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她把包括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在内的五千年中华文明贡献给了世界，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到了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蓬勃而起，东方的封建中国则裹足不前，逐渐落后于世界大势。到了19世纪中叶，强盛发达的西方列强东侵落后软弱的东方中国，在老大腐朽的清王朝封建统治和压制下，英勇不屈的中华民族，虽一次次顽强地反抗，却一次次悲壮地失败。
创深痛巨，仍顽强不屈的中华民族，昂然跨入20世纪。
1900年，是20世纪的第一年。于19世纪末开始酝酿的义和团运动蓬勃汹涌地发展起来，其声势之大，社会阶层之广泛，反帝斗争之坚决，是此前反帝斗争所不能比拟的：其刀矛剑戟对洋枪洋炮的悲壮战斗，也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但在其可贵的英勇反帝的精神深处，也蕴藏着愚昧落后、盲目排外、排斥近代文明的致命弱点。所以，在凶恶的八国联军的联合进攻和卑鄙的清政府出卖面前，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节节败退，迅速溃散。帝国主义列强则长驱直入，中华民族惨遭浩劫。
在八国联军的猖狂进攻下，京城北京失陷。先是盲目对外宣战，招抚义和团，接着又力主议和，反手屠杀义和团的慈禧太后，裹胁光绪帝仓惶离京，颠沛流离数月，终于逃至西安。而凶残的八国联军四处攻掠，夺要隘，攻要地，焚城镇，屠吏民。沙皇俄国乘机兵侵东北，东北全境尽陷俄手。
1900年是20世纪第一年，是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轰轰烈烈斗争的一年，也是中华民族创深痛巨的一年。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1899年至1901年间，在中国北方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首先兴起于山东。民谚有云：“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
义和团源于大刀会、红拳、梅花拳、义和拳、神拳等民间武术团体，并与白莲教系统某些秘密结社相结合。各团体最初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为号召，聚众设坛，练拳习武。
甲午战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教会势力的横行，原来的各民间武术团体逐渐走上反帝斗争的道路，焚毁教堂，处死洋人，打击教会势力。而沦为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最激烈的场所，外国教会势力极为猖狂，全省各地教堂林立，传教士专横跋扈，民、教冲突异常严重。加之连年水旱，广大乡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群众反抗烈火愈燃愈烈，山东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风暴的策源地。但在斗争初期，各地拳会没有统一领导和组织，源多流杂，处于分散、自发状态。随着反洋教斗争的不断发展，山东及直、鲁交界地区逐渐形成了几个中心和几支力量较强的队伍：一是曹县、单县、菏泽、定陶、郓城等地的大刀会，它是民间秘密结社与八卦教分支相结合的组织，系曹县烧饼刘庄刘士端创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即掀起反洋教斗争，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先驱，后被山东地方政府镇压。二是以东昌府冠县梨园屯为中心，旁及临清、武城、邱县及直隶威县、曲周、南宫等地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梅花拳。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率众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马场起义，竖起“助清灭洋”大旗，将梅花拳改称义和拳，首揭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序幕。三是以东昌府茌平为中心，旁及高唐、恩县、博平、平原、禹城等地的神拳，后改称义和神拳或义和拳，首领是朱红灯和心诚和尚。1899年10月，朱红灯率众千余人在平原县森罗殿地方粉碎清军围剿后，不断壮大，逐渐成为山东地区重要的反帝力量。义和团在山东兴起期间，李秉衡、张汝梅、毓贤相继担任山东巡抚，他们在处理教案时，对洋教势力的专横颇有不满，对乡民反洋教斗争颇有同情，主张“持平办理”，反对一味镇压，采取剿抚兼施、先抚后剿、以弹压劝导为主的政策。1898年6月，张汝梅曾上奏清廷，建议将各地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并在奏折中第一次将拳会改称“义和团”，目的在于控制和利用义和团，客观上也使义和团在山东取得了合法地位，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这一政策以后也为毓贤所继承。大抵从1899年下半年起，各地拳会纷纷改称义和团，竖起义和团旗帜。10月，清廷公文中正式将各种拳会组织统称为义和团。“义和”，乃“取朋友以义合之义”。
