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买了留声机。孩子围着留声机，好奇而兴奋。两个钟头过去了，孩子还在留声机旁边。难道他听到了声音？我警觉起来。突然，我发现，他站在留声机前面，牙齿咬着留声机的外壳，一动也不动，神情十分专注。他在干什么呢？
当我发现，他是在听时，我简直大喜过望。“我的儿子可以听到声音了！我的儿子可以听到声音了！”我不停地高喊。
后来我又发现，我说话时，把嘴唇贴在他耳后的乳突骨上，他可以很清楚地听到我在说什么。
这以后，每天孩子临睡觉前，我都给他编撰故事，培养他的自信心、想像力和做个正常人的渴望。
其中有一点是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每次讲的故事，我都赋予它新的戏剧性色彩，借以让他知道，他的不幸并不是他的包袱，反而是他可贵的资产。
我所研究的成功哲学到处都在显示着祸福相依、利害共存的道理。我告诉我的儿子，他其实比自己的哥哥“占了便宜”。我还告诉他，这个好处会展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学校老师看到他没有耳朵，会对他特别关爱和照顾。等他大了以后，他去卖报纸的时候，顾客看到他没有耳朵，却勤劳不懈，刻苦奋斗，买了报纸后，会额外给他一些赏钱。
他7岁的时候，证明了我对他的教育成果。
有一天下午，他向邻居鞋匠借了6分钱，买了报纸。卖完之后，又再去买报纸。反反复复卖到晚上，他还清了6分钱。还有42分钱的净利。
我们当晚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已经睡熟，手里紧握着这笔钱。他妈妈松开他的手掌，拿下硬币，然后哭了。我们让孩子有自信的用意已经见效了！我看到了一个勇敢自信、雄心勃勃的小生意人！
我坚持不让他上聋哑学校，不让他学手语。目的是不让他产生依赖，一定要刺激发展他的听力。就这样，他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仍然是老师在近距离大声喊叫的时候，他才听得见。但是他的听力发展了。
念高中的时候，他用过一阵子电子助听器，但是效果不大。念大学的最后一个礼拜，发生了一件转变他一生的事，就是凑巧有个机会让他试戴另一种助听器。因为以前的效果不大，所以这一次，他先是不以为然，不抱希望。可是，当他满不在乎地戴上这一新款助听器的时候，他高兴得跳了起来，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欣喜若狂。好像魔法一样，他渴盼已久的听力变成了现实。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听到真正的声音了。那一刻，他耳边响起的是比任何音乐都美丽的声音。就在这时，命运之神降临了。他把他的缺欠转化为对等的资产了。他给助听器制造厂商去了一封信，表达谢意。厂商因而邀请他去纽约参观。就在他和总工程师讨论他的世界如何大为改观的时候，有一个念头闪现在他的心中。也就是这一个念头，把他的苦难变成了资产，注定了不仅带给众人幸福，也为他自己带来了财富。
他闪现出的这个念头是，他要把自己的经历告诉需要助听器的人们。
整整一个月，他努力做研究。他分析了行销系统，草拟出与听障人士的沟通方法，写出了两年的计划书。当他把这一切向该公司展示出来的时候，马上得到了一份工作，使他得以一展所长。
在他还小的时候，我植入他心中的那个观念——他的苦难会变成重大资产，在他的努力下，果真成为事实。他后来很富有。他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兼社区领导。
说实在话，怎样转变，何时转变，以怎样的方式转变，我无法说清楚。我所能肯定的是，炽热的渴望一定自有其门路将苦难变成重大资产。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这就是我的二儿子布莱尔·希尔的故事。苦难会变成巨大财富，拿破仑·希尔的这个思想，在我国2500年前就已经提出采了。
在老子的学说中有一句名言，千百年来，我们仍然在理解它，消化它，应用它。这句名言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老子看来，灾祸啊，福分就隐藏在它里面；福分啊，它里面却潜伏着灾祸。
