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与节俭，是华人精神世界最重要的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勤俭是最古老的训诫。“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永不穷，坐食山也空”，这样的祖辈教诲，已成为创业者的座右铭，也是他们唯一的启动资本。
像东南亚的缝纫机制造巨头林怡玉，1931年出生于福建省长乐县的他在16岁就来到福州等地做苦力，21岁来到马来亚，先到一家自行车店当学徒，由于勤俭刻苦，终于积蓄起一点资金自己开了家自行车店。但就在生意日渐兴隆的时候，却突发一场大火，将自行车店和他的产业都付之一炬。之后，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借了20元钱，租了一间木房，重整旗鼓。可又是生意日好的时候，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林怡玉不得不到乡下躲避。等回来却发现店面被撬，所有的财物都被盗贼洗劫一空，所积攒的家业也化为乌有，再次让他陷入绝境。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林怡玉却毫不气馁。经过努力，他又一次把自行车店开了起来。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他所创办的公司日渐壮大，资金实力也日渐雄厚。在1972年，他终于创办了马来西亚的第一家缝纫机制造厂，日后成为缝纫机制造大王。
一位新加坡朋友曾经这样说：华人对任何环境都能很快适应，任何逆境都压不倒他们。
华人富豪
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精神，中国人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经济开发的主力。也因为这种精神，日后在东南亚涌现了无数的华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除了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让自己成功跻身于当地的上层阶层之外，华人的艰苦奋斗对东南亚当地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实际上，在东南亚，往往可以根据华人人口占据比例的多寡来判断这个国家的富裕水平。比如，华人人口占据比例最大的新加坡，就是东南亚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马来西亚是除新加坡外华人人口占据比例第二大的国家，马来西亚的富裕水平在东南亚也是处在前列的。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华人比例较小，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在东南亚国家中也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经济基本分三个等级，华人主要从事商品零售业、运输业、饮食业、服务业、杂货业、食品加工业等，在这三个等级中处于经商、流通这个等级。
除此之外，工矿业在东南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华人在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工矿业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华人是当地金矿的主要经营者，根据《广西日报》文章《华人在“南洋”的历史贡献试探》一文，矿工人数最多时曾超过9万，每年生产的金矿砂一般在百万盎司以上。锡矿是马来西亚的主要矿产，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几乎全部由华侨开发，许多大型锡矿区都是华侨一手开采出来的。马来西亚的锡产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占据世界锡总产量的一大半，这和华人华侨的辛勤开采密不可分。不仅如此，现在马来西亚的锡产品深加工，华人也占了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在马来西亚的锡业中，华人从开采到加工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华人在东南亚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20世纪20年代其资产就一度达到1200万元（是旧币，如果折算成如今的货币，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大小工厂30余间，员工总人数达3万多人。不过大多数华人仍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经营规模较小，并依旧带有零售性质。比如在新加坡总商会领导层中，资产超过百万的当时只有8人。
