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岁的刘鸿儒从证监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这种活任何人都无法久干，只能干一段时间。”刘鸿儒说，“证监会的工作犹如坐在火山口，股票价格猛涨，上面会有意见，担心出事；股票价格猛跌，下面会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所有人都会有意见，因为你搞的就不是市场了。”
行前，高西庆给楼继伟写了一封信：“证监会唯一的存在理由就是保证市场信息充分、及时、准确地传递，以保证投资者能在这‘表面公平’的市场里进行竞争。从全社会看，股市是唯一一个由投资者自主投资的场所……”只几句话，就用了两个“唯一”。其实现实中没有那么多“唯一”。高西庆教了一年书，“回过头一看，以前争的好多问题都没什么意思，争赢的好多问题又转回去了，争输了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又转回来了”。
有国债利息浮动利益空间巨大的诱惑，有国债期货金融工具提供的可能，管金生以及他的对手们体内的本能躁动起来。怎么形容这种本能呢？实在不是对管金生们的不敬，而是找不到更生动的比喻——一条饿犬抓住一根骨头，粗气大喘，喉音低颤，两眼凶光，此时任何人都不能靠近它，包括它的主人。这叫“护食”。
【第十四回】·事赶人人赶事证监会成立
股价涨股价跌大家都着急
议案的字写得像小学生
在1991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蒋一苇、刘诗白、厉以宁等代表提出了建立证监会的议案。
蒋一苇是著名经济学家，当年他带头搞的建立证监会的议案，是在双行格的专用议案稿纸上写成，钢笔字写得很工整。议案编号是1502，盖有“机密”章。据说，此议案未按议案处理，最后被当成了建议。
议案称：“目前对证券市场和证券业的管理政出多门，造成部门间互相扯皮，需要有一个独立机构统一协调管理；该委员会主要职能包括：研究证券市场和证券业发展中的政策法规问题，对证券市场的运行以及各类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实施监督管理；该委员会应是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独立机构，应与银行系统分开，但作为过渡，目前可以考虑先由国家体改委牵头，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参加，共同成立常设性协调机构，开展工作，并由该协调机构筹建全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惜乎此事在社会上全无响动。较正规的设计是1992年1月，受人事部中央国家机关机构编制委员会管理司委托，“联办”搞了个《国家证券管理体制设计方案》。
事赶人，人赶事，东风未到，急也没用。中央对股市的原则是，让地方摸着石头过河，哪块石头踩翻了，就在哪个地方解决。但忽然发现解决不了了，深圳一个60万人口的小城，一下子召来全国150万人，一下子影响了全国各地方的安定！如果没有“8·10”爆市事件，证监会的诞生还真得搁搁。
历史是偶然创造的。
证监会借钱安营扎寨
1992年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简称证券委）成立，主任由副总理朱镕基兼任，副主任是刘鸿儒、周道炯，委员陈元（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洪虎（体改委副主任）、王春正（国家计委副主任）、金人庆（财政部副部长）、俞晓松（经贸办副主任）、冯梯云（监察部副部长）、华联奎（高法院副院长）、张思卿（高检院副检察长）、刘山在（经贸部部长助理）、刘敏学（工商局局长）、金鑫（税务局局长）、汤丙午（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殷介炎（外汇管理局局长）。
证券委的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会）。如此床上架床屋里搭屋，一定是表明领导的重视。据说还有另一层想法：弄出证监会这样一个事业单位，将来一旦股市闹出故事，政府机关就可以避免直接承担风险。问了许多人，都说不清证监会是行政单位还是事业单位。说证监会是准政府机构，但在公众眼里，其权力和影响甚至超过行政机关。
1998年证券委与证监会合并。有一句话叫“人多力量大”，但另一句话说“人多手杂”。
证监会没能搞成委员制。一直在操办金融证券体制改革的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楼继伟和国家经贸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李剑阁与高西庆、王波明、李青原诸位，商讨证监会的设置方案：跟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差不多吧，搞一个监管性的委员会，委员人数为奇数，主席与委员的权力一样，每人一票，只有在赞成、反对票数相等时，主席才起作用。
