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汉武帝因北伐失败，决定选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并通过《轮台罪己诏》放弃大有为之政，将国家发展方向转移到富民守文的道路上来。
上一讲讲到，汉武帝因北伐失败，决定选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并通过《轮台罪己诏》放弃大有为之政，将国家发展方向转移到富民守文的道路上来。
汉武帝自元光元年（前134年）“独尊儒术”以来，一直推行“尊王攘夷”的大有为之政，现在他又要放弃既定方针，转向清静守文之政。他这种转变是不是对儒学道统的抛弃呢？
我个人认为，汉武帝的这种转变不是对儒学的抛弃，恰恰是对儒学精神的运用。
汉武帝推崇的儒学，是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儒学，而《春秋公羊》学提倡权变。东汉名儒贾逵说：“《公羊》多任于权变。”（《后汉书·贾逵传》）所谓“权变”，就是要权衡利弊、懂得变通，不能死搬硬套。孟子曾经举了个例子，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孟子·离娄上》）男女之间不能手拉手，这是礼的规定。若在平时，小叔子去拉嫂子的手，就叫非礼；若嫂子掉进水里，眼看要淹死了，小叔子就应该拉她一把，这就叫权变。你不权变，嫂子就只有淹死。
将这种“权变”理论用在政治法制上，统治者制定政策时，就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对策也要随之而变，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
汉武帝继位之初，汉朝内忧外患交织，典型的就是前面讲到的三大危机，如果他不实行有为之政，就无法消除这些危机。他在儒家“尊王攘夷”的理论武器指导下，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在他五十岁以前，基本解决了匈奴犯边、豪强横行、诸侯坐大这些危机，让泱泱大汉帝国在东方崛起，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重任。
然而长期的对外战争和对内的高压，必然为国力和民心所难承受，汉武帝在五十岁之后本应进行政策转变，但他被消灭匈奴的梦想所牵引，一直不愿放弃大有为之政，直到后来太子自杀、李广利投降匈奴，他的梦想才彻底破灭，同时他也彻底清醒，颁布《轮台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进行政策转换，这正是他运用儒学“权变”思想的妙笔之作，令古今之人叹为观止。
大家熟悉在权力更替中有个说法，叫做“扶上路，送一程”。汉武帝用给霍光送画的办法将刘弗陵确立为政治接班人；又用《轮台罪己诏》的形式确立了守文富民的政策方向，算是把刘弗陵“扶上路”了。但对年仅五六岁的新太子人选，还得“送一程”才能顺利完成政治交接呀！那汉武帝又是怎样做到“送一程”的呢？
在这一环节，汉武帝主要做了两件事。
首先，使国家走上发展道路。
汉武帝发布《轮台诏》的同时，还特意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意思是你这个做丞相的要带头，“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食货志》注文），要大力宣扬与民休息的政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从此以后的工作重点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千万别再折腾了。
随后，汉武帝还任命农学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负责农业技术的改进。赵过总结前人经验，发明了“代田法”，还发明了一整套新式农具，汉武帝将其在西北边郡、河东、弘农、三辅等地区推广开来，使得农田亩产量大为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武帝时代是农业社会，要讲发展；现在是工业社会、信息时代，同样要讲发展。时代在变、经济形态在变，但其中的一些道理却是千古不变的真理！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
汉武帝的这一安排，就是要让整个国家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为刘弗陵上台后继续推行富民政策减少阻力。
其二，扫清权力障碍。
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的想法已公诸于众，他担心自己死后，刘弗陵上台，母壮子少，会闹出乱子来。为什么母壮子少就非出乱子不可呢？我觉得这就是规律，可以称作“二子现象”。一是帽子，幼主上台，母亲风华正茂，很难耐得住寂寞；现在又是太后，谁也制不住她，难免给老皇帝搞顶绿帽子戴上，出现淫乱后宫的现象。二是位子，虽然汉武帝给刘弗陵安排了辅政大臣霍光，但自己死后，刘弗陵是听母亲的呢，还是听霍光的？从人类情感来讲，“母子连心”，小皇帝肯定是听母亲的。太后掌握了发号施令的大权，等于抢占了九五之尊的位子，太后专权势必出笼。