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社会环境也变得安定。东南亚华人的经济才华更加得以涌现，并开始逐步向更宽广的领域进发，其实力也急速增强。除了经商之外，部分华人也开始进入社会的白领阶层，获得更好的职位和更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比如律师、医生、工程师、记者这样的工作。因为在东南亚，普遍而言，华人受教育程度总是当地最高。而这也是因为华人孩子学习更加努力、勤奋。因此，即使除去经商阶层，华人所从事的工作及所获得的收入也均比其他族群要高。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有实力的华商涌现了出来，并逐渐有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企业家。除前面介绍的陈嘉庚外，其他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家还有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郑明如，大城银行董事长李木川，中央百货集团创始人郑有英；马来西亚东方实业有限公司董事主席骆文秀，马来亚婆罗洲金融公司雷贤颂，马联工业集团总裁邱继炳；印度尼西亚哈拉班集团老板陈子兴，建源集团黄仲涵，阿斯特拉集团董事长谢建隆；新加坡丰隆集团主席郭芳枫，大华银行董事长黄祖耀，和兴玻璃主席陈家和，永安堂老板胡文虎，南益集团创始人李光前父子，杨协成有限公司老板杨天恩兄弟；菲律宾的陈永栽、吴光辉，等等。
在欧美，唐人街总给人一种破败的感觉。但在东南亚，唐人街几乎都是当地最繁华的街区。越南胡志明市堤岸区的华人约有50万，是越南最大的唐人街，又有“小香港”之称。菲律宾马尼拉市的华侨区、商业区，亦称“中国城”，位于帕西河口北岸的宾南笃岛，占地9平方公里，居住着60多万华人。老挝首都万象的唐人街也是万象市最繁华的地方，寮都公学是万象市内具有69年历史的最大华文学校，在校学生1000余人，除华人子弟外，不少当地政要和驻万象外交官也送子女到该校念中文。该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生都要学习汉语。泰国曼谷的唐人街是东盟国家中最繁华的唐人街。这个闻名遐迩的“中国城”，现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华人居住地和商业区，也成了曼谷的城市名片，商店里摆满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唐装，吸引四面八方的游人前往观光购物。马六甲是马来西亚华人最早的聚居地之一，马六甲的唐人街坐落在流经市中心的马六甲河北岸。
政策歧视下的奋斗
在马来西亚北部的一个州，那里只有一两万华人，而且长期由信奉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党执政。全州只有一所华人中学，全州华人的两千子弟都在那个学校上学。走在州府的大街上，几乎看不到一个华人，但是街道两边所有店铺的老板几乎都是华人。
在50年前，马来西亚一些大城市，比如吉隆坡、新山、马六甲等，大片的庄园，整条的街道，大多都是属于华人的。但是这些景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因为独立之后马来人掌权，政府便开始长期推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
除新加坡之外，东南亚各国的华人，较之该国的主体民族，无论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在绝对数量上都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族裔”。但东南亚华人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少数群族，而是一个处在十分特殊地位的少数群族。因为，在许多国家，少数群族总是相对贫穷、落后的，在历史上总是会受到多数民族的压迫剥削等。但是，在东南亚，华人却不完全这样。
东南亚华人的人口虽然在所在国占绝对的少数，但他们在所在国的经济生活中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地的主体群族在经济上大多处于劣势地位，无法与华人竞争。华人以其特殊的商业才能和辛勤的劳动，在工商业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对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华人在经济上所取得的成就往往惹来其他民族的嫉妒心理。
长期以来，东南亚当地民族对华人的经济存在和影响力是有一种恐惧感的。新加坡前资政李光耀长期与马来民族打交道，他对于马来人对华人的这种天生的恐惧感有很深的认识，他曾在回忆录中写道：“马来人团结意识很强。我后来发现，那是由于他们觉得受威胁，怕被充满活力、吃苦耐劳的外来民族——华族和印族（印度裔）压倒。”
正是因为华人在东南亚国家所拥有的财富和所取得的经济地位，较之所占人口比例“严重不相称”，让当地的某些主体民族始终有些耿耿于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各国相继独立，通过各种方法，包括选举等，当地主体民族取得了执政权，而这些执政党大多都有相当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了维护当地人的利益，就开始采取一系列的财富、机会和权利再分配的措施。
