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浪费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向毛主席的工作报告》时指出：某些党政机关曾动员群众向中央写致敬信、发致敬电，以及机关团体和群众给中央送锦旗、送礼品，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1952，走向和平
1952年的世事早已在上一年悄然开场，率真的常常自称“兄弟”的马寅初对新中国的一切充满了热情和憧憬，正如无法料到14年后自己会绝望地离开世界的老舍曾在给美国朋友的信中所说：“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总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政府好。”而马寅初在1951年6月北京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致辞道：“‘兄弟’既受政府任命，我就依照政府意旨做事，希望大家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努力完成我们的任务。”带着民国时代烙印的语言也掩饰不住他这颗“铜豌豆”内心的柔情，这的确是一种柔情，就像青春年少的心之于灿烂的未来。
大概他始料不及的是，由他提出向北大派遣领导同志开展思想教育的行动，迅速转变成了一场全国范围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更没料到这场运动与如火如荼的“抗美援朝”，1951年底开始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接近尾声的“镇反”，1952年初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以及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等几个运动交错成一场波及了社会各阶层的群众运动。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就是通过参加、参观这些鲜活的实践而完成的。
发端于全国范围支援朝鲜前线的增产节约运动的“三反”，在这一年的第一天变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起来。1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元旦团拜会上关于大规模开展“三反”运动的号召。而随即在工商业展开的针对不法资本家的“五反”运动也开始了。思想改造正是在此时融入了运动的洪流之中，所采取的“人人过关”的改造形式已远远不是马寅初当初为改进教学内容和方式，统一教职员思想的初衷所能充实了的。
“三反”“五反”运动于6月基本结束，10月中央批准关于结束运动的报告，思想改造也于10月结束，这次运动的确肃清了很多问题，却也催生了新事物的萌芽。欢快地沐浴在新时代阳光下的那些懵然无知的小孩子和懵懵懂懂的大孩子们并不知道，自己将在14年乃至24年后成为这些新事物的最终完成者，它的最高形式是一种能随时透过只言片语深入到灵魂深处探寻灵魂的载体是否属于“牛鬼蛇神”的能力。而杨绛先生用“校长院长之类，洗‘大盆’，职位低的洗‘小盆’，不大不小的洗‘中盆’。全体大会是最大的‘大盆’。人多就是水多，就是‘澡盆’大”这样略显刻薄的机智语句描述那样一段时事，令人莞尔之余也不禁看出一点人性深处的智慧和平和。
经过一次洗礼的马寅初后来依旧没有料到，当他在计划经济时代提出生育需要计划以符合计划的经济时，他被批判了，而当计划生育被定为国策之际，经济却已转向市场。不过，世事与人言一样无常，而马寅初的率真虽然令他在有些事上不知所措，却也使其在面对批判和讨伐时选择了“拒绝检讨”。
这一年，全国有850万~900万人参加了“三反”运动，而对于四万万民众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一定都会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的新希望里经营着自己的和平之梦！
第15届奥运会在地处北欧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此前的7月17日，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以33票对20票通过了邀请中国参加本届奥运会的决议。7月19日，中国收到邀请，虽然此时距离开幕仅余几个小时，但周恩来作出批示：“要去！”
这是中国一次难得的重返国际的机会。周恩来明确指示：正式比赛参加不上，但可以和芬兰运动员进行比赛，多做友好工作，要通过代表团的工作和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去宣传新中国。而就在之前的6月10日召开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为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7月19日当地时间下午1点，第15届奥运会在赫尔辛基开幕。当新中国首支奥运代表团赶到赫尔辛基时已是29日中午，代表团到达位于赫尔辛基市郊的奥运村后，立即举行升旗仪式，这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而这时奥运会已进入尾声。只有吴传玉赶上了第二天举行的男子100米仰泳预赛，成绩为1分12秒3。这是新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写下的第一个记录。
在此期间中国代表团举行了招待会，会上代表团团长荣高棠热情地说：“虽然我们来迟了，但我们终究到了。我们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良好的友情。我们将与各国运动员会见，我们深信这种会见将增进新中国运动员与各国运动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在这次奥运会上，同样是首次参加奥运会的苏联队金牌数仅次于排名第一的美国队，奥运会从此进入美苏抗衡的年代。
和平不仅是新中国的向往和追求，也是全世界的。8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道：“我们国家有前途，有希望。过去我们想，国民经济是否三年可以恢复。经过两年半的奋斗，现在国民经济已经恢复，而且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建设了。大家要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使我们的国家稳步前进。”
6月，长江上第一个现代化大型水利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建成，两年后的夏天，它在长江下游的洪水分洪中发挥了作用。另外，在黄河下游也兴建了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条水渠——人民胜利渠。10月31日，毛泽东从开封乘专列前往那里，他嘱咐前来送行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等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又对迎接他的平原省（1949年8月设立，1952年11月撤销）委书记潘复生、省政府主席晃哲甫、省军区司令员刘致远说：“人民胜利渠。这个名字好，我今天就是来看这个‘人民胜利渠’的。”当毛泽东听到曾在太行山打过游击的乔登云吟的诗“抬头是邙山，低头是河滩。大风黄沙刮过来，光想埋住俺”时笑了，他风趣地说：“埋住你？和它斗嘛！”而他交代了“斗”的办法，两个字：绿化。
也是在8月4日的政协会上，毛泽东还分析了朝鲜战场的局势，在战略上作出了判断，“朝鲜战争是否打下去，我们和朝鲜一方只能作一半主。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