2500年前，老子就发现了这一辩证的哲学思想。真正理解和掌握这一思想的人，任何艰难困苦都不能将其击倒。即使在漫无边际的沙漠中，他也能嗅到花园的芬芳。他脑子里呈现的美好前景，他对未来美好前途的坚定信念和渴望，鼓舞他产生出坚韧的毅力和不屈不挠的行动能力。最后，理想终成现实。
这已经被古今中外无数人的经验所证明。
苦难孕育刚健舞姿
“姜洋的舞姿炉火纯青。跳跃、飞旋和腾挪转身，柔韧自如，飘逸刚健。大赛的金奖，非他莫属。”评委们如是说。
姜洋第一次登上央视舞台，就以神秘、充满魅惑的舞蹈《随风而逝》征服了评委和观众，以绝对优势获得第二届CCTV 电视舞蹈大赛现代舞唯一的金奖。
2002年10月7日，在颁奖晚会上，姜洋接过奖杯，脸上漾满纯情的微笑，像个单纯的孩子，就仿佛他的生命从未经历过苦难，就仿佛他一直平平坦坦走到今天。
姜洋9岁时，就在一次观看文艺演出中迷上舞蹈，央求母亲把他送到了舞蹈班。从此，无论冬寒酷暑，下了课他就去舞蹈班学舞。舞蹈在他的生命里扎下了根。
1992年，13岁的姜洋顺利地考入黑龙江省大庆市歌舞团附属艺校。欢喜之余，父母四处求人，东挪西借给他筹集昂贵的学费。
父母舍不得花20来块的车费，很少到学校看儿子。每逢周末就剩他一人呆在宿舍。等同学们回来，满屋笑声，满桌零食，姜洋总有些心酸。有一个周末，姜洋忽然见到了父亲，正在惊喜之时，发现父亲脸色苍白。原来，父亲几个月都没领到工资，是去医院卖了血，才来看儿子。姜洋扑在父亲的怀里哭泣不止。
夏天，无论多热，姜洋都舍不得买冰棍。去吉林参加演出，他只带2块钱。一次要交80元的书本费，姜洋抱着自己的储蓄盒去了，硬币丁丁当当地倒在老师办公桌上，老师的眼睛湿润了。
在学校，姜洋一直都是优等生，拿了五年的一等奖学金。姜洋回家很少，暑假都留在学校练舞或者学习。姜洋给自己订了明确的计划表，早上5点起床（没人比他更早），绕着操场跑上20圈，再绑上沙袋跳楼梯，到健身房去踢腿。上午的专业课结束后，他先跑上两圈再吃午饭。下了晚自习，他还要完成100来个旋子、飞脚才肯睡觉。早晚不误，天天如此。
毕业本来能留在大庆歌舞团工作，姜洋却想出去闯荡。1997年春，18岁的姜洋独自到了广州。人生地不熟，甚觉孤单。学习之余，他到广州一家夜总会跳舞。领队总爱使唤他：“小孩，把凳子搬来！”“去给我倒杯茶！”动作稍微迟缓，他一脚就踹过来……那年过年，姜洋没有回家，买了盒饭无味地嚼着，想着远方的父母，眼泪就滴下来了。
一年的磨炼，他萌生了更高的要求。他想进京深造。1998年4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
一年的学费7800元。父亲要卖掉房子，姜洋坚决反对。借了钱报完到，姜洋已经身无分文，到宿舍放下包，就找到附近一家酒吧打工。一个晚上跳三个舞，挣60元。有时晚了，学校11点锁门，姜洋舍不得花钱打的，就大汗淋漓地跑回去。有一次，迟到的姜洋被楼管老师逮住了，他恳求道：“老师，没办法，如果不挣钱，那下顿就没有着落。我向您保证，各科成绩不低于85分！”一回宿舍，姜洋就点上蜡烛做作业、学英语，到后半夜一两点才睡。
大学第一个假期，姜洋留在了北京，挣下学期的学费。但是，学校不允许学生假期留宿，而最便宜的招待所也要20元。双井的一个朋友邀请姜洋住他那儿。午夜下工，姜洋就从民族大学走去双井，累了不停步，一直给自己鼓劲：“我有毅力！我能走到！”到家他看看挂钟，4点58分。当时腿都软了，直抖，躺在床上他就睡着了。
这样走了三天，体力不支。第四天，他就呆到酒吧打烊，然后到人大公车站的天桥，等到5点第一班车再回双井休息。有一次，他实在累极了，竟躺在天桥上睡着了，半小时后被冻醒，回家后就发烧，他却洗冷水澡，戏称：“以毒攻毒。”
有一次姜洋坐到操场上，看见有人捡易拉罐，心里一动，这时恰巧有个易拉罐滚过来，他很自然地捡了起来，放在寝室的阳台上存起来。起初，流言铺天盖地，难以入耳。学生捡易拉罐，几乎史无前例。姜洋听了就笑，不觉得有任何羞愧：“我并没有做错事，‘废物利用’啊。”
理解需要过程。当本班的同学们了解情况后，开始帮他收集易拉罐。后来，甚至别班的同学也帮他收集，姜洋收到这一个个包含真情的易拉罐，却忍不住泪水。
易拉罐收集了一大袋，卖到收购站，拿了30多元钱。
如此，他又存了三次，卖了三次，攒了100多元。对于贫穷的他，多么需要钱啊，可是他对母亲说：“买几斤毛线为我班同学织双毛袜吧。”那时的冬天，舞蹈学院还没装上暖气，特别冻脚，同学们都在一直抱怨。善良的母亲一口答应了。当同学们收到这份珍贵的礼物，好多人都忍不住哭了。
