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商人善于由小做大，山西商人中的大商人绝大多数出身贫寒：渠家出身于小贩，王家始于做豆腐，乔家起于卖草料。他们之所以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商业巨子，在于具有大商人的素质和气魄：重商立业的人生观，信义至上的价值观，勤俭守朴的生活作风，同舟共济的协作意识，创新图强的进取精神。
1.山西：封闭的文明腹地
提起山西，人们自然会把它与黄土高原联系在一起，也自然会想到那里的“天寒地瘠，生物鲜少”的恶劣生存环境。山西地处黄河中游的东端，北依万里长城，与内蒙相邻。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为经商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也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征，造就了雄霸商场五百年的晋商。
这种环境也促使了加强行政控制的倾向。在清王朝和阎锡山统治时期，行政权力对人民的控制十分严密。清朝近300年间，山西一直没有发生具有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军北伐时，所到安徽、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当地居民无不揭竿而起，“赢粮而景从”。而在山西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北伐军从陕西渡黄河人山西，横穿山西后又经太行山人河北，山西人对此响应者寥寥，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所以说，长期而又严密的行政控制，也在外部条件上加强了山西人封闭与保守的心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晋商生于黄土，长于黄土。贫瘠的黄土地上生产出的粮食却根本难以解决当地人的温饱。穷则变，变则通，通则生财。迫于生存的压力，山西人只能出外谋生。山西人跳出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观点下形成的“商人卑贱”情结，把解救他们于贫穷困苦之中的“商”与“农”视为同样的本业。
作为一种结果，相对封闭的环境，对于山西民俗的特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山西人由此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山西人穷则生变，利用“天时”所赐的历史机遇，“地利”所赐的区域优势，凭借其生生不息的自强拼搏精神，走出穷乡，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纵横捭阖。
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山西人具有一种很强的自我意识和社区归属感，“我们”的意识颇为浓厚。这种社区归属感，突出了地缘关系的价值。比如，山西商人圈内很少有外人，尽管他们跋涉千万里，虽总是在外面事业有成，但其总的特点却是“不扉眷，不娶外妇，不入外籍，不置外面之不动产。业成之后，筑宝买田，养亲娶妇，必在故乡”。远在内外蒙古雇佣成千上万外地人的大型票庄和商号如大盛魁、复盛公等等，凡拥有股权的重要经营者，均是清一色的同乡。多山导致的交通不便，也严重阻碍了山西人广泛的社会交往。山西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就有十几种方言同时存在。不仅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甚至一座山，一条河流的两边，人们的语言、风俗就分歧很大。雁北与晋南，不足几百里，但二者在语言风俗上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差异，宛如一个在北方，另一个在南方。
山西北依万里长城，而长城则是封建王朝抵御外敌的重要防线。每年花在驻守长城方面的银子就上千万两，对于支出这笔银子的皇室，自然是心痛至极。于是，山西行省本着为主子排忧解难的原则上奏名为“开中法”的奏议。即借助商人的力量将粮食运输到边地，然后给这些商人若干“盐引”（贩运、出售盐的凭证）作为回报，商人凭借“盐引”，到盐产地管理机构取盐，然后销售获利，除补偿运粮费用以外的收入归自己所有。这样，皇室就不用每年支出大笔的雪花白银来巩固边防，而商人又可以获得厚利。军粮改为民运，为晋商的发财创造了历史机遇，晋商借势而起，发展为与徽商抗衡的大商帮。
社会交往的不足很容易养成封闭与保守的社会心理。早在本世纪30年代，就有人指出山西人、“山重水复，交通不便，各重保守，各执成见，自成风气。”山西商人早年所表现出的那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商业精神，为什么后来退出了历史舞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人所经营的商业、金融业、“经验多而学术少，具有保守之性质，不能彼此联合”，失去了创始人的进取精神，也丧失了许多发展的空间。在近现代历史条件下，“不知派子弟留学商业专门，专搏徒弟制，略知酒扫应对，不能通世界之言”。当大量的西方式银行与商业机构纷纷建立，商业、贸易与金融中心转到了东南沿海地区，此消彼长，山西的商业、金融业无法适应这种形势的历史变迁，因而逐渐趋于没落了。
强烈的社区归属感，也为山西人抹上了一层浓浓的乡情。
2.勤俭持家，重商敬业
山西商人以勤俭吃苦为美德，具有一种不怕艰苦、不畏风险的创业精神。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凭着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杀出了一条血路，足迹踏遍天涯。山多地少、土瘠民贫、天寒风烈的生存环境逼着山西人背井离乡，踏上从商之路，同时也铸就了山西人勤俭吃苦、坚韧不拔的品质。
山西商人在历史上称为晋帮。晋帮商人对万里行贾习以为常，他们远往他乡，不以身家为念。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
由此可见，山西商人大多白手起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他们靠的是勤俭吃苦的创业精神。
山西商人向来以“守财奴”著称。虽然这往往被赋予贬义，但却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反映了山西商人勤俭持家的好品质。
作为一种传统与习俗，节俭与储蓄的习惯，至今仍然影响着山西人的消费心理与行为。目前山西人的人均收入位居全国的下游之列，但人均储蓄却位居前列。山西人节俭与储蓄的习俗在大量的地方志中都有广泛的记载。
山西人因穷而变，通而生财，创业的艰苦使他们更加明白钱财来之不易，所以他们历来崇尚节俭。吝啬是因为他们赚钱不易，守财是因为他们重视资本的积累。
