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早年的上交所也没有按照规范来运作，只要头儿的一句话，上市部通知工程部，第二天这些股票就可以买卖了。甚至国家股也有这等故事，例如上海嘉丰公司国家股就有10%大约3000多万股进入了流通市场。后来证监会监管严格后，这种事便少了，但已经流通的法人股和国家股也无法追索了，下不为例。
不过，解放占总股本三分之二的法人股和国家股的流通问题，在2006年成了证监会要面对的头等大事，前任把包袱留给了后任。此是后话。
证监会除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要保护国家利益，还要照顾各地政府和中央国家机关的利益。于是，证监会（之前是国家体改委）把每年的上市资金规模定一个额度，然后分配下去。在正常的股市里，只要一家企业达到一定的上市标准，其发行的股票有投资者认购，便可上市。而在中国，上市公司变成了一个特许融资的权力公司，上市圈钱。这样，企业的质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分配到融资的额度。跑步前进，跑部钱进。如此，刘鸿儒认定的企业质量这个基石如何坚持得住？
只要有权利就会有腐败。而且，是地方官员与中央部委官员的合谋，是利益集团公然杀入股市抢钱，且具有堂而皇之的合法性。股市早期的著名案例是康赛集团（现名为天华股份）上市事件，这是湖北黄石市的一家公司，在造假和操纵内幕被曝光后，竟然坏了众多中央部委和地方大员，这些大员除受贿财物外，无一例外都有康赛集团的股票——原始股和内部职工股。
当时，国家经委副主任徐鹏航，受贿康赛集团股票12.1万股，获利113万元；中国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受贿10万股康赛集团内部职工股，获利89万元；湖北黄石市市委书记陈家杰，受贿康赛集团原始股5万元，获利35万元；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张继先，受贿康赛集团内部职工股5000股；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贾虹，违规购买康赛集团内部职工股1万股，从中获利4万元，并收受现金5万元。
以后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内部职工股的故事。
【第十八回】·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
产寿再人保公司被一分三
三角债一清再清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一场战役：清理三角债。
三角债的成因之一是银行结算秩序混乱，一些企业在两家以上银行开设结算账户，使银行对企业的监督弱化。1990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整顿结算秩序，查处了一批压票、无理退票、无理拒付、在结算纠纷中偏袒本地企业等违章违纪的银行，当年共清理三角债1600亿元人民币。
旧的三角债被清理，新的又出现了。到1991年年中，三角债又累计增加3000亿元。1991年国家注入清欠资金330.5亿元，共清理1360亿元三角债。到1992年12月，1991年12月以前形成的三角债基本清理完毕。
除去清理三角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另一场硬仗。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过了官方汇率与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并存（1981~1984年），及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1985~1993年）两个汇率双轨制时期。但多重汇率并存也造成了外汇市场混乱，助长了投机。另外，长期外汇黑市的存在，也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人民币的信誉。
1994年1月1日，中国宣布进行外汇体制改革，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1996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中国不再适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的过渡安排，从1996年12月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款的义务，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2005年7月21日中国再次进行汇改，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2007年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13.31%，对日元升值14.04%，对欧元贬值6.12%。之后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受到抑制，2010年6月重启。
专业银行强力收权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人民银行加速向中央银行职能的转变。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自此，中国人民银行更加强化宏观调控职能，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上收了原来交由分支行分散行使的部分权力，集中了货币发行权、信贷总量调控权、基础货币管理权和基准利率调节权。
1995年3月18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从法律上确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和基本职责。1997年4月1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咨询议事机构。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国家的银行这三大特征，日益成为央行的宗旨。
这一时期，从国家专业银行到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统一法人制度。四大国有专业银行恢复和建立后，分支机构的设置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与行政机构对应设置的，1984年开始企业化改革后，在以经营放权为主的经营责任承包制改革的思路下，形成了各专业银行的省级分行和计划单列市分行事实上的以法人资格经营管理的局面，地方机构基本上自主决定经营业务，有时候还擅自对外投资，擅自开办新业务。这种经营的分权状态，对1988年和1993年的经济过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建立统一的法人体系，集中资金管理是基础。1994年到1995年，各专业银行相继开展了集中资金管理权和贷款管理权的工作。
除国有商业银行外，政策性银行的建立也提到议事日程上。1994年3月17日，国家开发银行成立，注册资金500亿元。1994年4月19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成立，注册资金200亿元。1994年4月26日，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注册资金33.8亿元，后增至50亿元。
人保公司不再独步天下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流行分业经营，建立防火墙。因此，对中国保险业巨无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公司）的拆分被提上议事日程。
中央高层曾经设想以增加市场主体的方式来刺激保险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为刺激当时滞后的寿险业，中国人民银行先后批准成立了15家地方性寿险公司，大连、沈阳、厦门、珠海、湘潭、本溪、丹东、天津、哈尔滨、太原、福州、广州、南京、鞍山、昆明等都成立了各自的寿险公司。但是，这些寿险公司大多作为不大，却多有亏损，麻烦不少，到1996年人保公司改制，又陆续划归中国人寿保险公司，煮了回夹生饭。
此事是保险业改革进程中的一片阴影。但即使有阴影，路还是要走的，到1996年，内地保险市场上虽已有太平洋、平安等七八家保险公司，但人保公司君临天下的地位无人可撼，其保费收入占市场的90%以上。
对人保公司的解构是从产险、寿险和再保险的分拆开始的。当时的说法是，这几种保险业务的混合经营，特别是产险挪用寿险的资金，很容易酿下风险，而分拆是防火墙，是防止风险的好办法。
主刀分拆的是马永伟。马永伟是1994年8月从中国农业银行行长任上接替李裕民出任人保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而李裕民是此前从中国银行副行长职上接替秦道夫进入人保公司的。在农行，马永伟主持了农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分拆。
分拆工作从来都是艰苦的，在人保公司，从北京总公司到省、市、县都要一刀两半，分房子，分业务，分人员，分资金。领导体系变了，办公室变了，名片变了，广告招牌也变了。昨天还是亲兄弟，明天就要分家单过了，骨断肉裂筋相连。
经过艰苦工作，到1996年年中，人保公司分拆基本完成。按改革方案要求，将人保总公司改组为集团公司，分立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再保险三个专业子公司，将45个省级分公司分设为产、寿险分公司，分别隶属于产、寿险子公司。
对人保公司的分拆，实在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鲜活实例。人保公司的改革，现代商业企业制度的建立，经营机制的转变和组织形式的创新，确实不是一刀切开就能完成的。10年后，当这些改革者大多已经退休，回过头来看，改革的结果与他们当初的设计，保险市场的发育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已经大相径庭，物非人亦非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