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集体小国企先行一步
毕竟“文革”已经过去了，这些讨论基本上还是在正常情形下进行着。1980年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该规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对个体经济进行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在破除阻力，推进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中间，也包括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探索。1983年到1984年，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基本完成，改革的重心开始向城市转移，厂长经理松绑，星期日工程师浮现，工资松动，外贸活跃。
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所谓利改税，就是将国有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有趣的是，到2007年，国资委又转过来要求央企上缴分红了。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如今整个中国都成了大特区。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江苏常州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建立股份制。会议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样的改革氛围下，198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股份制向中心城市进发。
【主张】工者有其股
到1991年，热衷研讨理论的人并不多了，大家更喜欢实干了，要么出国，要么下海，侃虚的不来钱、不时尚。但从当时《亚太经济时报》的报道来看，许多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讨论的问题和几年前还是很相似，离赵希友的说法并没有走多远。
北京经济界人士呼吁工者有其股
亦放亦约，是北京一次民间经济理论讨论会的特点。这次讨论会是（1991年）10月19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操办的第二次“联办恳谈会”。回忆起1990年秋天第一次“联办恳谈会”，“联办”副总干事王波明说：当时许多人认为大形势不容乐观，大政策不明确。今天，这一切都已有很大改观。发展证券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这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话题自然少不了当前叫得最响的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北京市体改委副主任贺阳掰来算去，国有企业只有三条路：第一是大的框架不变，对企业加压力和输血同时并用，但这种传统做法已难再显神通。加压力会导致新的政企不分，而增加贷款等输血手段又难以为继，现飞着的贷款已有1.6万亿元。第二条路是放开计划外的企业（如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放任国有企业慢慢萎缩下去，对整个民族来说代价太大，毕竟是2万亿元的家底。第三条路就是说得最多做起来最难的路：全面改革。这条路自然少不了涉及产权、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等。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如何明确？贺阳认为：只有走符合中国国情的股份制道路。
中信国际研究所研究员刘纪鹏对“鸟笼经济”颇有研究。企业是鸟，宏观管理是笼。有人说中国没有企业，鸟都被喂成青蛙了，只会蹦不会飞；而众人都隔着笼子捅，捅得鸟连蹦都不会了。刘纪鹏对有人指责企业钻政策的空子大不以为然。空子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企业钻出来的，如果企业连空子都钻不出来，给的政策都用不足，到国际市场上如何对付“如狼似虎”的外国企业？而当“鸟”钻出了空子，再把空子补上，才是管理之道。
中国的境外企业比境内企业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但兴旺发达者寥寥。究其原因，国有资产管理局官员陈开诚认为，也是拿棍子猛捅的人太多了。每家企业都有若干行业上级单位，搞外贸的、搞高技术的、搞资源的，都有自己的行业目标，都要企业最根本的目标去服从行业目标。企业最根本的目标是什么？是经济效益，是赚钱。
众人都认为发展证券市场、实施股份制是中国改革的战略选择，但为什么动作迟缓？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副司长郭树清直言：饿怕了！我国经济长期短缺，老百姓饿怕了，1988年一闯物价关，老百姓就抢购。现在没人抢购了，可政府心里还是饿怕了。一说产品积压，首先就认为是暂时的、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想办法疏通市场，减少积压产品的生产，直到最近才压长线产品。今年（1991年）搞质量品种效益年，这是不错的，但宏观的症结不在这。1988年的产品质量不如现在，而现在产品质量之类的微观问题加在一起并不等于宏观问题。问题在哪儿？在投资和储蓄不平衡。不是什么都疲软，比如装电话就不疲软，买飞机票就不疲软。为什么有钱有东西不发展这些产业？还是饿怕了，要留着备荒年。钱在哪儿？在老百姓手里，有1000亿元，能不能通过证券市场，把老百姓的钱转化为投资？
谁去投资？国家计委官员翁先定透露：现在一多半的建设项目是负债投资，一个项目建成了，往往不知归谁管理。过去国家是投资的主体，现在国家很少投了，成了投资的组织者。
因此，北京大学教授曹凤岐认为，明确投资主体已是当务之急，其次是投资多元化和证券信用化。
投资主体的模糊使得重复投资愈演愈烈，最终不仅是各家企业受损，整个国民经济均苦不堪言，是整个国力的损耗，这已引起了中央高层人士的重视。国有资产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朱平壤指出：必须承认，在公有制的大框架下，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资金已经分散，用行政办法层层集中起来已不可能，有什么办法在这一不可逆转的现状下明确投资主体？只有股份制改革。
或许这就是否定之否定，用股权的分散，来达到产权的明确？
为什么产品积压了还要放款让其生产？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官员呼吁：应该把中央银行的贷款增长率向全民公布，接受人大的监督。过去财政的软约束已被银行的软约束代替，而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与业务性业务又分不开。要把企业推到市场上去——企业经营不良，其股票就卖不出去。
中国的股息和储蓄利息都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体制改革司官员吴晓灵认为，目前的规定欠妥：证券利息比储蓄高不了多少，证券是有风险的，而储蓄是稳定的，前者的利息应大大高于后者。
最后，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言：一年多以前，确实有些忧心忡忡。经过20多个月在各地的观察，改革一直在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好的改革措施必定得到人民的认可，不管呈现出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搞改革的最优选择，还是风云翻腾上下颠簸的次优选择，中国的改革都是要继续下去的。
