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以为训练兵勇，亦须常讲常辩也”，这句话中揭示了曾国藩的训练兵勇及用人之道。他觉得只有对兵勇时常进行训练和培训，才能提升他们的战斗力。
“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是不素养，不可以重用。”人才使用是一个输出过程，任何一个系统只有输出而没有输入，那么这个系统就无法维持，就会丧失应有的功能。那些被使用的人才往往会因为知识老化、信息闭塞而陷入极度苦闷之中，逐渐失去开拓进取的信心和勇气。故而说只用不养、重用不重养是一种不可取的做法。就好比是只希望马儿跑得更快却不给它吃草一样，是扼杀人才的做法，无异于竭泽而渔。
建立正确的培训制度对于用人来说是最有效的一项投资，不但对人才知识的更新大有益处，而且这样的效果要远远高于用高薪招进的人才的做法，是一种最科学的管理艺术。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还重视培养人才。“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这是曾国藩的培养人才观。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不可动辄说“天下无才”或“无人可用”。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原则是“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所谓“用仁”，就是视部属如子弟，教育他们努力上进，帮助其成才，成就事业。
曾国藩把各种人才招来以后，首先对各种人才进行考察，做到“权其材智长短器使之。各尽其用，人无弃材”。所以，除了一些人才直接使用以外，曾国藩将大部分人安置在自己的大本营内。让他们办理文稿、充当参谋等，让他们在实际中锻炼自己，以达到增长才干，获得经验，同时还对他们进行品行教育。这种教育、培养是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言行来熏陶，当然，他也对部属进行训诫式的谈话，慢慢讲他们培养成才，并伺机荐任合适之职。
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谈到他的培养人才的方法：“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习气，严禁部下弄虚作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早晨早起，对部属要求做到的，首先他自己做到。无论是小事还是治军，都以自己的信条、经验来严格要求部属，耐心训导他们。
曹国藩的幕府有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幕府不仅是干事情的场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充当两种角色，既是军政长官，也是授业老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学习人员。这一点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得非常清楚：“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盲，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监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做法，自觉遵守各种规章，于是，曾国藩就写了一副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
虽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
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寮友行修名立，方尽我心。
曾国藩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同样他要求每个幕僚也要做到。曾国藩根据自己的经验把部属应该学习的知识学问概括为四项内容，令每个幕僚自选一项进行学习，并将此列入条令——《劝诫委员四条》。他在第三条《勤学问以广才》中是这样说的：“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渭、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则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方法有三条：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所谓课读，就是曾国藩要求所有部属、僚友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不但求求他们这样做，而且要求甚严。既布置任务，还要检查学习任务。
所谓历练，就是在环境较为安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曾国藩大营进驻安庆之后，他就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月两次，亲出题目，亲阅试卷，评定等次。在曾国藩与赵烈文的日记中，都有关于曾国藩考试幕僚的记载。曾国藩通过这种办法，既可督促幕僚读书学习，也可了解他们各自的情况与水平。
所谓言传身教，就是曾国藩自己还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内容切合实际，形式生动活泼，使幕僚潜移默化，增长学问，扩大眼界。
对于不在身边的幕僚怎么办呢？曾国藩就采用书信的方式结合实际工作进行教育。曾国藩曾经说过：“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肯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其于银米于药搬运远近，亦必计算时日，妥为代谋，从不诳以虚语。各将土谅其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这里说的是带兵将领，但对于幕僚亦与之相似。在曾国藩的“书札”与“批札”中至今保留不少文字，对其如何做事、如何做人总是谆谆嘱咐，既有鼓励、鞭策，也有告诫。对一些亲近幕僚的训诫更是不胜枚举，如李榕在太湖城外带兵期间，李鸿章在主持江西赣州厘金局期间，曾国藩都连连写信，有察必批，有函必答，于如何做事，如何做人，不厌其烦，循循诱导。
所以，曾国藩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由此可见，大多数人才都是经过精心培养而成的。身为领导者，在培养人才时应该向曾国藩学习，讲究仁礼。一方面要努力创造出一个培育人才的良好环境，通过言传身教来提升属下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恪守礼法，严字当头，通过严格的制度来管理人才的培养。只要这样做了，何愁没有人才可用？
跟曾国藩学立世智慧
所谓“用礼”，则是指对部属恪守礼法。持之以敬，临之以庄，保持尊严和得体，避免言行举止的失态。
带勇以体察人才为第一
沅浦九弟左右：
十二日正七、有十归，接弟信，备悉一切。
定湘营既至三曲滩，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与之款接。
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孳孳，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复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一皆宜详求。至于口粮一事，不宜过于忧虑，不可时常发禀。弟营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月二三千，便是极好境遇。李希庵十二来家，言迪庵意欲帮弟饷万金。又余有浙盐赢余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将来此款或可酌解弟营，但弟不宜指请耳。
饷项既不劳心，全副精神讲求前者数事，行有余力则联络各营，款接绅士。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弟宜以李迪庵为法，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到八九个月后，必有一番甘滋味出来。余生平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
邓先生品学极好，甲三八股文有长进，亦山先生亦请邓改文。亦山教书严肃，学生甚为畏惮。吾家戏言动积习，明年吾在家当与两先生尽改之。
下游镇江、瓜洲同日克复，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闽中提督，已赴金陵会剿，准其专折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复。大约军事在吉安、抚、建等府结局，贤弟勉之。吾为其始，弟善其终，实有厚望。若稍参以客气，则不能为我增气也。营中哨队诸人气尚完固否？下次祈书及。家中四宅平安。澄弟十四日赴县吊丧。余无它事，顺问近好。
兄国藩草
十二月十四夜日
知人善任是一门艺术，也是古代行军打仗、治国的关键。曾国藩作为一名非常优秀的统帅也有这种感受，故而说——“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
识人要全，知人要细，为的是识人所长，识人的目的是用人，因此要把着眼点放在一个人的长处上，注意力应集中在一个人的优点上。二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用人必须扬长避短。
扬长避短，是用人的基本原则。对人，凡能避其短而用其长者，事业必兴旺发达；否则，不可能成就大事。那么，怎样才能扬长避短地用人呢？根据我的实践和体会，谈以下几点浅见。
首先要正确认识人的“长”与“短”。怎样看待人的长处与短处，是个思想方法问题。古人早就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长处和短处是客观存在于人身上的一对矛盾。因此，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人的长处与短处总是相伴而存在的，有长必有所短，有短必有所长。例如谦虚者，往往自尊心差；谨慎者，往往多疑心强。还有的人，当在某方面表现出十分优异的特长时，也同时会显露出某些比较严重的缺点。
所以，曾国藩对人才任用的成功之处得益于他能够看清楚人才的优点，比如在他手下工作过的人才很多：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