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4年，休养生息一年了。就像审美疲劳一样，股民们已经有了下跌疲劳，对于股指的下跌坐怀不乱。2004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国九条”。2月1日，新华社发布《意见》。对于《意见》，各媒体一致叫好，甚至喊出“中国资本市场迎来春天”。《上海证券报》认为，这是中国资本市场第二次革命开启的总纲领。《证券时报》的社论说，《意见》照亮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未来之路。2月2日，沪深股市放量攀升，上证综指报收于1623.88点，比上个交易日收盘上涨33.15点，深证成指报收于3774.88点，上涨58.01点。
《意见》是在股市连续上涨20%后出台的，这让市场人士怀疑管理层的“送温暖”，其背后是着眼于商业银行A股上市、解决全流通问题、深交所复市及创业板重开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而缓解市场压力，是为国有企业计。《意见》虽然在证券市场制度发展层面上指明了路线图，但制度性建设并不等同于救市。小民多疑。
领导苦啊，苦于心计，苦于不被信任。据说，新华社原题是《加强监管防风险发展资本市场》。后“接到上面的通知”，说文章标题未能准确表达《意见》内容，新华网将文章标题改为《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9点意见》，末了，指定信息披露媒体都被通知修改成这个标题。
后来事实证明，《意见》没能招来春天。到6月，上证综指只用了12个交易周，就从1783点跌到1376点，千百亿元的市值灰飞烟灭。
没有人怀疑《意见》出台的初衷是为了发展资本市场。提出要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但B股死气沉沉，中小企业板投机气氛依旧浓厚。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只闻雷声未见下雨，股权分置问题在新开设的中小企业板中依然存在，看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只有扩大直接融资一项得到落实，到2004年6月30日，半年共有75家企业发行新股，募资266.2亿元，而2003年全年发行新股总共才67家，募资460.33亿元。都是空啊，股市能不绿吗？
温家宝顺带提到了股市
终于绿满大地。2004年9月9日，开盘不到半小时，仅2.5亿元的成交量，上证综指就轻松跌破1300点，创下了自1999年“5·19”恢复性上涨行情以来的新低——1300点被称为市场心理的“铁底”。
为什么是9月9日？这是伟人毛泽东的逝世纪念日，但其政治意味被浓重的市场情绪所遮掩，被股民的尖叫所分散。当天，月初在深交所举行的证监会官员与几家大券商内部座谈会的会议记录被公布。会上，一些券商和基金公司对股市状况担忧和不满，而“证监会很可能将不再托市救市”。
“监管部门本来不应托市，但并不等于该做的事情不做了。”学者王连洲说。在业内，“先救命还是先治病”的讨论泛起。显然，大家都认为好死不如赖活，该托市还得托。
《中国证券报》综述指出：在正常状态下，监管当局不会也不应该托市。反思我们的市场，目前的下跌早已经超过了正常景气循环下跌的范畴，制度缺陷下的悲观预期主导了下跌趋势。离开救命谈治病，听起来振聋发聩实则于事无补；只救命而不究治病之方，必然会重复“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老路，只是在没有改变的制度框架内发展上市规模，不但解决不了问题，相反只会“发展”问题，市场风险不但不会后移，而且会更大。
《上海证券报》评论员文章称：市场资金逐渐撤离股市，股市令绝大多数投资者厌恶。它已经不是纯粹市场景气循环意义上的熊市，中国股市已经面临生存危机。“哀莫大于心死”。改变股市单一的圈钱机器功能，以民为本，以投资者利益为本，是破解股市危局的当务之急。如果政策各方不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将受到直接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将受到重大影响，这样的历史罪责有谁能够承担！
哀鸿遍野。正当大家哭天抢地，正当股市大跌的9月13日，在中南海，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部署经济工作时提了8条要求，其中第5条是“抓紧落实‘国九条’的各项政策措施，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资本市场稳步健康发展”。
关于股市，温家宝只是在谈整个经济工作时顺带提及，但对市场刺激极大。沪市9月14日大涨40点，9月15日又涨54点。依然是政策市。
