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分别去了四五家医院，对医生说自己失眠，就吃这种药有效，才凑了十几瓶。
因为药来得比较迟，我特意把朋友购得这个药的过程给汉娜讲了一遍，希望可以得到她的谅解。汉娜听完后，脸色有些不对劲，向我要了钱款的收据，付完钱，转身回房了。我很不是滋味。
过了几天，我向汉娜借胶水，一进房间就看见我的朋友从中国帮她买来的药原封不动地放在火炉边。我惊异地问汉娜为什么不吃药，她愠而不火地说：“你和你的朋友从遥远的中国帮我买药，我很感激。但是，如果为了买到药而不得不让他对医生说谎，那我宁可不吃。要知道，诚实是毫无条件的真诚、坦白，不能加任何附加条件，也不可以做丝毫变通，它就是一种实事求是。因此，任何情节、任何程度的欺骗都是错误的。这个药在购买的过程中，已经包含了欺骗，它亵渎了我的人格。所以我是不会吃的。”
旅居美国的谭小熊先生，不久在中国做了一次关于应聘工作的演讲，他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他说：“近些年来，中国人很不幸地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不诚实的名誉和评价。”他用“很不幸”这个词来形容，是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极大地危害着中国社会并伤害着中国人民。在他结束陈述之后，一个年轻人走过来对他说：“你刚才说现在所有中国人都是不诚实的。”他当时认为他不赞同自己的观点，于是就向他澄清：“我从未说是‘所有的’。”但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想不少中国人是不诚实的。”
谈论这样敏感的道德话题一向非常艰难，但“缺乏诚信”作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被记录下来。不诚实的人通常会这样说：“如果我不那样做就无法在社会上生存和竞争，因为其他的人都那样做。”我感叹，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这种想法，那么不需要过多久这个社会就可能自我毁灭掉了。
很多中国人误认为外国人之所以看不起他们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其实，这种来自于部分美国人的厌恶不是因为种族歧视，而是因为中国人的不诚实。
谭先生说：“我首先见识到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在大学授课时。在一次小测验之后，我发现学生们的答题纸上有着太多相同的答案。显而易见，一些学生抄袭了其他学生的答案。我感到非常气愤，我给了所有学生零分。除非他们能够证实他们在考试中没有进行过欺骗。可是，只有少数几个学生向我证明了他们没有作弊。那次经历后不久，我听到其他外国教师说作弊在中国很常见。此外，我们还经常看到在校园里张贴的提供替考服务的广告。我不知晓学生们是否已经从作弊的行为中尝到了很多甜头，但我知道一些国际性的学校专门针对中国学生制定了严厉的规章制度。”
只发生在中国的另一种现象就是贴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办证书的手机号码。谭先生说：“在美国，我从未看到过这种小广告，每个人都清楚，一旦事情败露，你不仅会失去工作，还会失去来自于其他人的信任，这个污点将永远存在于你未来的生活之中。所有经理人都不会怀疑申请人学位的真实性，但如果一个经理人到中国来，他们会很快明白，在中国，不能够相信证书之类的文件。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说，当他们雇佣中国人时，他们并不怎么相信应聘者的证书，他们经常让应聘者参加公司的测试，来检验这些应聘者是否具有能力适应工作。”
当然，不诚实不仅仅存在于学生和职员中间。我们都还记得可怕的2003年的夏天。SARS（“非典”）戏剧性地在亚洲蔓延，当时的两位官员掩盖事实的丑闻狠狠地让中国人丢了面子。它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中国的经济并影响了外国人和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对中国的信任。腐败不只存在于政府中，也遍布于企业里。谭先生说：“我从没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见到人们站在火车站或地铁站外面，喊着‘发票，发票’。”
诚实是做人的准则，也是一种理顺社会秩序、不可违抗的潜在法宝。当然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不诚实的行为，但我们可以维护一个大体诚实而正直的社会。如果我们想要与这个问题做斗争，我们应该做的就是从个人做起。国家由个人组成，因此，正如孔子所说：“人之生也直。”我们应该牢记：诚实从自身做起。遵守诚实的规则，从我做起。
8.感情代替不了规则
我们中国人爱讲“情理”：“合情合理”，“入情入理”，“通情达理”。虽然对“理”字的理解可能会有差异，但其基本含义除了指事物自身的客观本性和规律性之外，还应该包含规则或规范的意思。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茶座》一书中收录了张宇燕的一篇文章，叫《警察的“理”与“情”》。读来让我们不能不有耳目一新之感，可以让我们深入细致地体会一下美国人是怎样对待规则与感情矛盾的。文章说：
纽约市以北约四十英里处，有一座名叫“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公园。在这个偌大的公园内，除了不宽却平整的柏油路外，泥土全部被飘落的树叶或整洁的草坪所覆盖。也许是由于雨过天晴的缘故，那躲不开的绿色，遮不住的蓝天，挥不去的清新空气，正是我等此行的目的所在。