义和团基本成员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及水手、脚夫、无业游民等下层民众；基层组织称坛、坛口或坛场（厂），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等。若干坛口组成一个团（又称总坛），首领称老师、团首。各团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组织，有事临时相商，则以传帖方式，统一行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各坛均供奉神仙牌位，举行烧香、焚表、念咒等仪式，宣传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宗教迷信，充分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自发、分散的特点和封建愚昧的落后性。
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助清灭洋”等，这些口号是当时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的产物，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的朴素情感的反映。“灭洋”显示出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及洋教势力的切齿痛恨，是中国人民要求民族自立的精神体现；“扶清”则表明义和团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对帝国主义与清王朝互相勾结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以致后来为清廷所利用，走入歧途。
义和团在山东迅猛发展引起西方列强和教会势力的恐慌，德、美等国逼迫清廷罢免了毓贤，于1900年初，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一上任即发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严厉镇压和防范各地人民反帝斗争，山东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
1898年前后，义和团运动逐渐波及直隶的大名府、冀州、深州、景州等地。1900年初，义和团在山东受挫，转移到直隶，并迅速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以天津、北京、保定三角地带为中心的战斗基地。同年4月，义和团在北京设立坛口，利用揭帖、谶语、预言碑等形式广泛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同时，保定府和天津城内的义和团组织也逐渐增多：在静海，有以张德成为首的“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和以曹福田为首的“署理静海一带义和神拳”；在新城，出现了王成德、宋福恒两支义和团队伍。这些都是直隶地区举足轻重的反帝力量，后多进入天津，在抗击八国联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5月，北京西南直隶滦水县高洛村及附近义和团民进攻村中教会武装，在石亭镇大败前来围剿的清军，一举进驻涿州城，向北京挺进。
在直、鲁义和团影响下，反帝怒潮遍及全国，东北、河南、山西、内蒙古、陕甘及江南一带人民群众反帝斗争也蓬勃兴起。
义和团运动在全国普遍高涨更加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他们一面威逼清廷派兵镇压，一面开始酝酿对华直接武装干涉。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国联合照会清廷，限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扫平，否则将派兵来华“代为剿平”。6月，英、美、德、法、俄、意、日、奥八国以保护公使及在华洋人为名，派兵400多人进抵北京，大批侵略军也相继开往中国，积极进行战争准备。此时清廷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逐渐形成主剿与主抚两派，在对待八国联军态度上也逐渐形成主和与主战两派。主剿派以荣禄、奕勖、许应揆、徐用仪、袁昶等人为代表，主张镇压义和团以换取列强撤兵，极力反对与八国联军宣战。这一主张得到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主抚派以载漪、载澜、刚毅、徐桐、赵舒翘等人为代表，主张招抚义和团以抗拒八国联军，目的是利用义和团阻止英、美等国扶持光绪帝，进而实现废立阴谋，确保傅傍早日继位。掌握清廷实权的慈禧太后感情上倾向主抚派，却又惧怕与列强开战，因而在剿与抚、战与和的问题上一时举棋不定。她一面派聂士成率清军赶往芦保铁路及天津附近围剿义和团，以消弭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一面派刚毅等赶赴良乡、涿州等地探查义和团虚实，妄图加以利用。结果聂士成率领的清军遭到义和团有力抵抗，事实上已无力阻挡反帝运动的迅猛发展；刚毅通过观察看到义和团的强大，力劝慈禧因势利导，进行招抚。慈禧几经犹豫后，终于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其进入北京。于是5月上、中旬，大批直隶义和团涌入京、津两地。