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宫·西宫》这个剧本的创作过程非常困难，王小波来来回回写了很多遍。张元对剧本要求很高，因此总是不满意。王小波写啊写的，老过不了关，简直弄得头都大了。在给朋友的信里面，王小波还抱怨说，给张元的本子改了很多趟，据他看那剧本已经很好了，其中有些独白，已经直追哈姆雷特不朽之独白，但是张元却还要他改！
与张元导演合作
因为在作关于同性恋方面的研究，后来王小波和导演张元合作了一个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即《东宫·西宫》。张元是我国第六代导演，1963年10月出生于江苏，祖籍南京。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了做一名独立导演，拍了不少片子，曾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还被《中国青年》杂志社选为“将影响下世纪的100位青年人”之一等。
在1990年的时候，张元完成了电影《妈妈》，结果影片刚出来就遭到禁映，随即他拍摄的《北京杂种》同样也遭到禁映。但这些片子在国际上频频得奖，1991年，《妈妈》在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上，获得评委会大奖和公众奖，1992年该片还在爱丁堡电影节上获得欧洲影评人费普里希奖。《北京杂种》同样斩获颇丰，获得1993年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他的电影在国际上一次次获奖，在国内却一部部遭到禁映，《东宫·西宫》也没有逃过这样的厄运。直到199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才解除了对张元发布的禁令。
张元是在1992年的时候着手预备拍摄《东宫·西宫》的。最初有这个构想，是因为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北京的一个艾滋病研究所想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苦于找不到采访对象，这时候有人居然想出办法说，到公园里去抓一些同性恋者，然后用审问的方式获得问卷。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张元被深深震动了，因此就决定拍摄一部关于此类话题的电影。最初张元的构想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同性恋者而且本身也不是同性恋的警察，在不断地听一个同性恋者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张元希望通过电影表达这个主题。
后来，张元有一个朋友听说他打算拍关于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就送给他一部王小波和李银河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这时张元才知道，原来王小波和李银河在作这方面研究。通过那个朋友，张元和王小波与李银河见了一次面，攀谈过程中，李银河对张元说，还不如让王小波来写这个剧本，他是个作家。张元因此就让王小波参与进来了。不过在那时，张元对王小波还不是很了解，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个叫王小波的作家，直到有一天王小波把他写的书给张元，他才意识到自己原来在和一个大作家合作，这让他心里十分高兴。
李银河后来说，其实王小波一开始并不打算参与这个剧本的写作，因为他以前没写过剧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初次写稿是非常困难的，张元后来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也表示写这个剧本的确很困难，因为他和王小波都是异性恋，两个异性恋弄一个同性恋的剧本，当然很困难，王小波甚至还对张元说，弄这么一个东西，有时候都有点扭曲了。不过，也正是因此，张元后来才会说，回头再看王小波写的那些台词的时候，能感受到他在这方面的功力。
电影中虐恋的意义
影片《东宫·西宫》是由司汗、胡军、赵薇等人主演的，片名来源是北京的两座公厕。有人猜测说，东宫、西宫，是不是东单公园的冬宫和故宫呢？其实不是的，那是天安门东西两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内的公厕。这两座公厕条件很好，一度成为同性恋者的聚集地，因此被戏称为东宫、西宫。用这两座厕所作为片名，也很好地表达了当时同性恋亚文化的“公厕特性”。
在电影中，胡军主演的警察小史把司汗主演的同性恋者阿兰抓进派出所中进行审问。赵薇在里面饰演“公共汽车”一角，“公共汽车”就是谁爱上就谁上的意思。在王小波的原著小说中，“公共汽车”的戏份不少，但是到了电影里面，“公共汽车”的戏份就特别少了，赵薇在里面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镜头，连一句台词都没有。片子主要是围绕胡军扮演的警察小史和司汗扮演的同性恋者阿兰展开的。
警察小史并不是一个同性恋者，他在派出所值夜班的时候，出于无聊，常常要到公园抓一些同性恋者来审问，让他们交代自己的活动，以此打发时间。后来有一天，小史抓到了阿兰。阿兰和王小波作品《2015》里面的小舅有点相似。小舅是一个画家，因为无证卖画，常常被警察抓，但是被逮到之后，他从来不跑，警察们因此都说，小舅不愧是艺术家，不小气，很大气。
这就好像抓鱼一样，一网兜把鱼抓起来之后，那些鱼扑扑腾腾地乱跳，就显得很小气，反之，如果它们一动不动，就非常大气了。小舅就是这样大气，被逮住之后没有逃跑，只说“又被你们逮住了”，然后束手就擒，让警察把自己抓进去。影片中的阿兰也这么大气，他和别的同性恋者在公园里活动，警察一出现，另一个人马上逃走了，但是他却一步都没跑，等着小史把他抓住。
影片大部分笔墨都用在了小史对阿兰审问的过程上。阿兰像讲故事一样娓娓说出自己的经历，不时对小史进行一些言语挑逗。随着审问的深入，两人逐渐深入内心深层，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关系开始陷入胶着，然后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警察小史反倒陷入了被动之中，同性恋者阿兰开始占据主动地位。小史因此只能通过暴力手段向阿兰施虐，但这却正好中了阿兰的下怀。
