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五”之后，中国共产党完全转入了秘密地下活动。
陈独秀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已“不视事”的他，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
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7月18日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
于是，7月20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来到江西九江。26日，另一常委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也到达九江。紧接着，常委张国焘也来到那里。这么一来，五常委之中，三常委前往江西，忙于组织南昌起义。
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留在武汉秘密活动的常委是李维汉和张太雷。那时候，李维汉用的是化名罗迈。
行踪最为奇特的是瞿秋白。7月12日，他出席了由鲍罗廷主持的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没有他，并声称要去海参崴。当天夜里，他就从武汉消失了！
瞿秋白到哪里去了呢？
在长江轮船上，出现他瘦削的身影。他的身边，正坐着鲍罗廷。
据云，鲍罗廷要去庐山“休养”，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俩用俄语低声地交谈着。
鲍罗廷的心境是复杂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4年，本想卸任回国，无奈他的妻子范娅在大革命惨遭失败后，在北京落到军阀张作霖手中，押作人质，又使他无意独自回去。总算在7月12日这天，他接到北京来电，范娅已获释，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这样，他回国之举已定。他想在回国之前，把领导担子移交给瞿秋白。
山下正风云变幻。在云遮雾障的庐山，“老鲍”跟瞿秋白彻夜长谈，研究着中共下一步的暴动计划、中共的新的战略方针和工作原则。
鲍瞿密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7月21日，他俩从庐山悄然返回武汉。当天，鲍罗廷便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位新常委就是瞿秋白。虽说鲍罗廷没有明确指定六常委中以谁为首，而实际上他安排了新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后来居上”。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位28岁的常州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他在21岁——1920年时作为北京《晨报》的记者前往苏俄，日渐接受影响。他见过列宁。后来，他经他的同乡张太雷介绍，于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如今，他的传世之名叫“瞿秋白”。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生于秋天，联想到“月落乌啼霜满天”。其实他出生于新年之初——1899年1月29日。由于他与众不同，常人头顶只有一个发旋，他却有两个，刚生下便得了奶名“阿双”。父亲瞿世玮喜欢咬文嚼字，给他取名“瞿舷”，以纪念他头上有两个发旋。“舷”是个冷僻的汉字，小船之意，与“舸”相对应。“舸”即大船，所谓“百舸争流”。
他长大了，嫌“舷”字过份冷僻，自己改名“瞿爽”、“瞿霜”，依然是“双”字音。不过，“爽”、“万类霜天竞自由”。他由此衍义，取了笔名“秋白”，亦即“霜”的含义。倘若不是这么细细考证，人们很难知道“秋白”竟出典于他头发的双旋！
瞿秋白聪颖机敏，又擅长文笔。21岁至24岁在苏俄采访，写下大量报道，写出《赤都心史》等著作，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1923年初他回国之后，很快成了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的主要撰稿人。1924年他出席中共“三大”，便主持起草了党纲。一九二四年出席国民党“一大”，又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
瞿秋白在中共担任的职务，逐年上升：刚回国时，担任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5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就在7月21日鲍罗廷和瞿秋白回到武汉的第3日——23日，共产国际派出的新的代表秘密抵达武汉。当天夜里，新任代表便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政治局常委们通宵长谈……
紧接着，7月27日，原先的共产国际三位代表奉调回去。
鲍罗廷回去后的命运是很不幸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他头上。斯大林拒见他。他被安排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1949年鲍罗廷被捕，据说是有“特务”嫌疑。1951年5月29日，67岁的他，惨死于流放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直至斯大林死后，1956年，苏共才为他恢复了名誉。
罗易回去后，由于参加反对派活动，于1929年被共产国际开除。他从苏联返回祖国印度。1954年一月二十五日病逝。
共产国际新代表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他与瞿秋白等中共新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共贯彻新的指令……
八月的武汉三镇，热得如同火炉，即使一动不动躺在那里，全身的皮肤也会像漏了似的，汗水不住地汨汨而出。就连树上的知了，也懒得叫唤。
在汉口的俄租界，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二十多个中国人却不顾蒸笼般的闷热，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侧耳倾听着一个俄国人的长篇讲话。大约是因为骤然增加了那么多的人，屋里方凳、圆凳、长板凳相杂，显然是临时从别的房间里搬过来的。
那个讲话的俄国人，皮肤格外白净，29岁。他便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尼古拉”，在文件中也就用他本名叫维萨里昂·罗明纳兹，1998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罗吉尼，1917年加入俄共（布）。1926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奉共产国际紧急指派，他千里迢迢、日夜兼程，赶到“火炉”武汉，接替罗易、鲍罗廷和维金斯基。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全权代表。
