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特霍在邦德农舍逗留了一个星期。坦斯沃特太太情真意切地挽留他多住几天。怎奈他好像一心想做苦行僧似的，偏偏在与朋友们相处得最愉快的时候，执意要走。最后两三天，他的情绪虽说依然时高时低，却有很大改观——他越来越喜爱这幢房子及其环境——每当提起要离开总要叹息一声——声称他的时间完全是空闲着的——甚至怀疑走后不知到何处去——但他还是要走。从来没有哪个星期过得这么快——他简直不敢相信已经过去了。
他反反复复地这么说着，也还说了其他一些话，表明他感情上起了变化，先前的行动都是虚假的。他在罗拉庄园并不感到愉快，他讨厌住在城里，但是他这一走，不是去罗拉庄园，就要去伦敦。他无比珍惜她们的一片好心，他的最大幸福就是同她们呆在一起。然而，一周过去他还是要走，尽管她们和他本人都不希望他走，尽管他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艾莉洛把他这些令人惊讶的行动完全归咎于他的母亲。使她感到庆幸的是，他能有这样一位母亲，她的脾性她不甚了解，埃特霍一有什么莫名其妙的事情，就可以到她那里找借口。不过，虽然她失望、苦恼，有时还为他待自己反复无常而生气，但是一般说来，她对他的行为总是坦率地加以开脱，宽宏大量地为之辩解。想当初，她母亲劝说她对韦罗宾采取同样的态度时，可就费劲多了。埃特霍的情绪时常低落、言谈不够坦率和情绪反复无常，通常被归因于他的不能独立自主，归因于他深知弗勒森太太的脾气和心机。他才住了这么几天就一味地坚持要走，其原因同样在于他不能随心所欲，在于他不得不顺从他母亲的意愿。意愿服从义务、子女服从父母的亲情古已有之，根深蒂固，实属万恶之源。
她很想知道，这些苦难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对抗什么时候能休止——弗勒森太太什么时候能改邪归正，她儿子什么时候能得到自由和幸福。不过，这都是些痴心妄想，为了安慰自己，她不得不转而重新相信埃特霍对她一片钟情，回想起他在邦德逗留期间，在神色和言谈上对她流露出来的任何一点爱慕之情，特别是他时时刻刻戴在手指上的那件信物，更加使她洋洋得意。
最后一个早晨，大家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坦斯沃特太太说：“埃特霍，我觉得，你若是有个职业干干，给你的计划和行动增添点兴味，那样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加快乐的人儿。的确，这会给你的朋友们带来某些不便——你将不可能把很多时间花在他们身上。不过”（微笑地说）“这一点起码对你会大有好处——就是你离开他们时能知道往哪里去。”
“说实在的，”埃特霍回答说，“我在这个问题上考虑了好久。我没有必要的事务缠身，没有什么职业可以从事，也不能使我获得一点自立，这无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永远是我的一大不幸。遗憾的是，我自己的挑剔和朋友们的挑剔，使我落到现在这个样子，变成一个游手好闲、不能自立的人。我们在选择职业上从来达不成一致意见。我总是喜爱牧师这个职务，现在仍然如此。可是我家里的人觉得那不合时尚。他们建议我参加陆军，可那又太衣冠楚楚了，非我所能。做律师被认为是很体面的职业。不少年轻人在法学协会里设有办公室，经常在上流社会抛头露面，乘着十分时髦的双轮轻便马车在城里兜来兜去。但是我不想做律师，即使像我家里的人主张的那样不求甚解地研究一下法律，我也不愿意。至于海军，倒挺时髦，可是当这事第一次提到议事日程上时，我已经年龄太大。最后，因为没有必要让我非找个职业不可，因为我身上穿不穿红制服都会同样神气，同样奢华，于是，整个来说，无所事事便被断定为最有利、最体面的事业。一般说来，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并不真想忙忙碌碌的，朋友们都劝我什么事情也别干，我岂能拒不接受？于是我被送进牛津大学，从此便真正无所事事了。”
“我想，这就会带来一个后果，”坦斯沃特太太说，“既然游手好闲并没有促进你的幸福，你要培养你的儿子和卢米拉的儿子一样，从事许多工作、许多职业和许多行业。”
“我将培养他们，”他带着一本正经的口吻说道，“尽量不像我——感情上、行动上、身份上，一切都不像我。”
“得啦，得啦，埃特霍，这只不过是你目前意气消沉的流露。你心情抑郁，以为凡是和你不一样的人一定都很幸福。可是你别忘记，有时候与朋友离别的痛苦谁都感觉得到，不管他们的教养和地位如何。你要看到自己的幸福。你只需要有耐心——或者说得动听一些，把它称之为希望。你渴望独立，你母亲总有一天会成全你的。这是她的义务，现在是，将来还是。过不了多久，她就会把不让你忧郁不乐地虚度青春视为她的幸福。几个月的工夫会带来多大的变化啊！”“依我看，”埃特霍回答，“再过多少个月也不会给我带来任何好处。”他的这种沮丧心情虽然难以向坦斯沃特太太言传，却在接踵而来的分别之际，给她们大家带来了更多的痛苦。特别是给艾莉洛留下的痛苦，需要付出很大努力，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加以遗忘。
不过，她决心克制住这种感情，在埃特霍走后不要显得比其他人更难过，因此她没有采取梅琳艾在同样情况下采取的审慎办法：一个人闷声不响、无所事事地呆着，结果搞得越来越伤心。她们的目标不同，方法各异，但都同样达到了各自的目的。
埃特霍一走，艾莉洛便坐到画桌前，整天忙个不停，既不主动提起他的名字，也不有意避而不提，对于家里的日常事务几乎像以前一样关心。如果说她这样做并未减少她的痛苦，至少没有使痛苦无谓地增长起来，这却给母亲和妹妹们免除了不少忧虑。
梅琳艾觉得，就如同她自己的行为不见得错到哪里一样，她姐姐的行为纵使与她的行为截然相反，也不见得值得称赞。如何看待自我克制，她觉得是再容易不过的：若是感情强烈的话，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心情镇定的话，也没有什么好称道的。她不敢否认她姐姐的心情确实是镇定的，虽然她羞于承认这一点。她自己感情之强烈，已表现得十分明显，因为她仍然喜爱和尊重她那位姐姐，尽管这事有些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