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好月圆三个月后，1992年8月5日，深圳市邮局收到一个重达17.5公斤的包裹，里面有2800张身份证。谁注意到这个细节了？可能有人注意到了，包括收集2800个身份证的主儿，但不幸，官员没有。8月7日，深圳市发布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1992年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具体到身份证，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元钱买一张抽签表。政府还很体谅大家：为减少排队人数，每一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
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据说一下子涌进150万人，那要带来多少身份证？广州到深圳的软坐火车票30多元，黑市竟炒到200元。许多人没有边防证进不了特区，早有当地农民自告奋勇带路钻铁丝网，每位40元。
1992年8月7日下午开始，各售卖点前就摆开了长龙，长龙迅速粗壮蜿蜒开来。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分男女界限，汗流在一起，劲使在一块儿，气喘作一堆。
7日一夜，8日一天，8日一夜，到9日早晨，天亮了，一辆辆押钞车来了，像一堆堆金子闪着光。售表窗户打开了。但到了中午，有几个点的窗户又关上了：表售完了。越来越多的窗户关上了。
到了10日上午还有可怜的人在排队。而这天早晨上摊的深圳各报已宣布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并称发售过程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但也有人不这么看，广州、北京以及香港的记者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镜头。
人们互诉自己的委屈，人们交换各自的所见所闻，人们开始愤怒了。晚上，大批大批的人群涌向市政府大门，深南路瘫痪。警察来了，武警来了，高压水炮来了。
8月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再增发500万张认购兑换券（合计5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
事态逐步稳定，人们又上街排队去了。
2008年，深圳原市委书记李灏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对此事件的决策过程作了详细披露：
重大的决策一定要慎重，不能凭老经验、老套做法。“空城计”诸葛亮也只唱一次，老谱沿袭是不管用的。在丰厚利益诱导下，各种纪律、监察手段都显得很脆弱。
当时提出的发行方案有7个。有参照国外“让股民先预付款，存5000元到银行，凭存单可购10张抽签表”的方案，也有用存款抵押的方案，等等。当时有人说：“老百姓穷，谁能拿那么多预付款、存款？”有人向市里反映要从群众利益出发，给全国老百姓一个均等的机会，让百姓都有机会发点财，有财大家发。市长郑良玉是尊重群众呼声和要求的，也就敲定沿用抽签表的方法。至于抽签表价钱，上海当时每张30元，市里先是议定50元一张，郑良玉听了多方面意见后，觉得干脆卖100元一张，“让股民冒点风险”，“市里多集些钱修马路解决交通问题”。事与愿违，良好的愿望并不一定有好的结果。我们决策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仅凭感情、凭经验。
到底出事了。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怎么办？大家一下子束手无策。我说：“大家有什么好的措施？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提议把明年500万股票额度提前到今年发行。”股民都是冲着股票来的，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即使没有出现舞弊行为，他们也不满意。有人说这个办法不行，寅吃卯粮，把明年的额度挪用到今年，要不要向上面请示批准？更好的办法又提不出来，干着急啊！千钧一发，分秒必争啊！哪里还有时间给你层层请示？我说，“事不宜迟，就这样定了，全部责任压在我一个身上，撤职法办我一人承担！”
决定以后，连起草文件都来不及，草草写了五条，晚上9点40分，以市政府《公告》形式拿到广播车去广播，同时派出机关人员在人群集中地点宣传《公告》。这五条公告主要内容是：你们游行示威、冲击机关是不对的；要保持秩序；我们一定惩治腐败；市里决定增发500万张抽签表，将明年的额度提前发行；明天还在原来地点买。后两条最关键，结果，游行队伍呼啦一下散去了，都去排队了。
晚上11点，市里召开局级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我讲话。我说，这次事件不仅是一个敏感的经济问题、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会使民众不满、积怨沸腾，酿成政治风波，成为社会问题。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股票市场，就要十分注意在管理尚未完善、措施不健全情形下，抓好我们自己的队伍建设。个别党政干部、管理人员受利益诱惑，在这次售抽签表中营私舞弊，把抽签表在内部分给有关系的人，使在外面排队几天几夜、日晒雨淋的群众没能买到。走后门，影响很坏，一定要查，要严肃处理。市里要求所有的机关干部第二天都到销售点去，落实《公告》的五点要求，如果再发生舞弊行为，追究领导责任。
一切部署完毕，大概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左右。这时，罗干同志来电话询问事件情况，我把整个过程如实报告，说已经平息了。过了一会儿，丁关根同志也来电话询问，我又报告一次。又过了半小时，李鹏总理也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向他报告，说我们动用明年股票发行额度，加印发行500万份抽签表，明天一早在原销售点发售，股民都去排队了，事情已经平息。我告诉他，我们处在一种除了这个办法外神仙也挽救不了的局面，挨什么处分我都认。李鹏说，你在第一线，你了解情况，就按你的意见办。我很感激李鹏总理，在关键时刻他支持了我。凌晨三点多，我回到家里，刚躺下，省委书记谢非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又报告一番，他没说什么。
一夜就这样过去，我平生经历的最惊心动魄的就是这件事了。事情发生在小平南方视察后不久，如果游行队伍冲击边检，冲击政府机关，出现重大冲突流血事件，怎么向中央交代？事后想，如果当时犹豫不决，层层请示汇报，请上级批准将明年上市额度拿来提前发行，那死定了。现在看，那时只有这个办法，没有别的高招了。对突发事件的处理，第一，要有科学态度，准确分析判断，如果按正常程序请示，匆匆忙忙，上头一时不批，你也没有办法。第二，要敢于负责任，不能错失良机，当机立断，自己落处分就处分，不能出大事，不能造成严重影响，宁犯“天条”，不犯“众怒”。