他的一侧是一个德国小伙子，25岁，名叫纽曼。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23岁出任德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虽说年纪轻轻，却有着“暴动专家”之誉。
罗明纳兹的另一侧，是一位俄国女人，名叫洛蜀莫娃。她是罗明纳兹的助手。
罗明纳兹手中拿着厚厚一叠俄文稿，一边念稿子，一边不时离开文稿“发挥”几句。
瞿秋白任翻译。罗明纳兹的报告，长达三万多字，是瞿秋白参与起草的。这个报告，是“罗明纳兹——瞿秋白”的登台宣言，从此正式取代了“鲍罗廷——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
这次会议，由于代表不齐，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于是称“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由于在八月七日这天开的，史称“八七会议”。
六常委中的一半——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在南昌前线，未出席会议。
“八七会议”的透明度，要比中共“一大”高得多，因当年会议的详尽记录，现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查阅会议的原始记录，便于得知会议的真实情况。
会议的出席者共25人：
中央委员：罗迈（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
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
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
共青团代表：了子芬、杨善南、陆定一。
湖南代表：彭公达。
湖北代表：郑超麟。
军委代表：王一飞。
中央秘书：邓小平。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纽曼、洛蜀莫娃。
已经“不视事”的陈独秀，仍是名义上的党的总书记，仍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虽在汉口，却拒不出席会议——他知道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他的错误而召开的。
罗明纳兹的长篇报告，经大会计论，后来稍作个别修改，以《中央“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发出。报告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结束了陈独秀路线。
在会议记录上写着，罗明纳兹报告结束之后，“休息半小时食饮食”，然后继续开会，讨论报告。
令人注意的是，第一个发言者是“东”，亦即毛泽东。原始记录上，毛泽东的发言，约为一千字。
毛泽东的话，保持着他幽默辛辣的风格。他是这样批判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上的右倾错误的：“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搬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
毛泽东的发言，有一段话极为重要，那便是他的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见解。记录原文如下：
“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即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
当时的毛泽东在中共内的地位在第十以外，尚未显要，然而他的这段话大有“众人皆醉唯吾独醒”的意味，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
其实，毛泽东在一个多月前——7月4日的中共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已经说过类似的意见：“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主张“上山”，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后来他走的便是“枪杆子里出政权”之路，“上山”之路。
中国在大动荡，中共在大动荡，中共领导层也在大动荡之中。
主持“八七”会议的李维汉在开场白中是这么说的：
“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局。”
罗明纳兹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认为前任中共领袖陈独秀犯的错误，在于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因此必须加强中共领导层的工人成分。
这样，工人出身的领袖们，一下子倍受重视，被列入中共新领导班子候选名单。内中有：
42岁的苏兆征，广东香山县淇涅岛人，他从小在海轮上做工，道地的海员工人出身。1921年1月，他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
另一名受到青睐的是23岁的顾顺章，湖北人。他原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事务员，也就算是工人出身。他留学德国。
还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七岁的向忠发，湖北汉川人。论出身，此人“根子正”，“标准”的工人，他青年时期先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来做过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提任汉治萍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于是，瞿秋白拿出事先拟好的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他念道：
“正式委员七人——张国焘、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罗亦农、邓中夏；”
“候补委员七人——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张太雷、顾顺章、向忠发。”
经过投票选举产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员名单，跟瞿秋白预拟的人选颇多差别。
根据会议记录，最后的名单连同得票数如下：
正式委员——苏兆征（20票），向忠发（20票）、瞿秋白（19票），罗亦农（18票），顾顺章（17票），王荷波（17票），李维汉（17票），彭湃（16票），任弼时（14票）；