9月14日和15日，证监会连续召开紧急内部会议，定下两个基调，一是重树投资者长期看好证券市场的信心，二是市场建设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难度很大——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表示，央行支持商业银行设立基金公司，银行资金由此可名正言顺地间接入市。
虽然各方尽可能地表了态，但股市很快又黑下脸来。9月末，因对交通银行等航母大鳄发行的担心，上证综指又从1500点一线迅速下滑到1400点以下。还是那个熊样。
郎咸平抡起七板斧
股市的问题从来就不是股市一家的事。在股市闹腾的时候，一场关于国退民进的口水战正打得热烈。
2004年8月3日，香港学者郎咸平在复旦大学发表《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此前，郎咸平批判的名单上，已赫然排列着德隆、海尔、TCL这些声名显赫的企业。德隆曾号称中国第一民营企业，而出身国有企业的海尔和TCL以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旗手著称，郎咸平认为，在李东生8年磨一剑改制TCL之后，张瑞敏正力图分享海尔。
在郎咸平之前或同时，张五常、张化桥、梁定邦、史美伦等都参与了内地事务，这些境外人士都曾负笈欧美，饱浸西方自由经济。他们一再让人们看到中国距离成熟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差距，他们直率地批评内地，掀起争论，而每一次争论都彰显了内地的进步与限度。
郎咸平的杀伤力甚大。他指责顾雏军的罪名和张瑞敏、李东生同出一辙，即席卷国家财富。郎咸平带着7个学生，耗时3个月，每天只睡4小时做出了对“格林柯尔系”的研究报告：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在中国资本市场长袖善舞，科龙电器、美菱电器、亚星客车、ST襄轴等4家上市公司相继被顾雏军纳入囊中。郎咸平说，顾雏军号称动用了41亿元收购资金，实际投入不过3亿元，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的“七板斧”巧取豪夺了大量国有资产。
对于郎咸平的攻击，张瑞敏和李东生几无反应。2004年8月26日在香港发布TCL国际（1070.HK）中期业绩时，被问到郎威平的质疑，李东生神情淡然：“郎咸平是谁？”不知此举是否刻意。
顾雏军却奋而反击。2004年8月17日，顾雏军向香港特区高等法院递交了起诉书，以涉嫌诽谤罪起诉郎咸平。此前5天，顾雏军向郎咸平发出律师函：第一，郎咸平需要详细书面汇报，有关媒体的报道是否正确地记录了自己的演讲；第二，如果媒体没有正确记录，郎咸平需要向《东方早报》、《香港商报》和有关网站要求拿掉该文而且发表更正及道歉，并提供这些行动的证据给顾雏军；第三，给顾雏军一份演讲稿件。郎咸平应在8月16日前完成第一、三项要求，在8月17日前完成第二项要求，否则将会采取包括法律等一切必要手段。
郎咸平马上召开记者会表示：“第一，我绝对而且充分地尊重媒体的知情权与报道权，媒体只要对任何人的演讲有着最大程度的理解并公正地报道就是负责任的报道，因此绝对不会要求媒体向顾雏军作任何形式的道歉；第二，也绝对不会向顾雏军披露演讲稿件，请顾雏军自己去找；第三，绝对不接受律师函所表达的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践踏学术尊严与自由的口气。”
挺郎贬郎旌旗蔽日
对于这场论战，内地经济学家集体短暂失语。
面对威胁和诱惑，经济学家的闭嘴是可以理解的。当今社会是怎么回事？资本是什么？权势是什么？眼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许与顾雏军暂时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哪天要发生点什么联系呢？如果与大款作对的恶名传出去而遭到大款集体不带咱玩怎么办？
经济学界几天沉默后，很快出现两极化的回应：一方面以“非主流经济学家”自居如左大培、杨帆、韩德强等高调声援郎咸平；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中的赵晓、张文魁、张维迎、张军等陆续出来反驳郎咸平。2004年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受邀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都在南方开会没来，只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一人应战，而“非主流”方面的左大培、杨帆、韩德强、杨斌等人均到会发言挺郎，加上郎咸平本人的出色发言，会场几乎成了声讨“主流经济学家”的场所。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是最早出来表态贬郎的学者之一，他说：“有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旗号，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10年国有企业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也就是良知，谁敢骂企业家或者政府就是有良知的。我也说，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作贡献。”