这种西式的东西，在中国从未有先例。虽然大家都在改革，思想越来越解放，但还没有开放到把一个政府部门拿出来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机构，委员制未果。然而证监会的成立，确是当时机制中的一个变异。
证监会草创之初，一没钱，二没人，三没办公地点。
刘鸿儒回忆道：“当时财政部答应给开办费，但没有如期拨款。没有钱怎么办？我就让我的学生找关系借了200万元，又从‘联办’借了200万元。财政部拨款的100万元到位后，证券委办公室和证监会各分50万元。人从哪里来？最初的人员来自三个方面，国家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联办’。朱镕基跟我讲，人数不要多，不要超过100人，最好是请一些专家，待遇可以高一些，因此我们聘请了一些专家，比如当时的首席律师高西庆、首席会计师汪建熙。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过来的干部比较少，我就要求（中国）人民银行派几位司局级的干部过来，他们就派夏斌过来了。我们还考虑到后勤占用人员多，就走了社会化服务的路子，省掉了一大批人员。到1995年我离开证监会的时候，还没有达到100人。”
本来是当爷的，却要向孙儿们借钱，不妥。当时设计的证监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有：管理费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经营机构按证券交易额的0.0125%代收，上市公司和投资基金募股说明书的审查和登记注册费，国家补助，其他经国务院和证券主管部门允许收取的费用。
证监会是个事业单位，办置办公用品需请示全国控办，包括汽车、桌椅、沙发、文件柜、彩电、录像机、摄像机、复印机、传真机、电子打字机、录音机等。
很像早些年，城里百姓只有结婚才能去有关部门领些工业券，然后去买床和柜子。
控办首要控的是汽车，以下附件有点意思。
申请购买机动车辆的理由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系由国务院决定成立的证券监管执行机构。证监会筹组工作自今年10月下旬开始，现已进入最后阶段，即将于12月初正式办公。根据业经朱镕基副总理同意和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讨论通过的《证监会职责和组建意见》，证监会主要由有证券专业知识、经验的人员和专家组成，按事业单位管理，编制暂定200人，内设八个司局级机构，另设首席律师和首席会计师。司局级以上干部和应配车的高级知识分子将不少于45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证监会将可配备各类机动车辆15辆以上。
截至目前，已到证监会上班参加筹备工作的人员约35人，其中将担任司局级负责人和高级专家的共16人。为保证我会如期开始正式办公，我会已向全国控办提交了由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同志签署的“申请购买机动车辆及其他专控商品的请示”，其中包括申请购买小轿车、面包车等内容。现根据办理控办指标程序，申明以上理由，请予核准。
1992年11月18日
证监会拟配的车辆是标志505或桑塔纳，这些车该给谁配呢？这里有一个单子：
傅丰祥（副主席）、朱利（秘书长）、夏斌（发行司负责人）、聂庆平（交易司）、王波明（交易司负责人）、蔡鄂生（上市司负责人）、郎威（上市司负责人）、张治平（机构司负责人）、任起峰（研究司负责人）、李青原（国际司负责人）、高西庆（法律司负责人）、徐庆来（办公室负责人）、朱从玖（办公室负责人）、陈大刚（高级律师）、汪建熙（首席会计师）、林义相（高级经济学家）。
证监会在北京保利大厦5层安营扎寨。王波明去转了几个星期，看看不适，便又撤回“联办”。
从此与股价纠结到一起
1993年年中的金融整顿，连累着股市也跟着泛绿，冷美人。这让股市的“父母官”刘鸿儒一上任便着了回急，动用行政手段实施父爱主义，与此前沪深两地的“父母官”类似。
1994年3月12日，刘鸿儒发布四大救市政策：第一，国有股、法人股年内不上市；第二，股票转让及所得税年内不征收；第三，55亿新股发行额度相当部分推迟到下一年上市；第四，积极建立投资基金组织和发展机构投资者。
多年后，刘鸿儒讲出了当时他内心的纠结：“股市跌到300多点，上海市市委正式写报告给中央，中央转给我们，要求采取措施，得救呀。按道理政府管这个干什么呀，市场有涨有跌，这是基本的常识。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政府为什么要管？怕社会不安定。因为当时投资者不习惯跌，只习惯涨。”
刘鸿儒的四大政策似是而非，远水解不了近渴，但有总比没有好，股市也给面子跳了一跳，但跳完了也就完了，依然一副冷美人的样子。