而五圣山的一场战役更增加了中国的信心。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朝鲜中部的五圣山是座什么山，但是对它的另一个称呼就不仅熟悉甚至还有些亲切了——上甘岭。1952年10月14日持续43天的上甘岭战役打响了，这场战役的激烈程度恐怕翻拍十次大片也不止吧。大概也不会有人事先料到这场战役的结局会使中国找到了面对世界强国的信心。而且这种信心并不会因为6月14日杜鲁门宣布美国开工建造世界上第一艘原子动力潜艇而有丝毫减弱，这艘名为“鹦鹉螺”号的核潜艇最终在两年后的9月30日建成。
关于战争还有一件事，那就是这一年上映了一部史诗战争片——《南征北战》。也是在这一年，上海女作家张爱玲移居香港，三年后离港赴美。
就在国内运动尘埃落定，世界运动（奥运会）硕果累累之后的1952年最后一个月里，西班牙裔法国著名画家毕加索为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献上了一只“和平鸽”。
【共和国台历】
斯大林奖
3月13日，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贺敬之、丁毅执笔的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苏联科学和文化艺术斯大林奖。
爱卫会
3月14日，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周恩来任主任委员。
荆江分洪工程
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动工，6月20日完工。
中日民间贸易协议
6月1日，中国和日本签订了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
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
从4月起进行的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到9月24日经《人民日报》报道，基本完成。高等院校由原有的211所调整为182所。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已先后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有850万到900万人参加了“三反”运动；全国“五反”运动以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沈阳等9大城市为例，在47万户私营工商业者中参加的有45万户。
1953，蹉跎岁月
1953年元旦，北京的天气格外寒冷，然而在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国人心中，这一年的北京更像是冉冉升起的红太阳温暖着人民的心。
这一年的年初，抗美援朝的战局已经稳定，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整体国民经济基本恢复，而摆在面前的则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全面的经济建设。在新年的第一天，《人民日报》即刊登了社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我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就是这个春天，有一个曾被周作人撰文称赞的人，向毛泽东递上了一份万言书——《我的几点意见》。他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性学专家”的张竞生。周作人写道：“张竞生的著作上所最可佩服的是他的大胆，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当时在广东省文史馆当研究员的张竞生在3月8日写下意见书，仅仅是因为就在三天前的3月5日，革命导师斯大林的去世令他想了很多，他想就思考的问题“提醒”国家领导人。但这封信并未寄到毛泽东手中，而是被转回了广东省委，并封存于他的档案袋中，直到1957年才有人看到。
周作人说的“痛快的事”大概是指张竞生曾在《京报副刊》发征稿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将其中包括《初次的性交》，以及与其夫人褚问鹃（笔名是一舸女士）所写的《我的性经历》等7篇文稿编为《性史》，并在这本出版于1926年比金赛的《人类男性的性行为》还要早了22年的《性史》序文中说：“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他还提出“爱情的四项定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夫妻为朋友之一种。
周作人说他“大胆”是有道理的，他在《我的几点意见》中对苏联的“英雄母亲”深感担忧，提出了在中国要科学地节制生育，还有关于迁都至上海或武汉的意见等等。实际上，他关于节育的观点早在20年代就已提过，在1936年的《广东经济建设》月刊上有一篇张竞生关于实施计划生育的论文《人口与经济问题评议》。不过，在大搞建设，“人多力量大”的年代，这个想法注定不会被重视，而发表于1957年7月5日的《新人口论》（马寅初）也同样被批判。
对于斯大林的离去，3月14日，老舍在《北京日报》发表悼念文章《化悲痛为力量》，“我说不出话来，因为心里万分悲痛。”“我的悲痛也是我们大家的，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悲痛。”“我们就该决心秉承他的教训，走向他指给人类所应去到的理想地方，不怕任何阻挠与困难。”
“化悲痛为力量”。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9月25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建国四周年之际，向全国正式公布了总路线，该总路线被形象地称为“一化三改造”。
在工业化建设中，对长春来说，7月15日是个特别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在长春的孟家屯，所有人都翘首以盼。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仪式就要在这里举行了，毛泽东亲笔题词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的汉白玉基石被安置在场地中心。毛泽东曾就中国工业的现状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现在我们能造成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制造。”而此刻孟家屯的施工工地上，广播在不断地播放：“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第一个规模空前的建设工程开始了。”
1956年7月13日，第一辆国产解放牌汽车下线。1958年2月，毛泽东亲临一汽视察，对陪同他视察的一汽第一任厂长饶斌说：“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呀？”为此一汽工人打出口号：“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毛泽东的这个愿望在1958年5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边实现了，毛泽东同林伯渠一起乘着当年5月12日试制成功的国产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绕花园两圈后说：“坐上了我们自己制造的小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