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希友铆足了劲要大干，但没钱。在日本，丰田公司震撼了他。丰田原本只是一家做纺织机械的小公司，几乎一两年间，借助资本市场就发达起来了。而在美国和德国的考察中，赵希友发现，各大公司大都采取了股份制。回国后，赵希友就向上级提出“沈车要搞股份制试点”。此时，他才知道，国内一些地区早就悄悄干上了，深圳宝安、上海飞乐、成都蜀都、北京天桥等。当时中央对股份制并没有政策许可，但也没有禁令，大家“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
与“抚顺红砖”翻了几本书就敢发行股票不同，赵希友是到国外真真见了活物的。邓小平也是见过活物的。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跑了8个国家。在日本日产汽车公司，邓小平看到了自动化生产，看到了电脑操作，看到了日产人均产量与长春一汽相比是94∶10。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赵希友把对现代化的理解落实到汽车上，并且给实行股份制找了两个理由：企业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但这只是政治意义上的主人，如果职工购买了金杯股票，他们从经济上也就变成了企业主人；同时，社会上大家都来买金杯股票，都是金杯的主人，这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对股份制有了一个初步结论：可以搞。1988年3月，沈阳市批准了赵希友创办股份公司的建议。5月，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成立。7月，金杯公司向全社会发行总价值1亿元的股票，每股100元。
这回，金杯股票是规范的了，是不可以退股的；并且，是公开募股，不是计划好了企业私下认购的。赵希友的算盘打得挺好，金杯公司有5万职工，一人买1股就有500万元，买10股就5000万元了。但是——大家几乎不买，不可以退，钱还不
瞎了？
无奈，金杯只得想辙内部消化，现在叫内需，号召旗下各分公司的厂长、经理买，赵希友带头买。各庄都有高招，有的厂用企业奖励基金贴现，原本100元一股，职工买算70元，工厂贴30元，后来有的甚至贴50元，对折。王世良当年任职沈阳市体改委企业体制处处长，他老伴在金杯公司下边一个分公司当科长，被摊派的指标是2股。但这2股她只花了140元钱，公司给补贴了60元钱。
如果这事发生在今天，这叫内部人控制，叫瓜分国有资产。
正当金杯为推销股票烦恼时，国内经济学家们齐聚沈阳，开股份制经济研讨会。金杯领导突发奇想：何不将股票拿到北京去卖？金杯派人去北京，国家体改委一位处长热心帮忙张罗，把卖股票的地点选在了体改委办公地22号院。1988年9月8日，他们像地摊小贩那样支上桌子，对每位路过的人反复解释，最后总共卖得2.7万元。
1988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布了一条消息，题为《中南海里购股票》。当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鹏问办公厅：“谁在中南海里卖股票了？”
《人民日报》消息说是在中南海卖股票，实际上是在中南海的北院，与中南海还隔着一道墙。但这不重要，君不见许多媒体消息说“一位接近中南海的人士透露……”
在中南海发生这样的事意味着什么？股票是什么？当然是私有制的物件，股票分红，就是用资金来赚钱，这就是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相违背。在中南海卖股票，是不是就意味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买股票了？也参与股份经济的经营活动了？也为股票正名了？这当然会引起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重视。
市场经济力量极其强大，无孔不入，比如，姜昆说相声“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了”。再比如，2001年在北京建材大厦对面的一家店铺门口挂着一条横幅：李鹏同志喜欢的地板——这不能不叫人警惕。
于是，1988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发更正称报道失实。赵希友被叫到北京写了一星期的检查，几位买了金杯股票的“接近中南海”的机关干部都退回了股票。
虽然赵希友写了检查，但他因此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多年后赵希友回忆说，《人民日报》第一次报道金杯公司在中南海发股票，外国新闻媒体没有几家转载的，但等到《人民日报》更正了，几乎所有大新闻媒体都转载了，但不是转载更正，不是说金杯公司没有在中南海发股票这档子事，而是说金杯公司就是在中南海里发了股票。
后来有一次李鹏到辽宁，有十几个人参加座谈会，当时李长春在辽宁当省长，他向李鹏介绍说，这个是金杯公司赵希友，李鹏说我认识他，他在我们那儿卖过股票。
座谈会的气氛虽然平和，但当时引发的风波还是强烈的，社会上掀起了一场“党政机关干部可否买股票”的大讨论。1992年2月，国家体改委在深圳召开股份制企业试点工作座谈会，大家急道：“不是因为外国有，而是我们改革到这个份上了，不改不行。”5月，国家体改委发布《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及“两个规范意见”，还相继发布了12个配套文件。王世良记得，经济学家蒋一韦特别热心搞股份制，他特意跑到沈阳来帮着金杯搞上市方案。
1992年7月24日，金杯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开市17元。当时在沈阳黑市，金杯股票每股4元。马上，一批人打电话到了沈阳，以每股4元全收，然后飞上海，转手就捞一大把。
在1988年推销金杯股票时，租赁经营金杯公司汽油泵厂的厂长林方本来应该买1000元的股票，他寻思，挣了这么多钱，大家有议论，干脆买10万元钱的股票，就当捐献吧。谁知金杯上市后10万元钱变成了一百六七十万元，“这种事我做几辈子梦也做不到”。
实际上，在金杯上市前，金杯股票一直卖得不好，1亿元股票才卖出5400万。这样，在准备金杯上市A股的同时，赵希友也在操作金杯在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金杯需要钱，美国的资金多的是，干吗不去圈他们的钱回来给我们用？”
于是，金杯公司在百慕大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然后申请在纽交所上市。此举不仅有政治风险，还有经济风险：发行500万股金杯股票，律师和会计师的费用高达5000万元人民币，而股票能否发出去，股价有多高，都是未知数。
在美国上市要求很严格，美国会计师事务所把金杯公司倒推三年的经营账目都审查了一遍，长达9个月时间。在美国17个城市，赵希友作了36场路演。赵希友记得，当年美国人问的最敏感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工人要罢工或上街游行，军队会不会开枪？
1992年10月9日，英文缩写“CBA”的华晨汽车股票在美国纽交所挂牌上市，500万股被抢购一空，股价从开盘价16美元上扬至20美元。金杯由此成为新中国第一家在国际市场上市的公司。
当时美元在中国有两种汇价，一个是官方价，一个是黑市价，如果以后者计价，1亿美元相当于10亿元人民币。这笔钱的作用大了去了，金杯很快引进了一批尖端设备，日后从日本引进了面包车和轻型卡车项目，再之后又开发了中华轿车，以及和德国合资生产宝马——这些都是在纽约上市后的果实。
金杯纽约上市背后还有许多故事，其中有仰融的影子，这也是位爷，容之后再叙。（华晨汽车上市始末与仰融的联系详见第三十五回“美国上市引发国有资产流失调查”一节。）