他们认为，华人控制了国内的经济，剥削当地人。因此，必须要重新财富分配，削弱华人势力，从而提高当地主体民族的生活水平，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对本国人民采用“土著与非土著”二分法，他们认为土著才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把华人族群和其他外来族群当做“外来移民”，采取了限制性的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层面上保护土著民族的利益，打压华人族群等的发展，并通过修订宪法使之制度化。运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量来发展壮大当地民族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且规定当地民族在各方面都享有优先权。
1969年，执政的马来西亚巫统出台了三大政策：第一，马来西亚所有土地，归原住民，即马来人所有。第二，巫统执政的目标，是马来人在民间经济中要占到30%。第三，华人和印度人人口之和要降到40%以下。时至今日，这些都做到了。很多原本由华人富商占有的大块地产，都被政府强制以低价收购。而对于马来人，政府又规定，凡是家庭收入低于标准的，可无偿划分一块土地，让其用来谋生。很多华人因此破产，一贫如洗。也有部分华人之后又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把土地再买回来。
实际上，实行这种政策的不仅仅是马来西亚，不少东南亚国家都出台了类似的民族歧视政策。
比如印度尼西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至苏哈托统治时期，该国政府对华人就普遍采取了强制同化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歧视政策。当时反华最激烈的政客为阿沙阿特（Assaat）以及他所领导的阿沙阿特运动。他们认为，印度尼西亚土著是天生的弱者，而华人却是经济上的强者。因此政府必须立法保护弱者，并且不得让华人享有与原住民同等的待遇。而曾经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也表示：“华人对印度尼西亚生活的控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这些铺垫之后，自1959年开始，印度尼西亚签署了一系列法令，规定在印度尼西亚的外侨零售商必须关门，并将其营业权交给当地民族企业。实际上，这些法令基本都是针对华人群体的，因为，这些小零售商80%~90%都是由华人经营的。据称，受到直接打击的华人人数高达30万。另外，印度尼西亚政府还签署了一系列的歧视法令，比如不准华人保留本民族文化语言，禁止华人办教育，禁止华人过春节和其他中国传统节日，禁止使用华文姓名，等等。
当然对华人来说，最糟糕的还是印度尼西亚的国籍法令，它要求每一位外裔公民都必须执有“印度尼西亚公民证”（即国籍证）。而要办理国籍证还必须具备出生证、身份证、结婚证及职业证等一系列证件。并且每办一个证都需要缴纳昂贵的手续费，其数额往往高达1000万~2000万印尼盾，而普通华人的月收入仅有70万盾左右。即使这样，在实际办理过程中印度尼西亚许多政府部门也是大肆刁难。实际上，这一法令主要是针对华人，其他外裔公民则不需要。这造成华人要申请各种证件、营业准字以及护照等都会遭到诸多不便，他们的居民证有特殊标志，在刑事案件审判中华人轻罪重判，而印度尼西亚原住民则重罪轻判，在录用公务员或工人时，原住民优先，排斥华人等。
相对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总体而言，菲律宾则相对比较温和。但是独立后的菲律宾政府还是推出了一系列的针对商业等行业的菲化法案，使得华人发展受到极大影响。比如零售商菲化法案，使一部分华商不得不转向工业领域。
客观上，东南亚华人的确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在各自所在国家当中，华人不但属于外来种族，而且人口比例上通常也都处于少数种族之列。如果是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通常在各方面都会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但华人却不完全如此。比如在经济实力及所拥有的财富方面，华人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这样在话语、道义上就很难让自己处在一个让人同情的弱者的地位之上。相反，在舆论中，却常常有人将华人与“作恶”和“不义”等联系起来。
除此之外，部分华人富豪曾经确实为了事业发展的需要，不得不委身听命于部分独裁者和官方要员。于是华人就又被描述为搞阴谋的行家里手，专门在暗地里与当权者搞权钱交易，偷偷摸摸地操纵市场，损害国民的利益。整个华人群体因此被描述为“为富不仁”和“见利忘义”。
这些是典型的民粹主义鼓吹影响下的言论，而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体成为华人在东南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敌人。比如，对华人富裕的原因，这些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者从不强调华人的勤恳努力，反而强调是华人一直在盘剥当地主体群族，是造成当地“贫富悬殊的罪魁祸首”。而就在印度尼西亚人民生活过得水深火热的时候，媒体却开始不断爆出某些华人富豪的奢侈生活，这更是让民众对华人义愤填膺。从而使华人成为东南亚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者发泄愤怒的牺牲品，甚至继而演变成社会的集体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