这种施虐和受虐的意象，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也时有出现，在《白银时代》里面我们就能看到不少这方面的情节，到了《黑铁时代》，这一意象更是被当成浓墨重彩的一笔加以渲染。这可能是受到了李银河的影响，李银河对虐恋有过专门的研究，还出版过这方面的专著，王小波看过不少，渐渐地就被影响了。
李银河说：“虐恋活动用权力的象征做游戏，为的就是拒绝其天然的合法性。”在虐恋之中，扮演施虐和受虐隐射出现实中权力的性质。在现实中，权力常常被标榜为自然的秩序，但事实上这却存在着很大的荒谬性。虐恋通过角色扮演，对现实中的权力开了一个不大尊重的玩笑，这也是虐恋文化的讽刺性所在。放到《东宫·西宫》这部电影中，通过施虐王小波想表达的显然是，警察小史对同性恋者阿兰的权力是荒谬的，影片正是想表述拒绝这一权力的合法性。
获阿根廷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东宫·西宫》这个剧本的创作过程非常困难，王小波来来回回写了很多遍。张元对剧本要求很高，因此总是不满意。王小波写啊写的，老过不了关，简直弄得头都大了。在给朋友的信里面，王小波还抱怨说，给张元的本子改了很多趟，据他看那剧本已经很好了，其中有些独白，已经直追哈姆雷特不朽之独白，但是张元却还要他改！总之，现在他很烦这件事，和张元关系也有点紧张。
后来张元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也说，这个剧本写起来的确很困难，王小波最初写了一稿剧本，然后又写了一稿，这中间他还专门为剧本写了一个小说，即《似水柔情》，写完小说之后，他又写剧本，最后，王小波还写了一个纯粹对白的话剧式剧本，前后工作量非常大。现在这几部剧本和原著小说都收录在了《地久天长》一书之中。从这本书中也能看出王小波为剧本花了多少心思。
写完这个剧本之后，王小波后来再没打算写剧本，他还是喜欢写小说，连杂文他都不喜欢写，剧本当然更不喜欢了。和张元合作期间，他也感到剧本的创作实在非常累人。后来电影开拍了，王小波也没怎么去看，拍摄期间他总共就去过两次，第一次还好，看了大约20分钟，第二次他像风一样，看一眼就走了。两次看下来，王小波对张元说：“你们这拍电影可真够烦的。”
1997年的时候，电影《东宫·西宫》在阿根廷电影节上获得了多项大奖。其中就包括最佳编剧奖。王小波生前虽然没有看过片子，但是对于自己获奖的事，他还是知道的。除了最佳编剧奖之外，影片还斩获了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影奖等。这部电影几乎将所有的重要奖项都收入了囊中。事实上，影片还差点获得了电影节大奖。八位评委之中，有四位评委为了使片子获得大奖延迟发奖一个多小时，不过最后还是输给了西班牙的一部影片。
我们知道，阿根廷电影节是一个非常大的电影节。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它曾是全世界四大电影节之一，很多著名的导演像特吕弗和戈达尔等人经常会去这个电影节，很多好片子也会在电影节上展出。这个电影节创立于1954年，在1959年的时候开始颁奖，1966年的时候因为阿根廷发生政变，1967年和1969年没有颁奖，到70年代时电影节被取消了，但是在1996年的时候又重新创办了起来，规模非常大。《东宫·西宫》正好赶上第二年参选，结果获得了不少重要的奖项，王小波也因此成为拿国外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导演张元的感受
王小波去世后有过三次公众的悼念和纪念活动，这三次活动张元都参加了。自从大学毕业以来，张元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会议，只有悼念王小波的这三次聚会他是参加的。从这件事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虽然在剧本创作的时候两人磨合得不太愉快，但是他们之间的情谊依旧是非常深厚的。
从年龄上看，认识王小波的时候，张元三十多岁，王小波已经四十多岁了，两个人整整差了11岁，几乎隔着一代人，但是他们在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上，其实是有很多共同点的。王小波是辞去大学教职做一名自由撰稿人，张元则是主动选择了做独立导演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两个人在这件事上是互通的，所以后来张元也说：“从这点上来说，我和小波是无须再多说什么了。”
在提到剧本创作的时候，张元说，王小波给了他很大的启发。王小波在他眼里是一个亦师亦友的形象，特别是在创作深度上面，譬如在里面加入一些施虐和受虐的情节，这些都是张元以前没有想到的。张元还赞扬王小波说：“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上、权力和性的关系上、施虐和受虐的关系上，他使得整个影片增加了很多的层次。”同时，因为王小波正好在做关于同性恋方面的研究，掌握的资料和素材非常多，因此在影片的准确性上面，也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对于王小波，张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他几乎是赞不绝口。随着合作的深入，张元越来越感觉到，王小波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有情义，对朋友很讲义气。虽然两个人年龄相差很多，但是王小波从来没有倚老卖老，本身他的思想也是非常具有活力的，张元说他有青春感，因此他们之间也没什么大的隔阂。
在参加王小波的悼念活动时，张元也有一个感受，那就是，参加悼念活动的，别的领域的人很多，唯独作家这一行的人很少，这让他感到非常吃惊。对于他自己呢，他说自己参加这样的活动，能够认识王小波生前的很多朋友，他感到十分高兴。后来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还说：“我很幸运，小波生前写的唯一的电影剧本，他唯一一次介入电影创作，是与我合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