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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是在做梦。梦见我在上中学时十五岁，我耐心地解数学题。我手肘支在黑色课桌上，熟练地用圆规、尺子、量角器。我沉着努力，周围的同学们在小声说话。有个同学正在黑板上写数字，几个贪玩的学生在玩桥牌。我离他们很远，不时陷入想象并看着窗外。好像有一根树枝在太阳里轻轻摆动，我久久地注视着。我是个精力不集中的学生。我兴致勃勃地观赏太阳，就像留恋这些令人回忆起少年时代的课桌、粉笔、黑板。我快乐地把自己关在受人保护的童年里！我很清楚，人要先经过童年，上中学，认识许多同学，然后面临考试，考试后得到几张毕业文凭。然后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迈过几道门槛，一下子变成了成人。脚步声变得沉重了，我们走上了正式的人生之路。刚踏上它，我们终于与真正的对手较量，使用手中的武器了。我们用尺子、圆规、角规来创造这个世界，或战胜自己的敌人。该结束了，孩时的种种游戏！
我知道，中学生敢于面对生活，他们急于战胜困难，在他们眼里大人们遇到的艰难险阻并难不倒他们。
但我是个特别的中学生，我懂得静静地享受生活，不急于面对生活的挑战……度特尔特走过我的身旁，我请他过来：“坐下吧，我给你算命。”我给他翻的是一张黑桃A，我很高兴。
他坐在我对面，他的课桌和我的黑色的一样，双腿悬在半空，微笑着。我谦虚地笑了一下。菲涅克向我们这里走来，手臂搭在我的肩上：
“出什么事啦，老同学？”天，这一切是多么的温馨哪！
一个学监（是学监吗？）打开门，叫过两个同学。他们放下手中的尺子、圆规，出去了。我们目送着他们。他们的校园生活结束了，他们投入到生活中去了。他们用学到的知识为国效力。他们和大人一样，将与对手初试锋芒。这是所神奇的学校，每个学员都会轮流走出去，走的时候没有不舍，那两个同学都没看我们一眼。然而命运或许会把他们送到很遥远的地方！毕业后我们分开了，还有再相聚的那一天吗？
目送他们走后，我们低下头。我们还生活在温室里……“你听我说，度特尔特，今晚……”
就在此时，门又一次又被打开，我像听见了法官的最终判决：
“圣埃克苏佩里校官，度特尔特中尉，到司令部去！”学校生活结束了，这就是生活。“你已经知道轮到我们了？”“菲涅克在今天早上已经飞了。”既然司令部传唤我们，可能是要我们执行任务吧。
现在是五月末，正是惨败的时候。部队牺牲机组人员和机组，就像用一杯水去浇灭森林大火。当一切都处在崩溃边缘，你认为的危险是什么样的？整个法兰西目前还有五十个大的侦察机组，每个机组三人。其中二十三个机组在我们的三十三大队二中队。三圈内，二十三个机组就已经丢了十七个。我们像蜡烛一样在熔化。昨天我对加霍尔中尉说：
“战后我们再谈这事吧！”加霍尔中尉答道：“我的校官，你还奢望能活到战后？”
他没有开玩笑。我们都十分明白，他们把我们卷入战火中，我们的行动根本毫无意义。整个法兰西只有我们五十个人肩负全部的战略任务。辽阔的森林燃烧着熊熊大火，他们杯水车薪，想用几杯水去浇灭它：他们是要我们牺牲了。
他们的布署总是正确的，谁能抱怨呢？我们的回答这有：“是，司令。是，司令。谢谢，司令。”但回答完毕，这行动任务对于我们来说是荒唐的。我们的周围，全部都在爆裂崩塌，死亡本身也显得十分荒谬，这就更显示出荒谬的彻底了。在这场混战中，死亡失去了它的认真性……我们走进亚里亚（今天他还在突尼斯领导着这个三十三大队二中队机组）的司令部。
“你好，圣埃克苏佩里；你好，度特尔特，请坐。”我们坐下来。司令在桌面上摆出一张地图，回身对传令兵说：“给我找天气预报。”
接着他用铅笔敲桌子。我仔细察看他的神色，他的脸紧绷着。他一夜未睡，坐着车到处奔走，找参谋部，师参谋部、军参谋部……他和供应商争吵，因为他们不提供飞机的零件。在回来的途中，他又被混乱的交通绊住了脚。他连最近的搬出搬入的行动都指挥。因为我们换了基地，就像穷人被贪图势利的房东逐出。亚里亚这一次指挥机组行动，救出了飞机、卡车、十吨物资，他现在已被折腾得筋疲力尽了。
“就是这样……”他一直在敲桌子，眼睛根本不看我们。“真蠢……”
然后他耸耸肩。
“这是一次愚蠢的行动，但参谋部的人不同意更改。我与他们争论过，但他们就是不肯让步……就是这样了。”
