画比作一块精美的大面包，那西方的不过是面包碎屑罢了。”说到这里，毕加索笑了：“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何以有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这天，毕加索破例和张大千夫妇一起进餐、逛花园、合影留念，还将一幅《西班牙牧神像》赠给张大千。
自从在巴黎见了一面，张大千和毕加索就心心相印。后来，张大千画了一幅墨竹送给毕加索，画中的两枝墨竹，一浓一淡，一肥一瘦，一老一嫩，尽显中国画的精彩。毕加索将其视若珍宝。
假如不挺身而出
19世纪，在英国的名门公立学校——哈罗学校，常常会出现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不良现象。有一天，个膀大腰圆的高个子男生，拦住了一个矮半头的新生，颐指气使、蛮不讲理地命令他替自己擦鞋。新生初来乍到，不明白其中原委，断然拒绝其无理要求。高个子男生恼羞成怒，一把揪住新生的头发，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嘴里还骂骂咧咧：“你小子，为了让你学聪明点儿，得先用拳头好好开导开导你！”新生很有骨气，尽管痛得龇牙咧嘴，却并不肯乞怜告饶。
那些旁观的学生或者起哄嬉笑，或者冷眼相看，或者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一走了之，只有一个外表文弱刚刚入学的男生，看着这以强凌弱的一幕，渐渐涌出了同情的泪水，忍不住愤怒地吼了起来：“你到底还要打他几下才肯罢休？”
高个子男生朝那个又尖又细的抗议声望去，原来是个身单力薄的新生，就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那个新生向前走了几步，用含泪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毫不畏惧地回答：“不管你还要打几下，让我替他忍受一半的拳头吧！”
高个子男生看到他的眼泪，听到这出人意料的回答，不禁愣住了，羞愧地停住了手……愤怒出诗人。第二天，那个身单力薄的新生将自己连夜赶写的一首小诗，署名“无畏者”，贴在了学校的《文学创作园地》上：
假如有人用暴力欺凌新生，我们不挺身而出，因为我们不是新生；假如有人用暴力欺凌女人，我们不挺身而出，因为我们不是女人；假如有人用暴力欺凌老人，我们不挺身而出，因为我们不是老人；假如有人用暴力欺凌弱小，我们不挺身而出，因为我们不是弱小；假如有人用暴力奔我们而来，到了那个时候，还会有人为我们挺身而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