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里所列举的几个灾难性事例，有助于人们清醒；而回顾一些基金会在大难临头时化险为夷的历程，也许更有多方面的教益。这些事例虽然各不相同，但全都能传递给人们这样的信心：即使基金会已经腐败不堪、冲突不断，有着善良心愿和事业勇气的人也能设法挽救局面。在一些个案，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个案中，他们都取得了成功。
事实上，即使捐赠者、董事们或职员们，已经酿成了令人震惊的重大错误，情况有时还是能向好的方面转化。下面的一些事例各不相同，但都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哈特福德基金会
哈特福德基金会创建于1929年，创始人是哈特福德（Hartford）兄弟俩，他们在1859年开办A&P食品杂货店，并在20世纪头几十年里将其发展成了第一家全国性的连锁超级市场。当初建立基金会，他们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防止外人夺走公司权力的手段。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两兄弟相继去世以后，掌了权的一帮公司老主管和少数家庭成员，把基金会和公司弄得每况愈下。由于基金会只是在医药领域有一些无关紧要的计划，一时尚未引起内部的紧张；但随着公司利润的不断下降，捐赠者的一些亲戚们越来越恼火了，因为这引起了他们所持股份的价值下跌。于是，在掌权者和股东们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纷争，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毫无缓和的迹象。
20世纪60年代末，国会众议员赖特·帕特曼（Wright Patman）发动了一场对慈善基金会的攻击，并特别把矛头指向了哈特福德基金会。哈特福德基金会的元老们这才下决心甩开A&P公司原来的行政主管人员，另觅一位独立的托管人。不过，他们并不用走得太远。一位来自当时A&P的退休人员最喜欢的冬季度假胜地里福德角的朋友伦纳德·达尔斯米尔（Leonard Dalsemer）被邀请来主事。他的表现让人觉得他是一位少见的精力充沛、能干异常的改革者。
达尔斯米尔在事业上是个成功的出版商和私人投资家。他以企业家的精明干练，很快就在基金会内部大权在握。为了不违反1969年国家关于禁止基金会拥有“过量的商业股份”的立法，他找到了一个愿意收购基金会所持的A&P大部分股份的德国买家，并怂恿董事会接受了这项交易。在迈出了这关键的一步后，这位新托管人开始整顿基金会的项目，又从别的基金会请来了一位一流的总监，并建立了一个适宜的经费管理系统。到1980年，他上任10年之后，哈特福德基金会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生机勃勃的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达尔斯米尔的无私奉献和远见卓识。
然而这故事的结尾，还有一段令人想不到的转折。就像达尔斯米尔当初振兴基金会并使之现代化的无比热忱令人迷惑难解一样，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在基金会中又变成了一个独断专行的统治者，以至于几年后他离任和最后过世时，基金会的骨干们竟然大为高兴——他为了成就这个优秀的基金会付出了多少心血啊！
如今，哈特福德基金会还在健康地运转着。它最新的工作重点是尽力满足老年人的特殊保健需要和保证医疗保健事业的高质量、低费用。
卫加特基金会
加利福尼亚州的卫加特（Weingart）基金会，是洛杉矶一个在繁荣年代初期白手起家，搞房地产业发了大财的人创立的。他在临终之际把财产一股脑儿甩给了只有框架的基金会。他是个单身汉，据说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曾亲口这样说：“如果有可能，我就定做一块特大的裹尸布，把我的钱和我自己裹在一起。”不过，他最后还是指定了三个商业界的熟人作为基金会的董事。他们并不是他的挚友，但在他的请求下同意任职。他给他们的唯一指示，就是不能改变他帮助穷困潦倒的人们的初衷，这基于他自己早年的悲惨经历。
在他死后，这个小董事会不得不几乎是从平地建造起这个基金会。但没想到，他们马上就面临着没完没了的麻烦官司，卫加特的一个情妇一心要否定他的遗嘱。董事会耐心而又毫不动摇地迎接了挑战，经历了漫长的诉讼过程，最后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之后他们致力于发展基金会的计划，并雇用一批职工，把包括大批房地产股份在内的基金会的财产管理起来。
为了了解和弄清卫加特的意愿，董事们进一步调查了他的历史。这才知道，他童年是在别人家里寄养的，曾在佐治亚州当农田里的帮手；之后来到洛杉矶，一直是在贫民区为洗衣店送货。他的捐赠意图产生的一个线索就是他曾说过，他在那些下层贫民聚居的地区遇到过很多很好的人：“他们和你在其他任何地区遇到的好人一样，只是他们绝大部分运气不佳，或者只不过年老而已。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他们。”
在这一线索的指引下，董事们以建立一个专为穷困潦倒的人们的需求而设的项目作为开始，随着这一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基金会财力的增长（已有6亿美元之多），他们又进一步扩充了项目的内容，包括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六县以低收入社区青少年为对象而进行的一系列工作。
卫加特基金会的董事会和职员阵容特别坚强。正因为有这班人马，基于基金会日益扩大的财产规模及其项目重点的明确性，它正在成为该地区推行社会变革的一支很可观的潜在力量。这个犹如挽救了一个被弃孤儿的基金会的故事，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令人欣慰的结尾。