“耕者有其田”，这一原则可以说是共产党人夺取胜利的基础之一。今天，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大框架下，是不是该加紧尝试“工者有其股”呢？
【第四回】·天桥红旗能打多久
抢购延中长队绕街
工商局犯难天桥算个什么企业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句著名的话：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句话充满了政治意味，多少年来一直被反复探究。
如果把这句话用在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身上，同样充满了政治意味。因为天桥不是在抚顺，不是在成都，也不是在深圳，而是在北京。北京是什么地方？1984年，北京国庆阅兵。
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23日，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天桥在北京南城，天桥旁边有个天桥百货商场。20世纪50年代，天桥百货商场是全国商业的第一面红旗；20世纪80年代初，它又第一个打破中国30年工资制，将商业11级改为新8级。下一步怎么走？
总经理张继斌最苦恼的是企业没有自主权。从条条块块来看，天桥只是崇文区百货公司属下一个科级单位。经理只有10元钱，也就一把笤帚的审批权。修个厕所，都得上边拨钱。天桥曾在外地找了七八个联营点，以商品形式投资，就这，还被领导狠训了一顿：“北京的物资能这么随便外流吗？”
张继斌在寻找出路。他因此想到了股份制，他知道，股份制能使政企分开，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张继斌埋头参考国外股份制条文，加上他对新中国成立前股份制一鳞半爪的印象，搞了一份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与前几个股份制章程一
样，天桥股份制最不规范之处也是股票“保息还本”。天桥股份第一次发行总额为300万元。
据说，天桥股份到工商局“报户口”时，工商局整整议了三天：企业性质怎么填？说国有吧，明明把股票卖给个人了；说集体吧，又不像；说个体吧，更不是那么回事。最后来了个一锅烩，把企业性质定为“全民、集体、个体合营”。要是搁到今天，天桥就是混合经济，多简单。
但在那个年代可不简单，当年曾有人善意地告诫张继斌：天桥是“红旗”，可别胡来……注意，天桥股份是经北京市崇文区政府批准的，而不是市政府批准。降低身份，或许是为了规避风险？
风险确实有。1983年开始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有小伙子把女朋友的照片当精神污染上交，在一些地方，邓丽君的歌被当做靡靡之音查收。1984年9月，当时的纺织工业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到淄博出差时，身穿金黄色的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一时成为新闻。吴文英说，要顶住闲言碎语，要解放思想，不要用50年代的服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今天，大家断不会再把穿衣与解放思想绑在一块儿了。今天什么是新闻——不是穿了什么，而是脱了什么。
1993年5月，天桥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拉来两卡车员工造势沈交所
沈阳是从1982年开始搞股份制试点的，到1986年时，连国有加上集体，再加上街道企业共发了近4000只股票，于是就产生了流动的需要。
做事要有方圆。在中央政府还没有动作时，沈阳市政府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建章立制。1985年，沈阳市政府发布了《沈阳市股票、债券管理暂行办法》。1987年7月22日，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颁布了《债券转让办法》。
1986年8月5日，第一家有价证券交易柜台——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业并办理有价证券转让业务，有4种方式：公司为买卖双方提供买卖服务；债券持有人自由定价，委托交易部门代卖；有价证券抵押贴现兑现现金；鉴证有价证券真伪后到指定地点自由交易。
原先准备只是简单地发个消息，后来决定搞隆重一些，开业当天早上9点在沈阳市政府办公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副市长黄毅祥等出席。怕当天交易冷清，还准备了两辆卡车，拉上沈阳市黎明机械厂和沈阳市工业品贸易中心的上百名职工来为开业造势。但没想到，新闻发布会后已有成千上万的股民挤在营业部门口，40平方米的营业部根本挤不进去，坐卡车赶来造势的假股民没派上用场。
开业当天上市的债券有沈阳市黎明机械厂第二期有奖有息债券和沈阳市工业品贸易中心第二期大厦建设有奖有息债券。当天买入债券的有97人次，343张；卖出债券15人次，204张；成交额是2.26万元。
为什么沈阳市把这叫证券交易市场，而不直接称证券交易所呢？还是政治问题，当时对证券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正火热，证券交易所似乎代表了资本主义，没必要为一个名字惹一身骚，于是就叫市场吧。
开业第二天，精通汉语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商务领事斯洛茵女士就来了。她试探地问：按照中国以往的做法，进行大的改革要有中央领导坐镇，你们有没有来自北京中央的领导来蹲点坐镇？还有一个日本记者打赌说，沈阳市证券交易市场不超过两个星期就得关门。
上海领导像地下党飞乐悄悄上市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搞股份制高举高打，就像猛虎出山。与之对照，上海人的谨慎和周密就十分耀眼了。时尚变了，英雄已不是粗猛的西部牛仔，而是细语的白领精英，手握已不是匹马单枪，而是电脑键盘和亿万巨资了。
上海先派出“民兵”探营股份制。
1981年，龚浩成在上海财经大学当教授，踏踏实实讲了三节股票课后就有人敲打他了，龚浩成知难而退不讲了。谁想三年后龚浩成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后接李祥瑞任行长，一手扶着股票钻出土挺起腰。龚浩成回忆说：上海的股份制是1984年兴起的，老企业发债券，新厂子发的就叫股票了。不管叫什么，反正是大家拿钱来凑到一堆，农民劳动力要带着资金才让入伙，所谓的债券或股票，其实只是一张收据，“兹有张三李四，交来股金若干，归还期限如何，年息多少”。当时发行数量也少，1700家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也不过2.4亿元。
1984年的一天，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约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和副行长龚浩成商谈起草股票管理办法，由分行计划处副处长张令铃执笔。7月，8条《暂行管理办法》出来了：
1.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
2.发行的股票分集体股和个人股两种。
3.集体股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及农业生产队发行，股息相当于企业存入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
4.城镇职工、居民、农村社员和侨眷等可认购个人股，股息相当于一年期储蓄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