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上海西区的辣斐德路辣斐坊，是20年代才兴建起来的新式里弄住房，这儿环境优雅，一幢幢用红砖砌成的小楼，辉映着梧桐树的绿荫，显得十分幽静。在临街的那一排三层楼住宅里，有一幢小楼住着年轻的孙津川夫妇，与他们同住的还有孙津川的母亲。其实这里是中共中央特别军委机关的驻地，孙津川在党内的身份是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的总指挥，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住在这一幢楼里。
4月10日深夜，春寒料峭，浓浓的夜色把一切慷慨的壮举和罪恶的阴谋都掩盖得严严实实，上海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正处在两个阶级拼死决斗的前夜，决斗双方的一方已经拔出了剌刀，将刀架在了另一方的脖子上；而另一方又该如何行动呢？
有人敲门。孙津川仔细核对了一下暗号，悄悄地把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中央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那一年他才26岁，陪同他来的是警卫员、工人纠察队红队负责人小钟。罗亦农匆匆忙忙和孙津川打了个招呼，就直奔三楼。
“呵，恩来，中央局来电了。”罗亦农脱下大衣，手里端着周恩来递给他的热茶，顾不上喝就说。
“是吗？这么讲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已到武汉和瞿秋白见过面了。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周恩来兴奋地问。
“中央开了三次会，决定在政治上对蒋介石进行打击，但在军事上对蒋介石还要再看一看。中央强调，如果蒋介石尚不十分反动，还可给予敷衍。”罗亦农回答。
“蒋介石反共清党方针已定，消灭共产党的叫嚷甚嚣尘上，中国革命危在旦夕，中央怎么还会作出这样游移不定的决定？”周恩来焦急地说，“陈独秀是什么意见？”
“刚才我已到郑超麟的家里见了陈独秀，他连中央这个决定都不能接受，他反对打蒋。”罗亦农气愤地说：“老头子想立即去武汉，和汪精卫再碰一次面，我和赵世炎商量了一下，同意让他走。你说呢？”
“他走了也好。”周恩来沉思了一下，表示同意。
“还有你看，共产国际来电，命令我们将工人纠察队手中的3000支枪埋藏起来，避免和蒋介石的军队发生冲突……这是什么混帐话！”罗亦农气愤地从口袋里掏出一纸电文，送给周恩来，由于愤懑和激动，手都颤抖了：“这……这完全是自杀的政策！如果北伐军不来解除我们的武装，我们当然不会去向他挑衅！但是，如果他们先动手，我们决不投降，决不退却，我们只有向前奋进！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但是难啊，恩来，在上海这个地方，我们势单力薄……”
周恩来仔细地看着电文，脸色铁青，他站在窗前，挑起窗帘的一角，看着漆黑一片的大上海，神色显得格外严峻。突然，他转过身来，显然是经过了自己的深思熟虑，对罗亦农讲：“亦农，我看马上要和赵世炎、汪寿华、顾顺章商量一下，统一一下认识。现在危机已迫在眉睫，我们和蒋介石迟早要摊牌。我看，第一要动员民众的力量，要在工友和广大民众中公开揭露蒋介石这个老奸巨猾的新军阀狰狞面目；第二要加强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对已经编成的8个纠察大队，3000武装要集中起来，要提醒顾顺章，对湖州会馆、商务俱乐部以及各区的工人纠察队指挥部加强保卫，昼夜巡逻……”
“对，我完全同意，特委会就定在4月12日召开。”罗亦农说：“还有，恩来，你做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你还要加紧和薛岳、刘峙等人的联系，做做他们的工作。中央已经派了李立三、陈延年和维金斯基到上海来指导工作，4月12日，他们也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