至下旬，天津已有坛口300多个，团民约4万人；北京有坛口1000多个，团民10万多人。义和团涌入京、津后，开始焚烧和捣毁教堂，惩处传教士及不法教徒。外国侵略者惊恐万状，在北京使馆区和天津租界构筑工事，蓄意屠杀义和团民，同时增派大批联军进犯北京。6月10日，英国中将西摩尔统帅英、德、俄、美等八国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租界分批向北京进犯，挑起八国联军之役。京、津各地义和团立即拆毁铁路，破坏电讯交通，配合清军在廊坊车站与侵略军激战，迫使其退回天津租界。从6月16日起，慈禧几次秘密召开御前会议，讨论与列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争吵激烈。载漪为促使慈禧宣战，伪造了一个列强要求她归政的照会。慈禧见后大怒，遂下决心不顾一切与列强反目。6月17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打通了海上至天津租界的运输线。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清军击毙。当日下午，清廷决定与各国开战，命清军与义和团一起包围、攻打各国使馆及西什库教堂。各国使臣、侵略军、传教士及教民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次日，清廷正式向列强宣战，嘉奖义和团为义民，令英年、载澜、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务。北京义和团开始被封建顽固派利用，走上歧途，成为他们报复洋人的工具。至22日，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使馆先后被焚。清廷与列强宣战，客观上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反帝烈火在全国迅速蔓延，江南地区会党组织和广大民众也开始投入反帝斗争。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极端仇视义和团，不顾清廷宣战谕旨，指使上海道余联源在7月3日与上海各国领事团草签《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与列强携手维持“地方秩序”。镇压义和团，并先后怂恿10多个省区加入“东南互保”行列，严重阻碍了江南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清廷宣战后不久，慈禧发觉归政照会查无实据，转而与列强暗中勾结，伺机乞和，一面赞同、认可刘、张等人的“东南互保”举动，一面密令对北京使馆区明攻暗保，与各国使臣互通声气，并将大批义和团调离出京，采取分化、瓦解、屠杀等手段，使北京义和团力量大为削弱。
侵华战争开始后，帝国主义各国为在华索取更多特权，竞相派大军来华，侵华联军人数激增，至7月初在大沽登陆的侵略军已达1.4万人。西摩尔联军受挫后，八国联军调集兵力，企图先夺取天津，再进犯北京。为保卫天津城，曹福田、张德成及天津周围各地义和团于6月下旬纷纷入津，配合清军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等地接连向敌人发起猛攻，取得一定战果。7月9日，联军开始反扑，兵临天津城下，清军将领聂士成壮烈牺牲。此时驻守天津的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不积极策划天津城的守卫，反而秉承慈禧旨意，在伙同马玉昆部清军大肆屠杀义和团2000多人后，弃城溃逃，严重削弱了天津防守力量。7月14日天津沦陷，八国联军疯狂屠杀无辜市民，实行残酷殖民统治。
在参加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天津北京的同时，沙皇俄国还单独出兵东北，侵占东三省。7月16日至18日，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残害中国居民7000余人，然后出兵11.6万人，分四路进攻营口、哈尔滨、海拉尔、宁古塔等地，至10月上旬，侵占了东北全境主要城市和交通线。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余人从天津进犯北京。由于义和团遭到侵略军和清政府的疯狂屠杀，实力大损；津、京沿线10多万清军又缺乏有力的统一指挥，毫无斗志，望风即溃，致使八国联军轻易攻占北仓、杨村、通县等地，直逼北京。
8月7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令其火速来京向列强乞和，企图以出卖主权阻止联军进京。8月13日夜，联军向北京发起进攻。15日晨，慈禧携光绪、傅傍等仓皇出逃，是日深夜北京沦陷。八国联军在京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无数百姓惨遭屠戮，百年古都横遭浩劫。8月27日，慈禧在经太原逃往西安途中授予奕勖全权，令其回京与李鸿章向列强乞和。帝国主义各国本着各自利益，对清廷乞和举动采取了不同态度。沙俄为迫使清廷承认它霸占东北三省的合法性，支持亲俄的慈禧太后继续执政，极力说服各国接受清廷议和要求。英、德等国则幻想扶持光绪帝，拒绝与清廷开议。此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率大军来华，置清廷议和要求于不顾，继续对直隶全境发动武装进攻，扩大侵华战争。12月24日，经过讨价还价，各国最终协调一致，对慈禧为首的清朝政权采取“保全主义”，同意议和，并拟定《议和大纲》12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