我和度特尔特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些什么。从窗口看出去，天空是那么安静和谐。我听见母鸡咕哒地叫，因为司令部安置在农场里，情报室则在学校。我不想把夏天、成熟的果实、正在生长的雏鸡、茁壮成长的小麦和迫近的死神做对比。我不认为死亡即将来临时，不该有平静的夏天，美好的事物恰好起了讽刺作用。但我却感觉：“这个夏天有问题的……”我看见农用机械被扔进沟里，被丢弃的坏了的车辆，被放弃的农庄，就像空无一人的农庄里空流的泉水。清澈的泉水变成了沼泽，它曾那么的关照人类。突然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荒谬的画面：出了问题的时钟，它在众多出了问题的时钟里：乡村教堂的钟、火车站的钟、空房子里壁炉上的挂钟、逃走的钟匠的橱窗成堆无用的挂钟的尸骨……战争爆发……人们再也不需要挂钟，不管庄稼，不修理火车车厢。以前人们引泉解渴，姑娘们用水洗漂亮的衣服，如今澄澈的泉水在教堂前流淌成了泥沼。人们在夏天死亡……我像病人听到医生的最后诊断：“你患了不治之症……”作为病人的我，想到安排身后事了。
我们，度特尔特和我都明白，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是要作出牺牲的。“既然这样，”司令说，“我们就不能过分顾虑任务的危险性了……”当然，不能“过分”，因为谁都没有错。意识到死亡的我们没错，牢骚满腹的司令没错，下达命令的参谋部也没错。司令啰啰嗦嗦，因为他认为参谋部的命令荒诞至极。
我们知道这些命令荒谬，参谋部也知道。但他们必须发布命令。战争时期，参谋部发布命令后，交给威武的骑兵。现代化一点的，就交给摩托兵们。骑兵从浑身冒汗的马上跳下来，把命令带到威胁着人们死亡的战场上。他们如同占卜的人，预示命运，他们带来“真理”，而参谋部的命令能重新打造另一个天地。
这，就是战争的略图，战争的彩图，而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努力使战争像战争，大家都在勤勤恳恳地干着。每个人都在认真按游戏的规则，玩战争这游戏，希望这场战争像一场战争。就为了使它像一场战争，他们毫无目的地牺牲机组。没有人认为这场战争不像战争，认为它无任何意义。没一幅略图适合。就像拉线木偶一样，人们拼命拉线，但线与木偶根本没有连接。参谋部毫无目的地乱下命令。他们要求我们提供战事情报，但我们无法获得情报。空军是不可能向参谋部解释战争的，航空兵可通过观察来核实假设的情况，但现在这些都不是假设了。他们要求五十个机组塑造一副战争脸孔，但战争没有这副脸孔。他们问我们问题，就像询问用纸板算命的部落。
我看着度特尔特，他是我的用纸板算命的这个部落的观察员。昨天他和一个师的长官对峙：
“离地面十米，以每小时五百三十公里的速度飞行，我如何给你定标记方位？”
“你们能看清楚他们开火的方位呀！如果有人冲你们开火，开火的地方就是德军的方位。”
度特尔特说：“在争论过后，我狠狠地打趣了他们一番。”
因为法兰西兵从未见过法兰西的飞机。如果说有一千架法兰西飞机散布在阿尔萨斯的敦盖斯克，公平不如说它们在广阔的天空中被削弱了。因此，在战场上，如果有飞机在空中急驰过，那肯定是德军的。趁它们尚未投弹前，设法用大炮把它们打下来就行了。所以法兰西军队只要听见飞机的声音，就立刻用机枪和大炮扫射。
度特尔特说：“用这种办法打探情报，得到的情报实在是珍贵无比！……”
他们考虑到情报，是因为在战争的略图中，需要考虑情报！……不错，但战争也是出了问题的。很庆幸——我们清楚——他们不考虑我们这里的情报。我们无法传递。道路堵塞，电话又出了故障，参谋部紧急转移。有关敌人具体方位的重要情报是由敌人提供的。几天前，我们在拉翁附近讨论防线的可能位置。我们派了一名联络中尉到司令部去。在途中，他乘坐的车遇到一辆压路机，机后藏着两辆装甲车。中尉立刻转身就跑，但一阵机枪的子弹把他射死了，并且打伤了司机。装甲车是德国人的。
归根结底，参谋部就像桥牌手，有人从隔壁问他：“我该如何打发黑桃皇后？”桥牌手只能耸耸肩摇摇头。他根本看不到隔壁的牌局，他能说什么？但参谋部没有耸肩摇头的权利。如果它下属还有几个部门，它就要命令它们，掌握它们，试试运气。在战争时期，虽然这些行动是漫无目的的，但必须行动，命令部下行动。