经济学家周其仁是另一个贬郎者——看看郎咸平是怎样质疑的：“如果是海尔集团董事会正式通过这些资产的转让，那么这就是明显的内部人员利益输送，如果董事会成员确实持有职工持股会股权，那么这个董事会决议就是明显的透过利益输送，集体侵吞国有资产。”请问这叫什么研究态度？轻轻两个“如果”，就把问号变成了句号。所论问题不是风花雪月，而是可以陷人入罪的侵吞国资！这让不明就里的善良人听来，怎不群情激愤？破绽在什么地方呢？破绽在于海尔集团是一家集体企业，根本就不是国有企业。郎咸平连这个也没搞清楚，怎么就敢高调展开攻击？
2004年9月15日，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原副院长吴栋、上海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顾钰民等10位学者在上海声明挺郎：“我们对郎咸平的基本精神、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学术良知表示深刻理解和赞同，并予以支持。一、要分清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的界限。二、郎咸平抨击西方产权理论和产权改革误区，反对把企业、金融和产业等方面存在的一切问题归咎于公有产权和以为转制为私有产权便可实现高效率这一流行做法，他的批评是及时和正确的。三、从我国现阶段实际出发，必须坚持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发展的方针……”
法学界也卷入这场争论。
“中国政法大学李曙光教授认为：我们必须从中国20多年改革的整体视角来分析，这20多年已经证明了以国企和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经济改革体现了这种全民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正是国企改革和产权改革的实质性合法基础。另外，我们要承认，中国法制带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在转型期，很大程度上，一些稳定性、权威性很强的政策成为法律的代名词，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之为‘实践法’或者‘政策法’。不能否认‘政策法’是具有法律属性的，虽然它们离完善的‘理想法’的目标还有很大距离。正是这些‘政策法’构成了国企改革的主要法律框架，这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所取得的成绩，是在这样一个‘政策法’的框架下面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国企改革和产权改革在形式上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的。”
此前有评论认为郎咸平诊对病但是开错药。北京大学法学院甘培忠表示，国有产权流失问题其实早已是一个社会共识，“但郎咸平关于维持国有企业布局不动，只要强化对经理人的诚信义务就可以解决问题的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法学家真正以法理辨析的不多。复旦大学张军是经济学家，但他从更高层次想问题：“郎教授的公开演讲似乎不能认为是纯粹的学术活动，从演讲的题目到内容已经是有强烈的价值和政治取向，具有很强的和超出学术讨论范畴之外的表述方式。”
有人贬低郎咸平的人品，有人私下嘀咕：你知道郎咸平是哪儿来的？他不是香港人，是台湾人，是台湾派来的特务，来污蔑我们的大好形势的！但另一方面，新浪网的调查显示，近20万参与投票者中，90%挺郎，有人称他为“经济学界的鲁迅”。
时任《中国企业家》杂志主编的牛文文心情一定不爽，他说，当一个台湾出生、香港执教的明星教授戏剧性地高调挑起争论时，我们才发现我们社会过去20年赖以发展的共识，原来是这么脆弱。20年来，政府和企业家，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发展同盟。政府把资源向企业家集中，企业家得到一个中国过去前所未有的机遇发挥自己的天赋。二者合力，企业、经济搞上去了，企业家得到了中国社会以前不可能给予商人的社会荣誉，政府作为股东获得利税，皆大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