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宪成在当时的文名之盛，无出其右，“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出自其手。顾宪成本人就出生于一个小商贩之家，父亲在无锡的一个小镇上开了一间豆腐作坊，他是进士出身，曾任吏部员外郎，因上疏冒犯龙颜而遭罢官。回到无锡老家后，主持东林书院，被尊称为“东林先生”，他与高攀龙——也是商人之子，其祖父和父亲都是经营高利贷的——以及众多弟子们讽议朝政，朝野应合，声势浩大，时称“东林党人”，连阉党都对之畏惧三分。在这篇墓志铭中，顾宪成对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大加嘉许，认为是“千古绝调”，他直言道：“世间之人都不太愿意谈论财富，这有什么可以忌讳的呢？”进而，他对“利义之辩”进行了一番自己的解读：“以义佐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人睹其离，翁睹其合。”
宋代之前，中国主流知识界一直秉持“利义分离”的理念，如《论语·里仁》所提倡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南宋永嘉学派的叶适始有“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观点，进入明朝之后，从王阳明到顾宪成，逐渐抬升商人地位，最终提出“义利交合”，从中可见，明代主流社会的财富观已然发生了悄然而重大的转变。余英时因此认为，15世纪以后的明朝，商人阶层已经明确地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商人在中国社会价值系统中正式地上升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渐渐转变为“士商工农”。
从种种史料可以发现，王阳明、顾宪成的举措虽然遭到了唐顺之们的嘲讽，可是，却已算不上是异端邪说，在那一时期，发表过类似言论的学者、官员不在少数。
汪道昆是嘉靖年间一个名气颇大的人物，曾当过福建巡抚，以抗击倭寇而闻名，他还是非常知名的戏曲家，写过很多杂剧，后人甚至考据他就是《金瓶梅》的真实作者。汪道昆出身徽商世家，家族子弟多有经商者，他写了大量文字，将商贾的地位大大抬升。他说，古代的时候，儒优于商——“右儒而左贾”，而在我的家乡徽州则是商优于儒——“右贾而左儒”。两者之间，其实没有什么优劣，那些没有经商能力的人，去学儒走仕途，而在读书上没有天分的人，则去赚钱经商，情形大抵如此。经商的人求的是高额的利润，学儒的人求的是世间的名气，所以，求儒不得，就去经商，反之亦然，儒与商，一张一弛，二者各有功用，各随所愿。
在汪道昆看来，儒、贾已无高下之分，甚至在他的家乡徽州还是贾稍稍高一些。他的这一观点似乎在徽州一带成了共识，万历年间修纂的《歙县志》中便赫然写道，经商之道“昔者末富，今者本富”，这显然是对管仲、司马迁以来的“农为本富，工商为末富”理念的一次颠覆。
与汪氏身份近似、观点相同的，还有山西的晋商们。
王崇古的伯父王现去世时，曾给子孙留下遗训，其中写道：“商人与士人，掌握了不同的技能，而其本质是一样。善于经商的人，身处财货之场，却可以修炼高明的情操，虽然日日与金钱打交道，却能出淤泥而不染。所以，用儒家的义来指导商业的行为，仍然能够成为受尊重的人，这是上天指明的道路。”王现所提出的“以义制利”，日后成为晋商最重要的处世原则。
兼有盐业大亨、内阁大臣双重身份的张四维也在一篇文章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商人和文人并没有什么差别，无非每个人的选择不同而已，商人是求利的，所以遵循利益的规律行事，而文人是服务于人的。无论士商，如果都从本心出发，各自都可以追求到道。
汪道昆以及王、张两氏，分属徽、晋二脉，其观念激进超前，显然与他们所处的地域及家族背景大有关系。
【企业史人物】耶稣教士
利玛窦（公元1552~1610年）是一个瘸子。
1592年的夏天，一群中国书生袭击了利玛窦在韶州的住所，他从窗口跳出时扭了脚。澳门的大夫们无法治愈他的腿伤，使他从此落下残疾。这位虔诚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前后居住了27年，他的传教事业也是一瘸一拐的，一只脚拖着失望，另一只脚拖着希望。
在中西文明交流史上，传教士是一个被忽视、更多的时候被脸谱化的群体，而事实上，撇开宗教意义上的执着，他们确乎在科学技术的传播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晚明到清朝中期，先后有500多位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中国人从他们那里学习了西方的大炮铸造术、历法、地理、算术、天文、代数、绘画、建筑和音乐。同时，教士们也将中华文明介绍到了欧洲，比如，把孔子哲学翻译成了意大利文，教会了英国人饮茶，让整个欧洲王室疯狂地喜欢上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
最早到达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是范礼安，他于1577年抵达澳门，接着他委派两位意大利籍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他们是罗明坚和利玛窦。
罗明坚和利玛窦于1583年定居于广东肇庆，他们改穿中式服装，学习汉语，采用中国式的行为规范。他们首要的目的不是争取信徒，而是为基督教争取一个在中国社会中被接受的地位。
利玛窦在肇庆和韶州共住了15年，在南昌和南京住了5年，在士大夫名流中结识了不少朋友。在很多人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喜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著名的算术、天文学者以及世界地图绘制者，最后才是一个天主教传教士。
利玛窦画过两张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从中可以读出他善于妥协的智慧。
在第一张地图上，美洲和亚洲分别被画在图的左右，欧洲居于中间，很显然，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它挑战了中国乃“中央之国”的概念，看到这张地图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表示喜欢和认可。利玛窦很快改正了“错误”，他知道地球是圆的，而不是中国人所坚信的是方的，中国在地图的哪个方位仅仅是视角的不同而已，他改而把中国画在了地图的中间。情形马上有了改观，有人将此图献给了万历皇帝，万历非常喜欢，吩咐钦天监用丝线织出，放进屏风里。