阿伦·戴蒙德基金会
阿伦·戴蒙德（Aaron Diamond）基金会，是公益事业从死神魔爪下起死回生的十分典型的个案——一个纯属偶然的机遇把这个新建的大基金会从阴谋和灾难中挽救了过来。
这个基金会的捐赠者戴蒙德，是纽约市一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他的商业道德很成问题，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人，绝大多数都经常有这样那样的违法行为。他的妻子艾琳（Irene）原来是一个电影演员和制片人，她对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和公众事务都深感兴趣，只是全无商业经验。戴蒙德去世之后，为他管理财产的两个主要顾问立即给艾琳送来了一堆法律文件，告诉她必须马上签署。他们本以为这些文件复杂得令人生畏，而艾琳对这类事情又一窍不通，她会看也不看地立即提笔签署。没想到，艾琳已经找过别人咨询。
艾琳正好与威尔伯·费里（Wilbur Ferry）十分熟悉。此人实际经验丰富，且对公益事业颇有见解，他在福特基金会的早期阶段，曾经做过亨利·福特二世的顾问。后来他又做过共和国基金的副总裁，这个维护公民自由权利的项目是由前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主持的。
费里根据艾琳·戴蒙德的要求，推荐了一个精明的年轻人文森特·麦吉（Vincent McGee），去帮助她按照丈夫的遗嘱把基金会建立和掌控起来。在那一堆要艾琳签署的文件送来时，麦吉正好跟她在一起。根据她的要求，麦吉研究了所有的文件。他虽然不是一个律师，但也很快弄清了这批文件的内容。原来，这是一套完整的财产转让书，即把她丈夫的财产，包括划归基金会的财产，都置于这两个顾问的控制之下——显然是这两个人盗用她丈夫的名义所干的无耻勾当。
于是，艾琳·戴蒙德聘请了一位独立的律师作为法律顾问来处理这件事。之后事情的发展迅速而激烈，各种蛮横、恶毒的威胁接踵而来，但艾琳岿然不动。那些人窃取财产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
建设基金会的工作开始了，并且很快它就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机构。戴蒙德夫人胸有成竹，要把捐赠的目标集中在医学研究、少数民族教育和文化项目上，而且全部在纽约市内。为了能够在这些目标上尽快取得成效，她决定基金会必须在10年之内把所有资产全部用光。
戴蒙德夫人和麦吉一直和谐共事（后者是维护公民权利活动的积极分子，曾为反对越南战争坐过牢），这两个意志坚强的人共同组建了一个出色的基金会董事会，制定了富有活力的计划，重心放在少数民族教育、各种文化项目、艾滋病研究以及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等方面，并作出了大量贡献。
戴蒙德基金会成了美国少数几个能够定期给予人们援助捐款的基金会之一，赢得了许多受惠者的称赞。基金会信赖那些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该怎么去做的人。
这个基金会要在1997年以前全部用完它的资金，当它不复存在时，人们非常怀念它。
哈特福德、卫加特和戴蒙德这三个基金会的经历，是20世纪后半期美国中型基金会中面临灾难而又绝处逢生的比较重要的例子。它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有多种因素，有机遇、执着而强大的动力、家庭成员甚至陌生人的鼎力相助等。如若不然，就对公众的利益而言，这几个基金会的结果最好也不过是乏善可陈；而最糟就会弄得丢人现眼，甚至危害不浅。
这里还有另外三个大基金会的例子，它们都曾面临灾难，但又都化险为夷。它们分别是：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拥有资产36亿美元，名列全国第六）；麦克阿瑟基金会（拥有资产37亿美元，名列全国第四）；福特基金会（拥有资产65亿美元，名列全国之首）。
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
位于新泽西州的这个基金会，是一个相当能干而又成功的商人罗伯特·伍德·约翰逊（Robert Wood Johnson）创建的。他家所办的医药公司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便是由他领导的。他在科学和社会政策方面有着广泛的兴趣，一生都在积极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他也很早开始热衷于公益事业。在1936年，即他去世前30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基金会，用以支持他所感兴趣的各种项目，如在西北大学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医院管理学校。后来，为了避免经常困扰其他大基金会的家族纠纷，他十分慎重地又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小基金会，使他的家庭成员可以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慈善活动。
除了这样一些明智的、有远见的考虑，约翰逊也做了一些事，导致以后种种问题的发生。譬如，他要求他的基金会在卫生保健事业方面开展工作，而这正是他的公司的业务领域，两者交叉，就可能引起麻烦的利益冲突。同样成问题的是，他把基金会交给了公司的一伙主管人员们管理，让他们都成了基金会的董事，他甚至还指定公司的总裁古斯塔夫·林哈德（Gustav Lienhard）担任董事会主席。除了这些充满风险的安排，他在生前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充实和加强他的基金会，以备它万一脱轨时，还能把它拽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