李灏、郑良玉去职
事后，深圳市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9月扩成联合清查办公室，调用了党政干部130名，市长郑良玉牵头，他曾在公众面前泣不成声。事后朱镕基副总理认定“8·10”爆市事件是“一次技术失控事件”。
1992年12月16日，郑良玉上了井冈山，到江西当副省长去了，走前在《深圳特区报》二版留下一首卸任小诗。随后，市委书记李灏也回北京了。李灏是1987年从国务院副秘书长职上赴深圳的。
在郑良玉离职的当天，深圳市政府正式公布了调查结果：
今年8月9日，我市在发售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表中，不少发售点的工作人员、监管人员和执勤人员都不同程度地犯有营私舞弊的错误，群众反映强烈。全市11个金融单位共设300个发售点，除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总公司的发售点外，有10个单位共95个发售点受到群众点名投诉举报。市纪委等部门从2900多件（次）群众投诉中筛选出重点线索62件，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5个系统20个单位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
三个多月来，清查工作已取得重大进展。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万多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群众投诉的62条重点线索现已核查57件68人，属实和部分属实的38件，涉及43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职工10人，党员23人；属金融系统30人，工商系统8人，公安系统4人，企业单位1人。群众投诉较多的市农行南头支行营业部、市建行深建证券部和人民北路办事处3个发售点营私舞弊的情况很严重。按规定，8月9日这3个发售点应公开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6.5万张，但实际只公开向群众出售了3.9万多张，其余2.5万多张全部被私分私拿了。3个发售点的银行、执勤和监管人员，从负责人到一般工作人员，几乎都有舞弊行为，最为严重的是市农行南头支行营业部发售点，在参加发售工作的33人中，有31人参与了截留私买抽签表。
深圳“8·10”爆市事件，也许是深沪交易所建立以来第一起集体违法犯罪事件。有人不相信政府公布的调查结果——从最先被举报并清查的6个发售点看，平均私分私购达44.6%，照此推算，哪怕降低一半，全市300个发售点流失的何止10万多张！
也许调查是准确的，但这就更可悲：连真话都没人信了。
在“8·10”爆市事件之前，上海已有成功的发售方式，深圳为什么选择了这种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的方式？实际上，从1992年3月开始，深圳就通过报纸征求意见，并在7个发行方案中选中了凭身份证抽签的老办法，“面向全国发行，让普通百姓也受益”。但在价格上，却没想着普通百姓。上海的抽签表是30元一张，有人说深圳50元吧，最后决定100元一张，500万张就是5亿元，政府弄点钱也不错嘛。
据说，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行长王喜义对老的发行方案有不同意见，认为容易引发寻租行为，影响市场公平。王喜义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李灏，李灏把信批给了张鸿义和任克雷，但不了了之。事后李灏说：“我应该承认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
深圳的股票发行太计划了，计划得计划人和被计划人都没了计划。一是认购者只管买，并不知将来会碰上什么股；二是先决定了抽签表的发售量和中签率，却不知到底会有多少人来买；三是实打实的发售方案定下来了，却不知道执行这方案的队伍里有多少败类。北京首都机场距离天安门广场30公里，理论上中速行驶半个小时够了，但谁也不信——谁知中途会有多少塞车多少意外呢。
“8·10”爆市事件触及了中央政府的底线。中国共产党人深知金融稳定事关政权安危，1948年旧上海金融市场的崩溃正是国民党垮台的直接原因之一。股市会不会影响社会和政局的稳定？谁都没有把握。上交所开业时，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就对尉文渊说：“半年内不出问题就是胜利。”
证券业确实太危险了。李明山曾给朱镕基当了5年警卫，1992年年底调到上海申银证券公司前，朱镕基告诫他：不要发不义之财，好自为之。
就深圳“8·10”爆市事件，深市是够得上“关门”条件的，尽管没有关门，却从此元气大伤，直到1996年才打起精神再度与沪市竞争。“8·10”爆市事件也引发了上海股市的暴跌，但上交所并没有循规蹈矩，反而趁机大跃进。直至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上交所才领教了什么叫“关门”。
有几位股市鳄爷，也是从此发迹的。
1992年5月，《中华工商时报》周末版以三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1990～1991年中国股市狂潮实录》（节选），引起了很大关注。“8·10”爆市事件发生后，《中华工商时报》又刊登了整版报道《百万股民炒深圳》。这两篇长文的作者是吕梁，后文会有他的故事。
1992年5月，唐万新带着借来的5万元资金去西安寻找商机。他在西安低价收购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金花、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余家公司法人股，转卖至新疆和深圳两地，不到一年时间即获利5000万~7000万元。有人称，在“8·10”爆市事件中，唐万新从新疆带来5000名自带铺盖和板凳的老乡，抢购新股认购表，发了一笔财。随后，唐万新又转战西安、深圳、青岛、北京、上海等地。当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相继成立，这一年后来被称为德隆系唐氏事业的起点。
或可以说，深圳“8·10”爆市事件就是吕梁和唐万新的“吴起镇”。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从此大发展。
“8·10”爆市事件的得益者是中国证监会，地方的混乱给了北京集权理由。实际上，到1992年，地方政府才刚开始意识到股市的利益。或者说，拓荒牛还没来得及分享利益。
李灏们走了。如今拓荒牛的雕像还在老市委大院的门前立着，而市委已搬去了新区，高堂明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