就这样，他一分一分地挣来学费、生活费，还给家里寄钱。他的信念是，生活靠自己。姜洋身上散发着快乐与坚强，朋友佩服地说：“姜洋，你就是永远死不了的那种人！”舞蹈的姜洋，能超越艰难生活，找到另一个更真实的自我。在每一个飞跃每一个旋转里，在每一个苦难或者欢快的舞蹈动作里，他感觉到每一滴血都在热烈地奔流，每一个呼吸都激情洋溢。舞的自由、随性、火热和轻灵，融进了姜洋的内心。只要他跳起来，他就能从现实的桎梏里轻巧地飞出来，努力向上。向上，就是幸福的天堂。
流浪中寻找精神支撑
周崇贤15岁就告别家乡四川省合江县尧坝乡，到贵阳打工。在钢材库搬运、在建筑工地挑沙石、在私人煤窑挖煤……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一干就是3年。
在煤窑挖煤时，他才17岁，经历了生死的考验。巷道很矮，不得不四肢着地，像牛拉车一样，拉着“煤船子”爬行。稍不留神，头就碰到石顶，撞得头昏眼花。有一次他落伍了，电石灯又突然熄灭。四周阴森可怕。他呼喊，但是没有回声。他感到自己掉入了绝望的深渊。他误入了早已废弃的“死亡通道”。当他发现前面已无路可走的时候，他惊出一身冷汗，掉头就往回逃。膝盖出血了，但他忘记了疼痛，幸运地逃离了死亡。他经历了一次同死亡搏斗的内心体验。
他不仅在同苦难和死亡搏斗，也在同命运搏斗。在打工的恶劣生存环境下，他没有让自己的精神园地荒芜，小小年纪就每天晚上克服打工的疲劳和同伴们的嘲笑，赶10多里路去贵阳金筑大学听课。他在上夜校。他在苦难之中，寻找着精神支撑。三年之后，他拿到了盖着金筑大学钢印的毕业证书。
三年之后，1988年，就在他同死亡搏斗取得胜利之后，就在他流浪到四川西昌市去当小木匠的时候，《凉山文学》发表了他的两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当然，这是他无数篇小说之中的成功之作。
他又流浪到广州。没多久，1990年2月2日，他又爬上一辆脏不拉叽的破车逃离广州，到顺德市均安镇投奔打工的三姐。三姐帮他找工作，日子一久，他就等不下去了，只好自己到一家条件恶劣的铸造厂打沙模。后来姐姐帮他找到一份工作，比打沙模也好不了多少。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用冷水洗毛毡，双手裂满口子，缠满胶布。几个月下来，三姐看他瘦削的样子，心疼得哭了。
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在同恶劣的生存条件搏斗。但是，条件无论多么艰苦，他都不会停止每天晚上的学习和写作。几十个人的大宿舍里空气不好倒是小事，关键是吵嚷得没法静下心来。他顾不了那么许多，放下蚊帐，伏在床上写。双肘和腿经常麻得不能动弹。有时宿舍实在吵得厉害，他就跑出厂门，钻进半人高的草丛中写。蚊虫往他身上爬，一痒就抓得血淋淋。一次下雨，跑不及，把5角钱的方格纸浇透了，他心疼了好久。他终于想起饭堂是个好地方，虽然有蚊子可条件好多了。
1991年6月，《佛山文学》发表了他的中篇小说《打工妹咏叹调》，引起不小的轰动，被评论家列为“打工文学”代表作之一。三年后，又把他列为“打工作家”行列。
1994年5月，一个机会终于悄悄地游弋到这个打工仔的身旁。广东的大姐打电话告诉他，中山人民广播电台招聘记者。他舍不得10多块钱的车票，骑了3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去参加面试。5月13日，他跨入了新闻界，结束了流浪的打工生涯。这一年，他还获得了广东青年文学最高奖项——新人新作奖。
1999年，他的小说专集《周崇贤文集》一套8册正式出版。站在28岁的起跑线上，他说：“正是人生中诸多的苦难造就了我的今天。我感谢苦难，感谢苦难中我永不倒下的身躯和意志。”
苦难是一所学校
黄海涛3岁时母亲去世，父亲中年丧偶，一夜之间变得苍老。父亲艰难地挑起一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海涛的哥哥姐姐每天出工挣工分。他还小，正读小学，放学就去放鸭子。他一个人在田野里并不寂寞，他每天都与书交流。这期间，他读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镜花缘》、《暴风骤雨》、《封神榜》等。找不到书时，就读《毛泽东选集》，前后读了三遍。这使他的作文总是全校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