但随意给黑桃皇后一个角色并不容易，我们现在已经发现——先是惊讶，后来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大山开始坍塌了，工作失误。大家相信一旦战败者遇到很多问题，动用了一切……竭力去解决它们，但他们首先逃避了问题，他们不再懂玩游戏了，不知道把飞机、坦克、黑桃皇后用到什么地方了……大家竭力去思考，它如何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便顺手把黑桃皇后扔在桌上。大家有点不自然，但不是发烧，只有胜利才会令人发烧。胜利才能组织工作，才能建设，每个人会费力地搬石头。失败把男人们泡在烦乱的情绪里，甚至浸泡在毫无作为的失望里。因为，要求我们完成的任务本身就没有任何意义。
一天比一天无价值，一天比一天血腥、无意义。司令部的人没任何办法阻止大山坍塌，只能把最后的王牌甩在桌子上。
度特尔特和我就是他们要甩的王牌。我们听从司令的命令，他向我们说明下午要完成的任务。他派我们飞到高空七百米处，埃勒斯地区坦克仓库的上空。“在你们完成航程归来时，”司令以这样的口吻对我们说，“你们到顺右边的第二条街第一广场的角落的烟草商店，给我买火柴……”
“是，司令。”这项任务既有意义也无意义，他下达命令时的话语既抒情也不抒情。我小声说：“这项任务是要做出牺牲的。”我想起……许多事情。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会静静等待夜的降临，我要好好地想象生活的美好。可是说到生还……如果这顶任务不难，会有三分之一回来的可能。如果任务“有点蠢”，很显然，那是不可能回来了。在司令的办公室里，我不觉得死亡有什么意义，既不英雄，也不悲惨。死亡是混乱的标志、结果。机组如果没有我们，不过像交通混乱时丢了行李。并不是我不考虑战争、死亡、牺牲、法兰西，和其他东西。我缺乏定向概念，准确的语言。我很犹豫。我所追求的真理七零八落。我只能分开考虑它们。如果我侥幸活着回来，我会等夜晚降临时去思考它们，亲爱的夜。到了晚上，理性睡了，只留下感性的东西。否定了白天的分析后，真正重要的东西鲜明地浮现在眼前。把散得七零八落的板块重新拼凑起来，我又成了一棵平静的大树。
白天要为油盐柴米酱醋茶而烦恼，到了夜里，在应付琐碎的家务和争吵过后，我们找到了爱神。因为爱比空谈空想更伟大。星光下，我们守护着入睡的妻儿，考虑以后生活所需的油盐柴米酱醋茶。睡梦中的妻子显得那么娇弱，需要我的呵护。爱是人人需要的东西，它无所不在。夜，快来吧！让值得爱的人与能鼓励我的事清楚地呈现在我眼前！让我想到我们人类的伟大文明，我的祖国对友谊与和平的憧憬，让我期待为某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服务，虽然它或许还难以表现……现在的我完全像个被宠坏后又被丢弃的基督教徒。我和度特尔特各自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当然是在令人满意的情况下去扮演。没有任何内容的时候，人就挽救仪式。上帝不帮我们时，我就等待夜的降临。如果我这次还能活着回来，我会一个人走上林中大路，悠然自得，在那儿好好想个透彻，我为什么该去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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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梦中醒来，司令突然对我说：“如果这项任务令你感到很烦恼……或者你觉得身体不舒服，我可以……”
“你这是说的什么呀，司令！”司令知道自己说的话是莫名其妙的，但每当机组人员有去无回时，记起他们出发时那毫无任何希望的脸，他就把它们看做不祥的征兆，内心的自责忽略了这个。
司令的顾虑令我记起以色列人伊斯拉厄尔。前天，我在情报室的窗前吸烟时看见他快步走过来，他长着犹太人式的大红鼻子。我突然注意到他的红鼻子。
我与他交情很好，他是我们机组飞行员中最勇猛、最谦逊的一个。大家常提到犹太人行事谨慎。也许他把勇敢当作谨慎，因为他谨慎，才成为战胜者。
我注意到他的大鼻子，它只亮了一会儿……急速的脚步声把他和他的大鼻子都卷走了。我并不是故意开玩笑，我是在无意间回头问加霍尔的：
“他为什么长了一个这么大鼻子？”“天生的呀。”加霍尔答道。
他还说：“他要去执行一项荒谬的任务，低空飞行，他走了。”
“啊！”那天夜里我们没见他回来。我自然地想到他的鼻子，那样的鼻子长在无任何表情的脸上，很特别，与众不同，看得出他内心的忧心忡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