在公园的一隅有一片宽阔平坦的绿地，约四个足球场大。我们不约而同地决定在此巩固一下刚刚学来的高尔夫球技。大家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取出球包，戴上手套，简单做些准备活动后，便把目光投向那个小的白色实心塑料球上了。
正当我们聚精会神地体味、琢磨击球要领时，一声“对不起”，让每个人的动作突然间定了格。“有规定，公园内不能打高尔夫球。”不知何时走近我们的一位身穿警察制服的小伙子，认真而又不失礼貌地说，“在此打球有危险，万一伤着人那可不得了。”听罢此言，我们立刻表示服从，并解释说事先不知道有规定，而且还仔细检查过，周围确实没有人。在我们收捡球具时，那位警察小伙子又道了声“对不起，打扰了”，便转身走向停在草坪上的警车。
意想不到的是，由于刚下过雨，那辆警车的轱辘竟在草地上打起滑来，而且越是加油门，车轮就陷得越深，此刻，我们几个黑头发的中国人，惟一的选择便是助那美国小伙一臂之力，使之摆脱困境。大家随即做了分工，有的去找树枝，有的去抱树叶。过了约十分钟的光景，经过这支规模很小、而且是临时组成的“中美联军”的共同努力，身陷泥潭的警车终于重新踏上了坦途。警察先生把车停好后，快步朝我们走来。望着一双双被泥、草“点缀”过的鞋、手，他再三表示谢意，其间，还流露出些许复杂的表情，似乎在表达一种对刚才禁止我们打球之举动的歉疚。
谢完后他再次走向警车，可刚走两步又停下来，并转过身来真诚友好地留下一句话：“离公园两三英里处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并附带一个练习场，你们可以去那里打球。祝你们玩得开心。”
可能有人觉得这位美国警察太不近人情。人家帮了他那么大的忙，还污了鞋、脏了手，他竟然丝毫不通融。说老实话，当时我们之所以希望他能够改弦更张，其实并非是真想继续在此打球，因为我们懂得入境随俗的道理，而只是想得到某种“意思”或表示，从而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胜利”或“回报”。现在想来，其实怀有这种希望本身，就是文化传统或思维方式的不自觉的显现，其结果常常是将情感掺入原则，并使之成为具有弹性的东西。
我们中国人爱讲“情理”：“合情合理”，“入情入理”，“通情达理”。虽然对“理”字的理解可能会有差异，但其基本含义除了指事物自身的客观本性和规律性之外，还应该包含规则或规范的意思。“情”则带有明显的主观性与互换性。不错，情和理都需要考虑，能兼顾最好。可一旦两者不可兼得，则它们的优先顺序便举足轻重了。东方人往往先情后理，而西方人至少在执行规则时，通常是理先情后。
美国人既然以罗斯福的名字命名那座公园，我想其目的在于纪念那位曾经推行过“新政”、领导美国12年多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纪念伟人的方式多种多样，在我看来，那天，在那个公园，那位警察的所作所为，应该说是对罗斯福最好的纪念。
9.人人都应该树立“规则意识”
一个人没有“规则意识”会被认为素质低，一个管理者没有“规则意识”也决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我们国人中有些人存在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在不断地研究规则，找规则的漏洞，钻规则的空子。于是，就有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说；就有了“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之顺口溜。这样我们都感到做事很累，似乎每个人都有很多心眼，每个人似乎都要防别人一招，造成了我们中国人合作意识弱，我们的企业竞争力差。
似乎人人都知道我们的缺点，但似乎人人都很难改掉一些痼疾。我们应该树起“规则意识”，尤其是领导们，企业管理者们——那些制定规则的人，一定要学会遵守规则从自己做起，树立起“规则意识”，否则，规则就难以维持下去。
经贸部前副部长龙永图先生讲了一个故事，谈到瑞士人的“规则意识”。他说：“有一次我们大家在日内瓦湖上划船，我们代表团有个成员喝完可乐以后，顺手把可乐瓶扔到湖里了。这在国内司空见惯，可是同船的一个同事的孩子是从小在瑞士长大的，小孩子当时脸色都白了，告诉他的母亲，好像投可乐瓶的人犯了很大罪恶似的。他的这种‘规则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像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一样。”
一个人没有“规则意识”会被认为素质低，一个管理者没有“规则意识”也决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有一次，美国IBM老板汤姆斯·沃森带着客人去参观厂房，走到厂门时，被警卫拦住：“对不起先生，你不能进去，我们IBM的厂区识别牌是浅蓝色的，行政大楼的工作人员识别牌是粉红色的，你们佩戴的识别牌是不能进厂区的。”董事长助理彼特对警卫叫道：“这是我们的大老板，陪重要的客人参观。”但是警卫人员回答：“这是公司的规定，必须按规则办事！”
结果，汤姆斯·沃森笑着说：“他讲的对，快把识别牌换一下。”所有的人很快就去换了识别牌。
规则是给别人定的，也是给自己定的。如果一个组织的管理者自己都不遵守规则，如何要求组织的其他成员呢？
我们的企业中，最容易破坏制度的往往就是制定制度的人，有时甚至就是管理者本身。大厅中明明写着“请勿吸烟”，可是烟瘾上来了，管理者抽一支，别人也不敢讲什么。很多管理者口口声声说要搞团队建设，自己却没有照团队精神去做。
规则就是规则，确定下来的规则就要坚决执行。
我们不缺乏规则，缺乏的是不折不扣地贯彻规则的决心和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