如何解决这个隐患，汉武帝颇费脑筋，史称他“犹与久之”，犹豫了很久。最后他痛下决心，决定让自己心爱的钩弋夫人从这世上消失。
有一天，钩弋夫人随汉武帝去了甘泉宫，因一点小事惹怒了汉武帝。汉武帝当场大发雷霆，喝到：“赶快拉走，给我打入掖庭狱。”掖庭狱是专门关押后宫嫔妃的监狱。夫人一边走一边回头含情地看着汉武帝。汉武帝不为所动，说：“趣行，汝不得活！”赶快走吧，你活不成了。钩弋夫人被赐死。
事后，汉武帝问左右的人对此事的看法。左右的人说：“大家都说既然准备立儿子为接班人，为何要除掉他的母亲呢？”汉武帝叹息道：“我也是没办法呀！”我觉得他就是担心“二子现象”的出现。
古人说“无情最是帝王家”。透过这件事，或许大家就明白了这句话背后的奥秘了。
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虽然无情，客观上却为刘弗陵上台铲除了权力障碍。
就在汉武帝为刘弗陵的道路越铺越平时，他自己的身体却每况愈下。
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汉武帝驾临五柞宫。该宫在今天陕西西安市周至县东南，因宫中有五棵三人才能合抱的大柞树，所以叫五柞宫。
不久汉武帝生病，而且病情一天比一天重。霍光在身边侍候。望着病重的武帝，霍光一边哭一边磕头，说：“陛下万一有个好歹，谁来接班呢？”
武帝断断续续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以前给你那张画的意思吗？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立小儿子刘弗陵为太子，你要像周公辅佐周成王那样辅佐他。
金日磾
本名为日磾，汉武帝赐姓金。原是匈奴休屠王太子，后被霍去病俘获，金日磾随昆邪王投汉，沦为官奴，被送到黄门署养马。后升马监、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深受宠爱，以功拜车骑将军。武帝去世时，与霍光等共同受遗诏辅政。
说到这儿，人们会问，霍光对那幅画的意思难道真的不懂吗？那倒不是。上面讲到，汉武帝赐死钩弋夫人，知道那幅画的人都说：既然准备立儿子为接班人，为何要除掉他的母亲呢？这说明画上的寓意，大家都明白，地球人都知道，霍光自然也懂得。但作为臣子，他只能心领神会，不可能也不敢自己把这意思说破，必须等汉武帝来捅破这层窗户纸。
于是，汉武帝决定选霍光、金日磾、田千秋、桑弘羊等五人为辅政大臣，霍光为首辅。一切安排停当，第二天，汉武帝去世，终年七十岁。
昭宣中兴
西汉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统称，着重休养生息，以恢复汉武帝在位时严重损耗的国力。该时期政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为史学家所称道。
同时，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此时汉昭帝只有八岁，在霍光等人的辅佐下，坚定不移地执行武帝《轮台诏》既定的富民政策；汉昭帝后为汉宣帝，汉朝再度出现兴盛景象，史称“昭宣中兴”。可见汉武帝的政治交接是做得非常成功的。
大约三百年后（公元220年），汉朝灭亡，历史进入三国时期。
汉武帝的一生，是波澜壮阔、豪情四射的一生。他出生于公元前156年，七岁被立为太子，十六岁登基，执政五十四年，享年七十岁。他在有限的一生中，干了无数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历史上留下了众多的评价，有好有坏，有褒有贬，但总的来说是褒多于贬。我认为，对于一个伟大的人物，或许任何语言的描述都是很苍白的。所以，我只想从汉武帝和儒学之间的关系出发，来做出自己粗浅的评说。
有一首歌的歌词很有哲理：“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在儒学和汉武帝之间，是儒学成就了汉武帝的功业，还是汉武帝改变了儒学的命运？抑或是二者间的双赢？我觉得，或许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
其一，“兴”——儒遇汉武而兴。
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尚处于理论状态，很少有统治者对它感兴趣，长期坐冷板凳。秦朝奉行法家学说，儒学遭到禁止；汉初六七十年，都是以黄老思想为治国之本的，儒学也备受压制。直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儒学遇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它才彻底改变了命运，大放光芒，一跃而成为官学。这个年轻人就是汉武帝，他做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壮举。可以大胆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汉武帝，儒学能不能为历史所选择，什么时候能为历史所选择，就很难说了。