在纽交所敲钟回来，赵希友又被叫去北京写检查，“二进宫”。这回也是总理怪罪下来，是朱镕基副总理不高兴了，有组织无纪律，跟谁汇报了？谁批准了？
在沈阳，王世良奉命去调查此事，他发现，对金杯悄没声地在美国上市，虽然他茫然不知，但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知道，何止是知道，双手欢迎，极力支持，每次会议都有记录。王世良被闪了，挺不高兴。后来，金杯股票的美国主承销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的一把手来访，江泽民总书记会见美国客人后，称赞赵希友“你们接通了中国与国际金融渠道的一条管子”，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2007年，华晨汽车股票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英雄末路，夕阳鸽哨。
【第二回】·金融打破计划体制大一统
20年轮回保险业重回原点
比照计划经济设立四大银行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10月8日，邓小平再次指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的、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邓小平前一段话是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金融体系已被破坏殆尽，甚至不如计划经济时期，银行只是财政的大出纳。后一段话是说，中国金融要改革，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虽然当时还没有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结构、巴塞尔协议等名词。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他也是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走过来的。但在1979年他就意识到金融不是这样搞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根。老爷子果然了得。
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刚刚恢复没几年的中国农业银行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被并入财政部。之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业务已在1958年停办，保留下来的部分海外业务也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这还不算完，1969年7月19日，财政部军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军代表经请示国务院批准，决定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于7月底合署办公，对外只保留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有的与当地财政局合并，成立财政金融局，有的并入财政局，作为财政局的一个业务组。
至此，中国金融真正实现计划体制的大一统：计委定盘子，财政拨钱，银行当出纳。
改革开放后，1978年1月1日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分开办公。
1979年3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同年3月，中国银行被指定为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8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与财政部分离，受财政部委托，仍然代理行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职能。11月19日，保险恢复国内业务，重新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又办理具体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这怎么行？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10项职能。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承接了过去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金融经营业务。
从198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逐渐承担起对金融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且战且退，做“裁判员”。
专业银行体系的恢复和建立，使银行的经营范围明显加大。1979年之前，银行贷款仅限于对工商企业、建筑施工企业的临时性、季节性的超额流动资金的贷款，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均由财政部门无偿划拨——那时，银行才是拾遗补缺。1981年，国务院决定企业所需资金由银行贷款，即“拨改贷”。从1983年6月起，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个部门共同管理，改由银行统一管理。在全社会，资金的集中和分配从财政为主，逐步转向由银行为主，据统计，由银行信贷渠道供应的资金占比已从1978年的23.4%上升到1986年的68.4%。
国有四大银行的建立，似乎是市场经济增加竞争主体的使然，其实恰恰相反，与安徽小岗村自下而上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四大银行的建立初衷正是由政府主导，按照计划经济行业管理的思路设立的。四大银行分别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分兵把守，业务严格划分，工、农、中、建一一对应。
在国有专业银行纷纷恢复和建立的同时，1979年10月4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成立，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后荣毅仁任中国国家副主席。
中信成立后最著名的动作是，1980年通过金融租赁方式为河北省涿县塑料厂引进编织机生产线。同年还帮助中国民航与美国汉诺威尔制造租赁公司（Manufacture Hanovel Leasing Co.）和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合作，从美国租进了第一架波音747SP飞机。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东京成功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期限为12年，票面利率为8.7%。
中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信托租赁企业，其后信托公司便在中国雨后春笋般发展开来，到1982年年底，全国信托机构已达620家。问题是免不了的，主要是抢资金、争地盘，变相开办银行业务。1982年4月，全国开展了一场信托业大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