管理层火了，要下狠药了。1994年7月29日，上证综指跌到325点。7月30日周六，各大传媒均刊登新华社北京通稿，《中国证监会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就稳定和发展股市作出决策》：第一，今年内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第二，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第三，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
这前两条是搁在手边上的饼，拿起来就能解馋。第三条扩大入市资金范围，虽是一个更大的饼，但离得远了点。5年后这三大政策都没完全落实。但这三大政策毕竟是利好，股价一路涨了起来，到8月10日沪指上涨了111.72点，涨幅达33.46%，创下1992年5月21日放开股价以来日升幅之最。
这之后，沪深股市震荡，到9月开始退潮。1994年10月，沪指跌至777点。当时管理层把这种结果归于谣言扰乱了市场，于是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监管、规范市场信息披露的规定。10月21日，沪市更决定今后不再举行例会，而是实行信息即时披露制度，试图打败小道消息。
1994年10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一些机构主力造谣惑众，搅乱市场，强调要正本清源，不能乱来。10月17日，《解放日报》复加码发表署名“庄言”的文章，题目是《维护国家权威，保持股市稳定》。此文措辞强硬，力度颇大。当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篇评论。第二天《中国证券报》在第一版加编者按，全文转载。
这些都应该是大道消息，但也难免不规范。1994年11月8日，《中国证券报》严肃地告诉大家，养老保险基金即将入市，只要有关部门哪天有空点下头，大把的钱立即可进场炒A股。受此刺激，当时沪市行情就跳高30多点，成交44亿元。几天后，11月15日，传媒又说养老保险基金近期进不了市，起码要等《证券法》出台之后才有可能。于是沪市应声而落，全天下跌28点。
证监会一出世，便与股价纠结到一起。这应该是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第一次救市，并在其后不断地上演打压和扶起的游戏。
【人物】刘鸿儒坐上火山口
刘鸿儒出身贫寒，被业界称为学者型的官员。如今听这种评语，不知是褒是贬，哪位首长如今没仨俩学历？当然，弄个博导就不容易了，但刘鸿儒有。
1942年，刘鸿儒12岁，刚刚从黑龙江北安高小毕业，就进了一家日本开设的兵工厂当焊接工。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鸿儒才继续进高中学习，之后因参加土改革命中断了高中课程。在其后断断续续的求学中，其最高学历是1955年赴莫斯科大学读研究生，后师从苏联货币银行专家阿特拉斯教授。4年后，刘鸿儒拿到副博士学位，回到北京，被中国人民银行留下。
刘鸿儒说：“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当过系主任，留苏拿了博士，可到人行的第一个工作是作会议记录，连写会议简报的权力也没有。”
1986年11月13日，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华尔街大亨租用美国太平洋卫星向美国国内转播。美国方面的出席人物有前国务卿罗杰斯、前商务部长以及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兼执行主席费伦在内的华尔街头面人物。美方有20多位金融界大亨准备了书面发言，而中国只有一位，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
1990年刘鸿儒转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2年任证监会主席后，刘鸿儒的重担一是立章建制，二是分权。当时的证券经营机构归属中国人民银行，沪深两所行政上归两市当地政府，业务上归证监会，二者经常打架。其中一部分权力，刘鸿儒要从老东家中国人民银行手里分。
1993年春在天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证券工作会议上，刘鸿儒作了题为《股票市场的风险与管理》的报告，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基石。后来有人将其上升为“基石论”。但至今，上市公司的基石依然不稳，丑闻不断。
1995年3月31日，65岁的刘鸿儒从证监会主席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这种活任何人都无法久干，只能干一段时间。”刘鸿儒说，“证监会的工作犹如坐在火山口，股票价格猛涨，上面会有意见，担心出事；股票价格猛跌，下面会有意见，老百姓不干；不涨不跌，所有人都会有意见，因为你搞的就不是市场了。”
刘鸿儒说：“这些年我参与出的各种法规文件摞起来有我高了。”他身高1.65米。《证券法》亦是在这一时期启动的。但最终出台，又是数年之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