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善政育善民，官风润世风
好官不但惠及民生，也惠及民风，好官心系于民也自会为民所记，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诗曰：“只要官风正，千载赢民颂。廉仕热，贪官冷。烟云千番景，百姓一杆秤。评古今，贪官廉吏由民定。”且说百姓之于官，自有一番评说。但千古之官，惟两者可留其名，一为好官，一为恶官。好官即是清官廉官贤官能官，恶官便是贪官腐官暴官庸官。
好官自是千古流芳，恶官必然遗臭万年。好官皆有美德在身，恶官自有恶行乱世。
西汉时期的召信臣便是一位好官的典型。他年轻时学业精深，学习勤奋，每次参加考试都能取得很好的名次，多次受任各地官员。每到一个地方任职，都能做到视民如子，爱惜当地的百姓，受到各地人民的普遍赞誉，各地都有他的良好业绩被人们称颂。
召信臣有一次被征诏出任谏议大夫，后来又担任南阳太守，他在任期间也如同以前各地任职一样的尽心尽力，勤奋工作。他为百姓做了很多的好事，他干的许多实事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至今还为人们所称道。他每到一个地方任职，工作都非常的勤奋和刻苦，特别是他治理政事、处理公务、解决困难等很会动脑筋想办法，他心中常记着的一条是，要为民兴利，不能给民加害，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让人民能尽快地富裕起来。为了能让人民富起来，他勤勤恳恳地工作，亲自下到田间地头，劝说农民如何耕作种植，常常是离家几十里，从不注意自己的休息。他很重视水利建设，指导农民开沟挖渠兴修水利，在他指导下修建的水涵闸门有几十处之多，这些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给三万多顷的耕地带来了好处，使这些地方的农民年年受益，农民们岁岁都能因此增加收入，这里的民众每年每家都蓄积有余，丰衣足食。
他不仅引导农民兴修水利，保障农业生产和大田灌溉，还注意到为当地的农民制定用水的规约和制度。他撰写乡规民约，合理分配水资源，并且雕刻在石碑上立在田边地头，让农民去遵守，以防止因为用水而发生纠纷。他经常劝诫当地的居民要注意勤俭节约，婚丧嫁娶要兴简去繁，防止奢侈铺张，更要杜绝糜烂。对身边工作的人员也是这样要求的，对那些游手好闲，好逸恶劳，不做正事的府县里的官家子弟，进行劝导和教育，对不听劝告的予以严厉训斥，甚至严厉法办，以引导人们从事生产劳动和正当职业。
他所做的这一切，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社会风气。在他的引导下全郡上下，从官府到民间，从官吏到民众，人人都勤奋工作，户户都精神振作。百姓个个都能遵纪守法，每家每户年年都收益增加，社会很少游手好闲之徒，偷盗和诉讼的案子也日益减少。召信臣的所作所为人民都记在心里，百姓和官僚们都爱戴他，都尊敬地称呼他为“召父”。后于同施善政的“杜母”合称“召父杜母”，颂扬其二人都是老百姓的父母官。看来，好官不但惠及民生，也惠及民风，好官心系于民也自会为民所记，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
13.正会风先从正官风开始
领导者经常要组织开会，就存在会风问题。会风问题从本质上反映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时下的官场，“文山会海”成为了一种常态。作为一种领导工作的重要形式，开会本是必要的，一来为了传达精神，统一思想；二来是有利于研究工作，作出决策；三来可以明确任务，作出部署。
但一些地方和部门会议越开越多、越开越长、越开越排场，这已成为党内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大顽症。
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就批评我们党内存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像对人不起”的八股会风，呼吁改革“这种现象”。邓小平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也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时至今日，这种会风不正的现象依然存在，不少地方还相当严重。一些会议冗长重复，有事要开会，没事找事也要开会；一些会议重形式不重内容，领导要到场，“一把手”要参会，台上“万金油”式的讲话滔滔不绝，台下心不在焉、昏昏欲睡；还有一些会议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着开会，游览观光，不亦乐乎。这一歪风已逐渐演变成了隐形的腐败现象，特别是那些泡会、陪会、玩会、吃会等名目繁多的“无用会”，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挤压了用于公共服务方面的开支，白白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总而言之，如今形形色色的会可谓肆意泛滥，已经成为一种灾害。说者累之、听者厌之、见者烦之、百姓恶之、有识之士痛之。
领导者经常要组织开会，就存在会风问题。会风问题从本质上反映了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会风如何，彰显着党风如何，官风如何。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会风问题其实就折射出我们有些领导同志脱离实际，不去真正解决问题，而是热衷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讲空话套话，做官样文章；折射出有些同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所作为，把开会当成了工作最重要的手段和方法，当成了包医百病的法宝。会风不正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长此以往，势必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削弱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于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干部的成长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会风，关键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会议之所以会泛滥成“海”，首先是这些对召开会议具有决定权的人过于随意地开启了“会海”的闸门。因此，如何从源头上端正会风，是根治“会海”的第一环节。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即使下面出了歪风，也容易纠正；如果自己带头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那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歪风就很难刹住。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从领导机关做起，大力整治文风会风，提倡开短会、讲短话。讲管用的话，力戒空话套话。”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在改进会风问题上重要性的清醒认识，体现了以求真务实的作风、下大气力解决突出问题的决心。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慎把“会关”，凡可开可不开的会不开，能开小会的不开大会，能开短会的不开长会；领导干部还要严把“口关”，在会上少说空话、多说实话，少说废话、多说真话。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带好头了，就能带动会风的根本转变。
