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反对变法的人夺得权力后，却又提不出任何有创新的制度建议。晁说之在《晁氏客语》中记载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细节：司马光执政后，任命毫无财政经验的李公择为户部尚书，很多人非常惊诧，司马光解释说，“现在天下人都认定朝廷急于敛财，我任命李公择，就是让大家知道政策已经改变了”。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说辞当然是非常荒唐的，它最生动地表明，经典儒家只知道抱守“重义不重利”的道德原则，在经济变革上却无任何建设性主张可言。
在司马光执政的一年后，1086年5月，王安石郁郁而终。4个月后，司马光随他而去。
反对派的“无能”以及财政状况的现实需求，使得王安石的变法之道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和众多朝臣的反对而彻底中止，它竟余波荡漾，一直衍续到北宋的灭亡。哲宗执政9年后，突然又宣布重新恢复所有新法，他启用的变革大臣正是王安石的女婿蔡卞及其状元哥哥蔡京。
1100年，哲宗驾崩，传位给他的弟弟宋徽宗。徽宗当了25年皇帝，声色犬马，以书画为乐，朝政全部交给了蔡京。蔡京是史上出了名的贪黩人物和独裁权臣，王安石的国家主义在他手上被推向极致，并毫无悬念地转型为权贵经济。他将盐、茶两业完全地实施国家垄断，不与民间分利，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独享之物。江淮一带是全国最主要的产茶区，蔡京将之全部变成官市，不许民间经营。有一年，他觉得现行的盐钞制度让民间盐商分到了太多的利润，于是就悍然下令，废止现行的盐钞，那些手中握有旧盐钞的商人在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上吊跳河者不乏其人。
从王安石开始变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罢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极端的国有专营制度的实施前后长达57年，而这又正是北宋帝国由半衰走向灭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军攻破汴京，掳走徽、钦二宗，史称“靖康之难”。
蔡京的结局是：徽宗禅让给钦宗后，蔡京被罢官流放岭南，他的金银珠宝装满一大船，然而沿途百姓憎恨此人，竟不肯卖给他“食饮之物”，以至于“腹与背贴”，饿极而亡，死前终于感叹说，“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此句让人不由联想起商鞅在流亡期间所说的那句：“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
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一个最具争议性的人物，而他所实施的改革是汉武帝之后最重要的一次经济大变法，甚至在之后的800年里，也没有任何一次变革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王安石拥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力，他对国家治理的思考是非教条和非道德的，是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这与西方世界里的马基雅维利非常相似。与一般的儒生不同，他没有“耻言理财”的腐朽观念，公开宣称“管理国家就是要理财，理财就是所谓的义”——“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在这一点上，他比桑弘羊说得更直接。在他的经济思想中有一个非常顽固的理念，就是“商民对立”。在他看来，那些富商所得的财富都是从民众那里剥削来的——“兼并积蓄富厚，皆蚕食细民所得”，因此，政府是在代表“细民”与“奸回之家”争利，有天然的合法性与道德性，无论怎样残酷，都不为过。在一首题为《兼并》的长诗中，他甚至抱怨英明的秦始皇居然会为巴寡妇筑什么“怀清台”，实在是不明智的行为——“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
正是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王安石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虽千万人吾往矣”，不惜与任何反对变法的前辈、诗友翻脸决裂，在政治上予以无情的打击。同时他又才华横溢，饱读儒家诗书，自称“无书不读”，在为变法辩护时，他常常引用《周礼》为理论依据，当世的儒学大家没有一个能占半点儿便宜。在道德操守上，他勤于国事，节俭清廉，视富贵如浮云，每次发官饷，总是拎了一袋子钱回家，数也不数就上缴给妻子，这又很像唐代的刘晏。即便如司马光、苏轼等人，尽管对王安石的政见深恶痛绝，可是在个人操守和诗文才华上，却无不内心敬佩。
像王安石、刘晏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以私利掺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中国人在评价一位政治人物时，常常将个人操守与治国理念混为一谈，正因为如此，王安石式的人物往往得到非常两极的评价，他的死后名声，起伏十分奇特。
有宋一代的史家就已经不知道该如何评价王安石了，不知该把他放进“良臣传”还是“佞臣传”——他所信任和提拔的众多弟子、部属，如吕惠卿、蔡氏兄弟、章惇、林希等人无一例外地被归入佞臣之列，当代史家邓广铭在创作王安石的评传时便感慨说：“找不到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和神道碑之类的文字，不但见不到全篇，甚至连三言两语的片段的引证也看不到。”明、清两朝，学者对王安石也往往视而不见，最多说说他的诗词，却很少论其政事。
到了晚清，王安石突然“咸鱼大翻身”。钱穆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王安石封荆国公，世称荆公）。”1908年，维新派主将梁启超撰写《王安石传》，充分肯定其变法，宣称要“翻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冤案”。进入民国乃至1949年之后，王安石的声望越来越高，郭沫若认为，秦汉之后第一个大政治家就属王安石。梁启超的弟子、通史学者黎东方则说，“王安石变法”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最具诱惑力、历久弥新的大题目。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和历史事件，若我们将之放在中央集权制度的两千年演进史中进行观察，也许会得出一些稍稍清晰的结论。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是历代治国者在经济集权政策上的一次大试验。就如同桑弘羊欣赏商鞅、刘晏钟情桑弘羊一样，王安石对桑、刘两人也十分推崇，他在与司马光的论战中认定，用国有专营政策来抑制兼并、均和贫富是古代贤君的治国之正道，后世只有桑、刘“粗合此意”。由此可见，历代变法衍续的是同一逻辑。
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他们前后相隔约千年，是两次分别向两极挑战的变革运动，前者试图回到“周礼”和“井田制”，后者则试图用“计划之手”把每个经济元素都管理起来，他们都同样激烈和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气质，可是都同样遭遇惨败，并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个帝国的灭亡。
从制度创新的层面来看，“王安石变法”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之前的任何一次。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它们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