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涛汹涌的大浪过后，既有流传千古的“风流人物”，也有“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感慨，既有“独自莫凭栏”的伤怀，也有“此恨谁知”的眷念。可是“浪淘沙”后，不论金子是被带走还是留下，都应了那句“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1966，四海翻腾
大概每个中国人在听到“1966年”时，都会“心中一动”，熟悉的、不熟悉的、知道的、不知道的、了解的、不了解的，都会“心中一动”。的确，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荒谬”时代的开始，很多延续的东西至此嘎然而止，很多“荒谬”的事情自此应运而生。
新年伊始，大庆的道路就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建设的正确道路”加以推广，为两年前在全国农村掀起的“农业学大寨”补上了下半句“工业学大庆”。
就在“伟大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国各族人民，满怀无限的喜悦，决心在这新的一年中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更加伟大的成就”之际，《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被关了起来，而且对他的批判也愈演愈烈。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燕山夜话》是1961年3月《北京晚报》上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执笔的专栏。1962年9月，因阶级斗争扩大化而中断。老舍曾评价《燕山夜话》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不拘一格”。《三家村札记》——《前线》上的专栏，是同年10月，由邓、吴、廖三人轮流撰稿，以吴（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为笔名。至1964年7月，也因称赞《李慧娘》的原因而被迫终止。两者共发短文200余篇。
5月8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时登出高炬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对“三家村”穷追猛打。文中称邓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而上一年的“大棍子”通过点燃“文革”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终于完成自己的最高形态，升级为“金棍子”的姚文元在这一年又掀“狂潮”，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以此揭开“文革”的序幕。这次文章一出，全国报刊立即转载。此文分7个部分系统全面地批判“三家村”。
文中称“三家村”是三人“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执行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他们相互配合，目的是“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用“五颜六色的糖衣炮弹”试图“在最准确意义上推行‘和平演变’”。最后，姚文元颇具煽动性地讲：从批《海瑞罢官》到批“三家村”，“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革命。面对着这样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一定要敢于革命”；对于阶级敌人不管“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什么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
6天后，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宣布撤销彭真领导的“文革”五人小组。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5月18日，“专在字缝里找文章，把经念歪了”的林彪在会上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说党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顾问康生，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31日，陈伯达代表中央宣布撤销吴冷西《人民日报》社长职务。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就在林彪发表“518讲话”那天的凌晨，邓拓在寓所服药自尽。他希望自己的孩子们“永远做党的好儿女，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革命到底，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在批判“三家村”的日子里，吴晗的家人常常被“深夜里猛烈砸门声惊醒”，小儿子吴彰回忆说，“老是吓得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贴满了‘绞死’、‘砸烂’的大标语。”1969年3月19日，11岁的吴彰跟着15岁的姐姐吴小彦去太平间看已于前一天去世的妈妈，“妈妈双眼半睁，面颊上还有几滴泪珠”。同年10月11日，吴彰和吴小彦没能最后看上爸爸一眼。而吴小彦因为去要爸爸的结论、遗骨和抄走的书，后来也被抓走。1976年9月23日，刚满22岁的吴小彦含恨死去，而几天之后的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文革”结束。
由邓、吴之悲惨，可以想见唯一幸存的廖沫沙又是怎样忍受活着的艰难？1980年7月，廖沫沙在《忆邓拓》序言中写下：所谓“三家村”的冤狱和邓拓、吴晗同志的牺牲，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
不过在不经事的孩子眼里，这个世界是另外一种样子，当时只有10岁的作家柏桦后来在《1966年夏天》中描写自己的1966：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单纯的孩子们要等到多年之后才能回味这段自己曾经经历的历史，那种快乐和兴奋也许因此会平添许多忧伤和感怀吧。
8月16日，曾经刊载过“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中国青年》出版了1966年第16期，自此停刊。4天后，另一份报纸《中国青年报》停刊。
的确，在这一年没人知道翻腾的四海，震荡的五洲里有多少兴风作浪的虾兵蟹将，有多少倒海翻江的魑魅魍魉；也没人能预见风平浪静后，世间是否还能留存一些守持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志士。
与文化界的“破”不同，7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命名的第二炮兵，即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了。10月，这支部队自行研制的“东风二号”成功完成导弹与核武器的结合试验，我国导弹核力量的形成为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增加了一个重重的砝码。
就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中有这样的描写：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这些“牛鬼蛇神”中的一位“反动学术权威”就是梁思成，这位“建筑大师”一直为正在消失的北京城疲于奔命。而他还清晰地记得1948年的那个冬天。北平清华园的家里忽然来了位不速之客，来人开门见山地说：“梁教授，我受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委托，前来向你请教。城里有哪些著名建筑和文物古迹需要保护，请你把它们的位置准确标在这张地图上，以便我军在攻城时避开。”他非常感动，他想：共产党人了不起啊！
然而面对建设时期浩浩荡荡的拆城大军，他却只能浩然兴叹，“建国之初，北京市一位领导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但最终北京城墙还是被大规模拆除，当时小学课本里描述未来的北京：工厂的烟囱里冒着浓烟，像一朵朵水墨画的大牡丹。
梁思成设想中的“像罗马和雅典那样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立体公园”的北京城永远地消失了。而这位曾在病床上念念不忘“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方案的“反动权威”也终于在1972年郁郁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林徽因曾写道：“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是啊，这一年何尝不是“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的一年！
【共和国台历】
《五·七指示》
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里说：“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5月25日，北大哲学系聂元梓等人贴出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红卫兵
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决定组织“红卫兵”。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1100多万红卫兵和师生。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以来“某些领导同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上海夺权
11月9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要“造上海市委的反”。10日，王洪文纠集数千人乘火车北上告状，被市委限令停在上海安亭火车站，王洪文等人卧轨拦车。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认为这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革命组织”，并要上海市长检查错误。
打倒反动路线
12月25日，清华大学5000余人在蒯大富等人的带领下，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首次公开宣称要打倒刘少奇。
彭德怀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彭德怀于1974年11月29日在京逝世。
康平路事件
12月30日，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武斗流血事件。事后，张春桥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1967，秋风扫落叶
每一个“新时代”都有它不同的模样，这一年也如是。每个人的对与错都显得不再重要，因为本已无所谓对错了，批判与斗争才是硬道理。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开始攻击刘少奇：“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而刘少奇已于1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郑重向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一职，“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4月12~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和“文教方面流动的小哨兵”江青等人组织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讲演，这篇文章是党内最早的比较系统全面论述共产党员修养的专著。文中说：“我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需要而且可能改造的。不要把自己看做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我们提出在社会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任务，这不是侮辱自己，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然而就是这篇被世界各地共产党人争相阅读的文章在这一年的5月8日，被认为《〈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由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共同编稿刊发。文章认为“《修养》一书，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作。这本书，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它流毒全国，流毒世界。对它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
《修养》的罪名是“在这本长达近五万字的书里，虽然也堆积了一些抽象的阶级斗争的词句，但是闭口不谈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那这自然就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头彻尾的背叛，这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刘少奇如此这般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