司马迁说：“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庠序指古代的地方学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孟子·滕文公上》）后来泛称学校或教育事业。意即孔子之后，没有人尊崇和重视教育了，自汉武帝上台后，从建元到元狩年间（即公元前140年至前117年），教育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儒学得到了官方的重视。
儒学不仅仅在汉武帝一朝得以兴旺，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是一直走红，我仅仅讲其中两点：
首先，举办太学，提倡通经致仕，极大刺激了中国人的读书热情。
芸芸众生都知道，只有读书才是做官发财的捷径，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出现了科举取士的选官制度。这些观念和制度又反过来推动儒家思想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传播。
其次，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价值观成为历代治国立法的蓝本。
汉朝以后历朝政权“以孝治天下”的政治原则，“十恶”“八议”“五服”“亲属容隐”“宽容复仇”等法律制度与司法原则，无不是这些观念作用于政治法制建设的结果，进而形成了“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法文化现象，直到清末法制改革才被废止。直到今天，有些观念仍活在民众的心灵之中。
其二，“盛”——汉武用儒而盛。
在黄老思想一统天下的时候，汉武帝就敏锐地意识到儒家思想的价值，大力加以推崇，这正是他的睿智之处，所以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反复称赞他“天资高”（《朱子语类》）。
黄老势力的总代表窦太后去世后，他做出了“独尊儒术”的决定，将儒术作为总的治国思想，在儒家“尊王攘夷”思想指导下，实施强有力的内政外交，积极推行大有为之政，决不轻言放弃。有一个叫狄山的博士，不理解汉武帝的内政外交政策。一次匈奴遣使来请求和亲，狄山大肆称赞和亲好，反对对匈奴作战，然后夸夸其谈地说了一大堆。武帝问张汤对狄山的意见怎么看。张汤说：“此愚儒无知。”狄山则反唇相讥说：“我是愚忠，你张汤是诈忠。”接着数落张汤在办理淮南王刘安、江都王刘建谋反案时穷追不舍，大搞株连，搞得诸侯王人人自危。汉武帝一看这家伙根本无法领会自己的意图，要他干啥，作色道：“你本事大，那你去守一个郡，能让匈奴不来侵犯吗”狄山只知空谈，哪有御敌的才能，只好说：“不能。”汉武帝又说：“那你守一个县，能让匈奴不来侵犯吗？”狄山说：“不能。”汉武帝穷追不舍：“那守一鄣间，能做到吗？”鄣是当时边塞的城堡。狄山一看架势不对，知道再说不能恐怕要遭殃，只好壮起胆子说：“能。”于是汉武帝派他去守长城上的一个城堡。一个月后，匈奴人便砍下了他的头。
由于汉武帝不懈的坚持，终于达到了内惩诸侯豪强，外御匈奴四夷的目的，打造出强盛的大汉帝国。这是何等的大气！
当长期强硬的内政外交引发出各种社会矛盾之后，他又运用儒学中“任于权变”（《后汉书·贾逵传》）的理论，果断地决定再一次改弦更张，颁布《轮台罪己诏》，公开检讨自己的错误，将国家政策转移到富民的道路上来，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又是何等的英明！所以司马光对他的评价是：“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资治通鉴·汉纪十四》）
汉武帝对儒术的运用，不但造就了他辉煌的文治武功，对整个中国历史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政权上的大一统。通过汉武帝对儒家“尊王”之术的成功实践，中国人形成牢固的政权统一思想，不允许任何有损中央集权的割据势力存在。
主权上的大一统。通过汉武帝对儒家“攘夷”之术的成功运用，中国人形成了牢固的主权统一的思想，不容许任何来自国外的分裂与侵略，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与凝聚力。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史学家班固说他“雄才大略”（《汉书·武帝纪》），东汉末年学问家应劭说他“冠于百王”（《风俗通义》），都不为过。当然，汉武帝一生也犯过不少错误，比如好大喜功、奢侈浪费、用法严酷、刚愎自用，如此等等，但总的来说，还是瑕不掩瑜的，他的丰功伟绩必将为历史所铭记，直到永远！
当我们即将结束《儒日中天——汉武帝的辉煌》这本书时，我心里有一种深深的眷念：
斯人已逝，雄风犹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