候补委员——邓中夏（13票），周恩来（12票），毛泽东（12票），彭公达（11票），张太雷（11票），张国焘（9票），李立三（7票）。
票数颇为耐人寻味。由于共产国际全权代表强调了工人成份，苏兆征、向忠发一下子得了全票，超过了瞿秋白。
7月20日产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票数居末，全成了候补委员！
毛泽东得票数与周恩来相同，并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数，中共的新领袖当是苏兆征或向忠发。
对此，瞿秋白作了如下说明：
“至于领导成份问题，大家的要求是选出工人来作领导。但有一困难，此会无权改选中央。还有一层，选出此等人还须得从事调查一下是否他能执行此新政策。”
这样，在8日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三常委为中共新领袖。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名义上三人都是常委，实际上以瞿秋白为首。
从5月9日中共“五大”闭幕到8月9日，正好三个月，从三个月来常委名单的三变，足见中共领导核心的大变动：
5月9日，三常委，即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7月20日，五常委，即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7月21日增加瞿秋白）；
8月9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在八七会议的记录中，可以见到任弼时的一句话：“老头子可去莫。”“老头子”就是指陈独秀，“去莫”即去莫斯科。
陈独秀后来没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郑超麟等组织了党内反对派，于1931年5月任“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中央总书记。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了党籍。
矫枉容易过正。瞿秋白取代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舵手，由右朝“左”偏航。
28岁的瞿秋白上台之后，深感共产党的武汉的基础太差，便于九月底和郑超麟一起坐长江轮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隐居在福煦路（今成都路西段）民厚南里。从此，中共中央也随瞿秋白迁回上海。
瞿秋白要在中国点起暴动之火。他的头脑在膨胀，在发热，急于求胜的情绪在迅速滋长。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贯彻他的“左”倾路线。
会议作出《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了“暴动”的重要性：
“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得以巩固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这样，瞿秋白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领导工人组织城市暴动上去。
当然，最激烈地主张暴动的，是共产国际新任全权代表罗明纳兹。难怪他来华时，带来了德国的“暴动专家”纽曼。
这次扩大会议，增选了两名政治局常委，即罗亦农和周恩来，使三常委增至五常委。这样周恩来又重新进入了常委之列。
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中央，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了一系列要求组织暴动的指令，都一一痛遭失败：
武汉暴动——原定11月13日上午八时武汉三镇工人总罢工，举行暴动，进攻友益街，结果因响应者寥寥而作罢。
长沙暴动——12月10日晚七时，湖南省委组织二百人敢死队举行暴动，企图占领长沙。敌人连夜调来一个师，一下子就把暴动压下去了。
广州暴动——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周文雍、恽代英、聂荣臻领导下，举行广州暴动。暴动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张太雷当场牺牲。暴动也迅即失败。
此外，上海暴动、北方顺直暴动，也都惨遭败北。
暴动的一次次惨败，使新上台的中央领袖瞿秋白威信扫地，陷入了困境。看来，他在领袖的座椅上席不暇暖，就得另易他人了……
谁将替换瞿秋白呢？
历史把机遇给了向忠发。中共根据“国际”通知，派他和李震瀛于1927年10月来到了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这是他头一回出国，使他有机会直接接触共产国际的高层领导。这时，共产国际恰巧在物色工人出身的中共高级干部，以担任中共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这位47岁的老工人，正适合共产国际的需要！
这样，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在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盛典之后，共产国际为了加以培养，又派他们前往德国和比利时，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会扩大会议。向忠发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报告，并与德国共产党、比利时共产党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另外，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之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共产国际的着意培养，使向忠发大长见识。
就在向忠发和李震瀛结束了欧洲之行时，他们又应邀前往莫斯科，出席重要的会议——1928年2月9日至25日，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否定了罗明纳兹的极“左”主张，实则否定他支持的瞿秋白。斯大林、布哈林会见了向忠发、李震瀛，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通过。这个决议案，否定了罗明纳兹对于中国革命的“左”的主张。
这下子，猛然抬高了向忠发的声望。因为跟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在当时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罗明纳兹从此一蹶不振，不久被调离共产国际，前往高加索。1930年12月，他在高加索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1934年底，36岁的他自杀身亡。他自杀后。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