在赢得了相当的民间知名度后，利玛窦赶到北京，想要直接拜见万历皇帝，他结交、奉承太监，进献了很多礼品，其中包括耶稣画像、十字架、报时钟和望远镜等。他最终没有能够见到万历，不过却被恩准在北京居住。在这里，他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也发展了一些皈依者，其中最著名的是翰林院学士、后来当过内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公元1562~1633年）。
徐光启是松江府上海县人，出身于商人家庭，1593年，屡试不中的徐光启南下到广东韶州当教师，在这里，他接触到了耶稣教士。正是从这些人口中，他第一次听说地球是圆的，有个叫麦哲伦的西洋人乘船绕地球环行了一周；还听说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制造了天文望远镜，能清楚地观测天上星体的运行；他还第一次见到一幅世界地图，惊奇地发现在中国之外竟还有那么大的一个世界。
所有这些，对于一位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的上海书生来说，实在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不过，徐光启并没有视之为异端邪说，在他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欧洲十四国的经济总量之和约占四分之一，无论在经济还是在心态上，明朝人都不可能有自卑感。就如同欧洲人羡慕中国的印刷术和瓷器一样，徐光启也对来自异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他对当时的学风很不以为然，认为“空疏之学”无济于事，而西方知识则为他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口。他得知耶稣会的会长是一个叫利玛窦的大胡子，便四处打听他的踪迹，两人见面是在1600年的南京。三年后，徐光启接受洗礼，全家加入了天主教，他的教名是保禄。又过了一年，徐光启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
徐光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农业、数学、天文和军事上都有很深的造诣，而很多知识正来自于利玛窦等耶稣教士。
在京为官期间，他向利玛窦学习西方数学知识。中国古代数学源远流长，汉代有《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宋元时期达到发展的高峰，但进入明朝之后，宋元数学后继无人，竟至衰废。徐光启对此至为焦虑，他说：“算术之学在近代数百年中被彻底荒废，原因有两个，一是儒生都去谈名理之学，没人关心实务；二是算术被神秘化，都用来算命卜卦。”利玛窦教徐光启的教材是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原本》，1607年，他们合力译出了这部著作的前六卷，徐建议把书名译成《几何原本》，“几何”一词从此诞生，在这本书中，他们还定命了众多数学概念，比如“平行线”、“三角形”、“对角”、“直角”、“锐角”、“钝角”、“相似”，等等。徐光启毕生热衷于翻译工作，在他看来，“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
利玛窦在1610年就去世了，徐光启与耶稣会的关系却从未断绝。1612年，他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书中介绍了西洋的水利工程做法和各种水利机械。1613年，因为庇护传教活动及与其他官员的朝见不合，徐光启辞职，在天津置地从事农业试验，他做了大量的笔记，日后写成《农政全书》，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农学巨著。
1629年，徐光启受命组建历局，主编《崇祯历书》，该书凡137卷，引进大量的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构筑了此后200多年间中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汤若望（日耳曼人）、罗雅谷（葡萄牙人）、龙华民（意大利人）等传教士先后参与了编制工作。
徐光启晚年深受崇祯信任，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在他的努力下，一直被压抑的耶稣会渐渐进入了主流社会，很多有学问的传教士为朝廷服务，行走于朝堂之上，其中最出名的是汤若望（公元1592~1666年）。跟利玛窦一样，汤若望是一位狂热的、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的传教士，他在协助徐光启完成《崇祯历书》的同时，还翻译了德国矿冶学家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中译本定名为《坤舆格致》。后来，他受命以西法督造战炮，并口述有关大炮冶铸、制造、保管、运输、演放以及火药配制、炮弹制造等原理和技术，由中国学者整理成《火攻挈要》二卷和《火攻秘要》一卷，为当时介绍西洋火枪技术的权威著作。明灭清兴之后，汤若望仍然得到重用，被任命为国家天文台的台长（钦天监监正），受封“通玄教师”，年轻的顺治帝非常信任汤若望，称他为“法玛”（老爷爷），1656~1657年的两年里，顺治曾24次到汤若望的住所登门请教，甚至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19岁生日。
从利玛窦进入中国，到汤若望去世，前后80余年，在西方传教士和徐光启等人的努力下，天主教得到了较广泛的普及，众多的西方科学知识也在知识阶层得到认可和应用。这是中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次“知识大交易”。可惜的是，进入康熙朝后，汤若望遭到中国官员攻击，他本人侥幸逃过处罚，而与他一起参与天文工作的传教士则大多被处死。
在中国科技史上，如何看待明末清初的这场中西科技“蜜月”，一直是一个有重大分歧的课题。李约瑟认为这是一场中国式的科学革命，“西方与东方的数学、天文学、物理学一旦发生接触就很快结合。到了明末即公元1644年，中国与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之间已经再也没有任何可觉察的分别，它们已经完全熔结，它们融合了”。而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反问说：“如果这真是一场革命，那么，为何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所传入的西方科学没有触发中国科学更剧烈、更根本的巨变？”
利玛窦和汤若望均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两墓前后相望，古木拱卫。徐光启去世后回葬于家乡上海，他在法华泾一带曾建家庭农庄，从事农业实验并著书立说。其后裔在此繁衍生息，渐成集镇，得名为“徐家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