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会风，更需要在领导方式和制度建设上作出努力。长期以来，为了削减会议，各地各部门虽然采取了许多诸如“无会月”等硬性措施，但总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最终只能像“割韭菜”那样，“春风吹又生”。要根治“会海”务必在管理体制、工作机制上下功夫，有效地精简各种机构，理顺职能关系，避免分工重叠交叉。同时将会议的管理纳入廉政范围，认真加以制约、考核和监督，这就会从制度上铲除“文山会海”的土壤。
医治会风不正，还要多发动群众参与。群众最知道什么是形式主义，什么是官僚主义，群众也最反感这些滋生不正会风的温床。旗帜鲜明地发动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来给领导机关的会风挑刺，应是治理会风的一剂“良药”，要真正“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通过群众参与和监督让会风端正起来，让作风更加扎实，用好的会风促进党风，并在改进会风中改善党群干群关系。
14.正官德，也要正世风
权力是个好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得到、怎么用，都是道德伦理的体现，都是官德理念的注疏。
良好的官德应该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来培育，来滋养，来净化。
这就是说，官德体现在人上，也体现在社会环境上。如果社会环境灰尘漫舞，浊气熏天，而让出行者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倒也真是难为了他们。难怪说当今社会上的为官者也算是“高危人群”，似也颇有几分道理在。如今的社会信仰什么？好多好多人据说都不信正义信金钱了，不信公平信私利了，不信勤俭信享乐了，不信美德信美色了。那么多那么多的人都信仰金钱、美色、享乐，唯独让为官者不信这些东西，让他们“清心寡欲”，似乎也自有某些解释不清之处。可是，谁让社会信仰这些东西的？这个问题好像应该从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建树上说起，当然也自然要从这个方面去解决。但我们这里仍然要劝勉官员如何在这样一种处处充满金钱诱惑的社会里做到“清心”和“寡欲”，让他们别陷进去，别发生“高危”，别被“双规”，好好活着，好好做人，好好做官，也算是煞费苦心给他们出的劝世良言。
人为什么而做官，答案很多。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有之，为民请愿者有之，为光宗耀祖者有之，为获得社会尊重者有之，为贪图享乐者有之。权力是个好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得到、怎么用，都是道德伦理的体现，都是官德理念的注疏。比如自古就有“卖官鬻爵”者，说的就是权与钱从一开始似乎就有扯不清的关系。如果权力的获得是用钱买来的，那么，这个权将会怎么用，其中的官德将有怎样的表现，也就不言自明了。
据《明史》记载，成化年间，御马监太监汪直因聪明伶俐，善解圣意，深得皇上崇爱，权倾一时。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汪直以“提都西场”身份到南京、芜湖、苏州等地巡查，每到各府县，当地官员都出城几里跪着迎接，“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
一旦汪直对哪个官员不满意，就会问：“知道你头上的乌纱帽是谁家的？”话语间隐藏的潜台词显而易见。有一回汪直得到一个搞笑的答案，被问的县令认真的回答：“乌纱帽用白银三钱，在铁匠胡同买的。”面对这个看似大不敬的回答，汪直大笑，并没有责怪那县令。
汪太监不责怪县令，说明了县令所说既是笑话，也是大实话。
难道不是么？看看漫天飞舞的、各种各样的乌纱帽，有几顶不是用白银买的！不是在“皇帝家”买的，就是在“宰相家”、“巡抚家”、“太守家”买的。“要想富，动干部”。许多“巡抚”、“太守”都深谙此中奥妙，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动干部”，一边调位子，一边收银子，很快就金满仓、银满仓，“先富起来了”。
比较起来，汪直比县令更加精明、更加成熟、更通晓官场“钱规则”，他所问的“你头上的乌纱帽是谁家的？”看似平常，实则分量极重，寓意很深，充分反映了他的老到和功力。而那个县令呢？
尽管他歪打正着说了一句大实话，但显然涉世未深，很不成熟，对官场之事只了解一点皮毛，甚至连一点“毛”都不沾边，所以他是那样的不晓世事，那样的幼稚可笑。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只能当县令，而汪直能当上钦差大臣，差距就在这里。
在汪直看来，官员头上的乌纱帽都有卖家，买者必须绝对忠诚于卖家，全心全意地为卖家服务，这是那些为官者理当知晓的基本常识。如果连基本常识都不懂，那这个官就肯定当不好，也不能再往上提了。
可惜的是，当乌纱帽成为商品待价而沽、自由买卖时，朝廷的信誉、威望，社会的公平、正义以及人的道德、信仰、礼义廉耻等等，一切的一切，也就完全彻底地、干干净净地卖掉了！只剩下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以汪直的精明，他不可能不知道买卖乌纱帽的结果。那么他为何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原因大概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风气使然，大家都这样，谁也不能扭转它，谁也不能超然度外；二是汪真本身也是买官卖官的受益者，所以也是乌纱帽生意的维护者。
不管何种原因，汪直这个典型形象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也是后继有人的。而那个“不懂事”的县令，如果活到今天，可能连个县令也当不上。
这就是说，正官德，应该先正社会信仰，正社会风气，而不是仅仅抓一个人的品行问题，而要从根本上抓抓这个社会的土壤问题，这个社会的环境问题，这个社会的信仰建树问题。
官德与政德同为官员的职业修养或职业操守，官德的概念似乎更侧重于为官者“做人”的内在思想品德，即施政意志和执政理念；政德的概念则更侧重于为官者“做事”的外在行为品德，即行权方式和执政效果。从这一意义上说，官德是政德的出发点和调节器，政德是官德的落脚点和践行曲，二者内外相参，互为表里。
这就形成了首先从权力层面建树、然后再到社会层面推进的德治路线图，从而使德治与法治互为辅弼，相得益彰，实现二者在构建和治理和谐社会方面的完美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