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看到俄罗斯搞休克疗法，觉得这个办法比较好，这是十几年前大家觉得比较激进的。我相信当时北大的很多同学、朋友都觉得我们搞改革开放走得太慢了。我们有好多政策都是一步走不到位，一用一种办法，哪方面都不满意，谁都不高兴。从任何一个社会断面，从任何一个时间断面上来看，我们当时制定的政策和政策产生的效果来看，真的是差不多每一个社会集团都不是太满意，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就这样一点点一点点地把路走过去了。当然我们现在有参照系，但当时是没有的。
一个多月前我又去了印度一趟，回来之后我就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我们走的路虽然有种种问题，出了很多毛病，但现在来看大体上还过得去。我们所达到的成绩在中国股市中，尤其是在中国有各种利益关系的这些人看来是有些问题，但外国人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对我们股市的评价、对我们发展过程的评价，比我们自己各个利益集团的都高一些。
几个月前我忽然变成了官员，人家说你是站在官员的立场上说话。我站在官员的立场上是很难说话的。我教了十几年书，老批评政府部门的政策，可你站在那儿，别人一看，说你肯定要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替政府说话了。那么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上，不可能说政府所做的都是错的，政府官员嘛，对不对？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还是一个学者。作为一个学者，总得有学术上基本的诚实。从我现在所看到、所观察到的，尤其是我过去十几年来参加中国股票市场建立、改革的过程来看，我感觉我们的成绩还是大于缺点的。这是前提。
因为刚才流芳讲了他的前提，那么我也讲我的前提。他说向我们这些把股票市场弄成这样的人表示敬意，我说，是，我知道那后面没说的话——中国现在市场上那些毛病也都是这些人造成的。这个是真话。人家说美国人讲话先开玩笑，东方人讲话先抱歉开头。我承认是这样的。我们回头看，中国股市里大量的问题是在当初行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一些是各方面的条件使它不得不成为这样，有一部分也是因为当时参加设计参加鼓吹的人本身能力知识有限，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任何一个市场上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同意方教授刚才讲的，初始设计时我们考虑的主要不是什么是合理的，而是什么是可行的。我觉得到了今天，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家里，十二三亿人，这么大一个市场，4000多万开户账户，有将近3万亿元的流通市值，在这么大的一个市场下，我们如果不去考虑什么是可行的，而只是考虑什么是合理的话，或者简单地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因为让我来看，什么是可行的，那它就是合理的。这是我的看法。
下面我想讲具体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就是方教授刚才所讲的，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是不是公平的问题。我们筹来的95%资金跑哪儿去了呢？到现在为止，这些钱的95%，不只95%，98%、99%都是流向了股份公司本身。咱们市场上有一些百姓常常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说现在发股票，把钱都圈给国有企业了，把老百姓的钱都拿走了等。可是另一方面转个身，去问问现在对国家经济命脉握有生杀大权的各个政府部门，去问问他们的意见，特别是管理国有资产的系统，就是财政部，他们会说现在股市的这个结构、这个发行方式、这样的一种运作方式对于国有企业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不公平呢？把这钱拿出来放出去，发了回来，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基本的资本！你用的是谁的商誉？为什么1元钱能卖6元钱？那5元钱是哪儿来的？在会计里面把这叫做商誉。这商誉是从哪儿来的？这是国家在过去的50年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不断的投资形成的。拿任何一家的机器到市场上卖，相信绝对卖不出今天在股市能卖出的价钱。管国有资产的人说现在用这种方式拿出去卖，所有的股票发出去后，每一分钱通通回到了股份公司，使得原来我这一块能够弄出去的钱用我自己的商誉卖出去后，又回到了股份公司上，原来只有一家能享用的东西变成了很多家能享用了，不管是30%，还是50%的社会股东来跟我一块儿享用原来这块东西，太不公平了！
现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人就更气了，他说，你把我本来100%的东西放在现在30%部分人的手里转，这才使得目前这部分股票的市盈率偏高。可是所有的国有法人持有的股票，它的市盈率是多少呢？按理说它应该是一样的，可是它卖不出去，不让它卖，怎么办呢？它只能在别的市场上相互交易，1元钱的股票卖1.5元，2元最多了，甚至卖不到。所以它的市盈率大大低于那一块，它的流通性的这一块价值被市场上股东们无偿地剥夺了，咱们套用方教授的一句话，“被无偿拿走了”。当然了，这是调侃的话。事实上并不是无偿的，因为今天4000多万股民中，在最初发行的时候持有股票的那些人基本上没有了。现在我们为什么不敢动呢？是因为现在股民都是在高位进去的，并不是说他1元钱进去的，现在变成了30多元钱。
