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相信一种叫缘分的东西。
几年前我陪南京朋友逛河坊街，无意中踏入江南铜屋，那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朱炳仁的铜艺作品，虽然这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名字早就如雷贯耳，但真正伸手去抚摸一下他的作品，那还是第一次。就是这第一次，我被震撼到了。真所谓门小世界大，乍一进去以为是个极普通的店铺，买点纪念品而已，谁知那里的一切不得不让我们流连忘返，此前在我先入为主的印象中，铜不过是些老古董罢了，古有青铜器，但跟我没什么关系，它只跟历史考试有关系，而跟我有关系的铜都是小时候的记忆了，比如以前家里有过铜火锅和铜火炉，还有铜锁等。更小的时候，在外婆家，看到过从绍兴孙端大桥的石板底下挖出一串串的铜板铜钿。可是朱炳仁的作品，当我和它相遇的时候，一下子想到了罗丹，想到了米罗，它是如此具象又抽象，有的鼎器鸣钟，有的龙飞凤舞，有的则像铜树开花，而有的则像一帧小品，一朵睡莲，几株梅花，完全是中国山水画的韵味，这真是太奇妙了。
第二次踏入江南铜屋，是去参加朱炳仁先生诗集《云彩》的研读会。这也是我没想到的。没想到朱先生气质非常儒雅，那天穿着一件对襟的衣服，非常低调且谦逊地听着人们的发言。一个铜雕大师，如果说写几首古体诗，那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写的是自由诗，且还跟台湾诗人余光中有唱和之作。当时朱先生年已六十有六。其时诗集还并未正式出版，是按出版的样子打印了数册而来征求意见——这即使在职业诗人中也是没有过的。诗人是出了诗集之后才研讨会的，可是他的做法是先研读，然后再作修改。
再然后就是跟朱先生的儿子朱军岷同时被选为杭州市政协委员，同在文艺界，在小组发言时也听到了他关于金星铜公司厂址问题的发言，当时的印象是要言不烦。后来也能见到他偶尔放几下冷炮，他的QQ名就叫“铜，亦生活”，这表达了他也表达了父亲朱炳仁对铜的一种理解。
要说朱氏父子的铜生活，还得从根上说起。
20世纪80年代初的杭州人，在路过浣纱路市一医院路段时可能还有印象，那路边有一块“朱德源书画社”的大招牌，这朱德源就是朱炳仁的父亲，朱军岷的爷爷。
朱家世居绍兴城，是书香门第，又以铜艺为生，现在人们在曹娥庙还能看到“朱府铜艺”第一代朱庆润的题字，而在那里留下墨宝的还有于右任先生等，那主要是褒奖孝文化的。可见当时朱家过的是一种亦书亦铜的日子，一面做乡绅，一面做实业，有钱有声望，这是中国读书人的一种比较理想的生活状态。
如果粗粗地梳理一下，朱家铜艺的第一代即朱雨相、朱庆润兄弟，他们在绍兴城里开了一家“朱府义大铜铺”，第二代是朱宝堂，即朱炳仁的爷爷，将“朱府义大铜铺”更名为“朱府瑞昌铜铺”，据说他常年吃素念佛，是虔诚的佛教三宝弟子，更为重要的是，他写得一手好字，常为寺庙捐匾额，精铸香炉法器等，技艺精湛，生意火红。
朱宝堂把文脉传给了朱德源，但铜铺的炉火却熄灭了，因为战火起了，而等战火再一次熄灭的时候，铜已经成了一种军事战备物资。明智的朱德源关闭了铜铺，带着妻子和6岁的朱炳仁来到杭州讨生活。
好在朱德源有两手，除了打铜的一手，还有一手好书法，铜不能打了，字还可以写，且又有商业头脑，这一写差不多有30年，一直到80年代初，老先生挂起了书画社的招牌，这是杭州第一家私营性质的书画社，以卖字和教人写字为主。朱老先生曾为杭州书写招牌字2000余幅，为名山大刹书写楹联也有百余幅，是一个极有造诣并很接地气的书法大家。
在那时，朱家在浣纱路有一个院子。而生活在这样一种书法大家的氛围里，朱炳仁以及后来的朱军岷显然是耳濡目染的。这也是为什么我看到朱炳仁第一眼的时候会觉得他很儒雅，如果知道他父亲就是朱德源，那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此朱军岷会很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家是读书人，而不仅仅是铜艺世家。
无论是铜艺还是哪一种艺，都是需要读书的，且把书本知识溶淬进作品，包括溶淬进生活。
80年代初的朱炳仁，已经是延安路上杭州鞋帽店的经理，他早年中专毕业，直到30多岁才有机会又去读了电大的中文专业，可见是一个与日俱进的人。当时据说温州人是白天做老板，晚上睡地板，而那时的朱炳仁是白天做经理，晚上去打铜。为什么又打铜了呢？因为当时人们去找朱德源老先生主要还是写店名招牌，宣纸上写好后还要拿去做成铜牌。有的店家知道朱老先生的底子，就说你给我们做做好了。朱老先生一听有道理啊，于是恢复了家庭铜作坊。这个时候，朱炳仁已经36岁了。
打铜是要发出大声响的，这邻居不干了，你写字闷声不响发大财我们也不好说什么，那现在你还要打铜赚钱……朱老先生不愧为是有大智慧的人，邻居不是有意见吗，那我邀请你一起来打铜一起来赚钱好不好？每天10块钱的工钱好不好？
那是什么年代啊，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后，一个月工资才54元，可在朱家打一天铜能有10块钱，这差不多要相当于今天的1000块钱了。好了，接下去只有打铜的声音，而没有埋怨的声音了。
而且这么一来，还解决了人手的问题，因为那时人人都有个工作，也没有所谓的农民工，所以朱炳仁才会白天上班，晚上打铜，而跟他打铜的，主要还是父亲以及朱炳仁的几个弟弟。由此断了30年的铜艺又悄悄地恢复并传接了起来，这是时代的机缘巧合，是历史给了朱炳仁一个绝佳的机会。直到1985年，朱炳仁辞去公职，正式办起了工厂。工厂在宝石山下的防空洞里，冬暖夏凉，也不“扰民”了，那真是——山洞里打铜，不知春夏又秋冬，铜打洞洞打铜，一片片铜铜铜……
只不过一开始做的是铜牌，除了铜牌还是铜牌，用复杂的工艺做简单的产品，当时也只能这样，因为当时给人的感觉是，铜好像已经渐渐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古人铸个铜器，最早有用作祭祀的，现代人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后，不敬天不敬地也不敬人了，如此一来当然也没有什么神好敬了，那么最后只敬钱了。现在我们看殷朝的一只青铜器，照朱军岷的说法，那可能是举国家之力来打造的。那样的青铜器，既是形而下的一个器物，更是形而上的一种精神。即使那些用来盛酒的青铜器，它也不仅仅是个物质，它还跟人发生了精神关系。后来特别是唐宋以后，跟人发生关系尤其是发生文化关系的，只需要一张轻薄的纸就可以了，于是书画便取代了铜器成了一种艺术品的形式，即以书画的形式来寄托文人的理想。
朱炳仁的铜工厂，大概是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渐渐兴旺起来。这个时候朱军岷已经从浙江大学化工系毕业了，当时国家还包分配，他拿到的还是干部指标，但是朱军岷觉得父亲太辛苦了，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如果做儿子的不去帮，那还会有谁去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