由于我们现在机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于历史性的问题，一个私营企业、一个私人去控制上市公司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不是说现在的机制本身是不是鼓励它的问题，完全公平地来看，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到那一步。我记得在1988年、1989年刚开始到处讲课鼓吹搞股份制、搞上市的时候，说讲得太玄了，说中国人这么一点钱——当时居民的银行存款是2000多亿元，不到3000亿元，大概是今天的1/20，国有资产的余额大约是两三万个亿，也就是今天的1/3或1/4，这么大量的国有资产变成股份制，什么时候能变成，老百姓怎么可能买得起公司呢？到今天有这么多的企业，约1000家上市，当时是不敢想象的，其中30%的股份被老百姓持有。这在10年前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我们必须作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我们这个市场，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目标，不是要说中国股市何处去吗，它是要发展到最终由私营企业来全部控制经济系统吗？至少从学术的角度讲我们说不一定。因为到今天为止，没有人证明在中国这个市场里只有私营企业才可以救中国，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也没有人可以证明只有国有企业可以救中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党在十四大就提出了要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需要跟方教授商榷的。因为您所说的所有的不公平的问题都与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相联系，就是账面价值的问题。刚才方教授举了一个例子，说通常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之后，假设原来这个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是用1元钱买的这只股票，市场上一般花6元钱买，如果按各发50%的话，等于股民们向国有企业无偿捐赠了2.5元钱。我认为方教授的这个前提是不存在的。这个公司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在市场上能卖到这个价格，就应该表现出这个价值，我们用不着再去揪后面的组成部分。当然，人家可能会说这么说是不是太简单了。那么，为什么经过了上千年的演进，罗马法的最基本原理“契约自由”这个概念也被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接受了呢？就是因为“契约自由”从形式上看、从实用性上看都是最公平的。你可以找出无数理由来说它是不公平的，可没有办法，得有人出来说什么是公平的。到最后我们只得用它，虽然在很多事情上是不公平的，但能达成一个大致的公平。否则咱们现在在市场上的4000万股民们，很多人作过调查，说他们的平均知识程度、智商比一般中国老百姓要高很多。怎么能把1元钱的东西当成6元钱卖给他们呢？他还很高兴，拼命去抢，中签率不到1%，这不大对吧？我所判断的价值是以这种方式来看的。
下面简单地讲一下关于控股权的问题。我必须强调一点，在目前中国这个特定环境下，如果我们强调由于目前的比例不太平均，所以我们应该倾斜，让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多上一些，我个人认为在目前是不现实的，在目前是没有办法实现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你看一下中国整个经济发展过程，整个经济结构，虽然到今天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比例已经缩小了不少，可是它仍然是最主要的部分，它所雇用的人比起它直接在国内生产总值上作的贡献，比例大大超过。当然可以像方教授所说的，说明它们效率非常低下，但这是有很多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由于历史原因，不得不背负这么多人来安定它们的生活。对这么大一个国家来说，我们是要为社会安定付出代价的，它大大大于我们对任何其他价值上的判断。这个应该是目前我们可能要考虑的一个最大的前提。
西方的股票市场是老百姓发展起来的，中国是政府生出来的
张维迎：方教授和高主席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坐在台上的只有我一位是搞经济学的。我想起我过去在描述中国改革时经常使用的一个比喻——在座各位可能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好多改革似乎都是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画出一匹斑马来。我想这话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我们股票市场的发展。当然高西庆主席刚才说了，画白道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对的，有两个理由：第一，当时我们只有马，没有斑马，那么你不让我画让我干什么？第二，你当时真搞来一匹斑马，由于认识还不统一，你们家的人就会跟你闹：“你把我们家的马闹丢了，换了匹斑马”！所以就先画一画，看这还是不是一匹马，闹着玩的。这就是方教授刚才讲的，为什么姓社姓资的指导思想对我们国家股票市场的发展起了那么根深蒂固的作用的原因，必须首先只能在马上画。
刚才两位法律专家似乎更多地从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角度来谈。我想资本市场公平不公平实际上都是次要的一个问题，问题是它是不是能成为一个有效配置资源的系统，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有一幅名画，这幅名画原先在一个老太太手里拿着，她也不欣赏它，转给能欣赏它的人，出的价格不是最重要的，也许老太太着急换两个鸡蛋吃了，这也没什么不公平的。那么问题是很可能我们国家的股票市场就是那幅名画，弄得留在老太太手里边，而真正欣赏画的那人却得不到它。我想这可能是方流芳教授刚才想讲的一个意思。所以我认为，西庆你的批评在这一点上不是特别有针对性。我理解方教授讲的不仅仅是一个公平不公平的问题，我想他更多讲的是一个效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