古往今来，凡成功的商业大贾，都十分注重节俭，厌恶奢侈浪费。虽然他们家财万贯，但勤俭是持家之正道，也是创业精神的另一种体现。
勤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古老的训诫。古语云：“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句话说的就是勤俭作为一种美德在兴衰中的重要作用。
山西商人从艰苦卓绝的创业到大富大贵的富贾时代，他们一直遵守着老祖宗的遗训，克勤克俭，留下了晋商勤俭持家的美誉。
“大盛魁”的祠堂前供奉着老祖宗创业时的扁担、货箱、一碗稀粥，警戒着后世子孙要牢记祖宗创业的艰辛，要保持勤俭节约之风。
祁县乔家富贾一方，然而乔家大院老宅门上的“慎俭德”三字，至今尚存。正是这几个字，在乔家长达两个多世纪的经商岁月里，节约勤俭，创下了乔家偌大的家业。
勤俭既是经商的一种美德，也是商业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手段。
山西商人不仅生活节俭，更重商敬业。他们跳出了“重农抑商”的封建思想，对这个救他们于贫穷困苦之中的“商”很是尊重。
山西商人热爱自己的事业，将商与农工同样视为本业。山西的富商常氏就以经商为荣耀。“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这个民谚也广为流传。
在经商的刻苦性上，山西商人居全国商人之冠。许多山西商人把吃苦勤俭的美德代代承传，形成一种不怕艰苦、不畏风险的创业精神。
凭着这股精神，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及天涯。从日本到莫斯科，从加尔各答到阿拉伯地区，都能见到山西商人的身影。他们曾自豪地宣称：“凡是有麻雀能飞的地方都有俺山西人。”
山西人历来崇尚吃苦勤俭，与他们打交道，最好以勤俭吃苦的面貌出现，这样他们看到你勤俭吃苦，会认为你很踏实，不滑头；同时，山西的生意人会引你为知己，把你当作朋友看待。容易与他们接近，并博得他们的好感。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因为创业的不易，有时会给你一些照顾。
3.齐家方能治国
山西商人不像其他商人那样势利，他们追求利益，但是这种追求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基础之上的。他们信仰精神的力量而非钱的力量。
在山西人的眼中，家庭是最为神圣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只有齐好家，才能够治好国，进而使天下太平。由此可见，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山西人在“齐家”思想的指导下，将养家糊口放在首位，其次才是兴创家业之目标。他们往往将家业和谐、兴旺视为人生中最为值得骄傲的成就。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他们经常用家族宗法与同乡同族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维系，以关公作为精神上的崇拜者和守护神，通过义气和信誉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老实人组成的团体有个最大优势，就是彼此信任，拧成一股绳。而聪明人组成的团体则是相互猜忌，一盘散沙。在和平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点还不是特别突出，但到了战争时代，老实人团体的优越性就发挥出来了。老实的山西人一般比较抱团，山西人碰到山西老乡，不认识也会倾力相助，以前中国各地都有山西同乡会的“山西会馆”，就是很好的证明。
山西人的这种群体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以家族间的和睦为源头的。如祁县商人乔映霞主持家政时，为了让家中子弟懂得家和万事兴的道理，曾将其兄弟集中在一起，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然后又让他一次将九双筷子折断，结果九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未能将其折断。通过折筷子这个具体的比喻，乔映霞希望其兄弟懂得团结互助的道理；坚持发扬这种群体精神，使乔氏家族兴旺发达。
伴随着山西商人商业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商业竞争日渐激烈。这时，山西人便集合同乡、同族，结成大大小小的商帮，逐渐发展为强势群体。“晋商”就是对具有地域性的山西商帮的笼统之称。
山西商人以地域乡人以及宗族弟兄为纽带结成商业群体。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作为商帮形成的重要标志。到了清朝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山西人将关公作为敬奉的神灵。山西商人对关公情有独钟，因为关羽本人即是山西人。作为它的同乡，山西人因而感觉到颇有荣誉感与自豪感。山西人祈求神威广大的关羽降福保平安。山西人经商范围的广泛使他们经常遇到天灾、人祸等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敬奉关公，在心理上希望得到关羽神威的庇护，消除灾难，保护其大富大贵。在许多晋商发迹的城市，大凡都有关帝庙。山西商人借助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借助关公的“信”来招揽顾客，他们希望通过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监督他们的商业活动在正义中开展，在同行中取得良好的威信。
4.诚信守义，以义制利
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
山西商人崇信尚义，名闻四海。历史上，蒙古牧民只要看到刻印有“三玉川”、“长裕川”字样的砖茶就争相购买，甚至他们以砖茶代替银两作为货币在交易中使用。近代名人梁启超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晋商笃守信用。”
晋商以诚信守义、以义制利为经营理念，勤劳守信、崇尚信誉。虽身人财利之场，却能够坚守儒家义利思想，将义与利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义与利是一对矛盾。经商的目的旨在赚取利润，如果重义而不求利，就违背了经商的目的；而若重利而不讲义，则有悖社会公德，就长远而言，终究会损害商人自身的利益。山西商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重廉耻而不失体面”，以崇信尚义为准则时刻约束自身，将严守信誉的商业美德代代相传。他们“绝不赚昧心钱”，以做信义取利的诚贾廉商为荣。他们受一事诺一言，把信义和取利结合在一起，在商界中美誉相传，形成了其稳固的商业地位。
从古至今，从经营思想上看，商人可分两类：一是诚贾，又称廉贾、良贾、良商；二是贪贾，又称任商、佞商、奸贾，奸商、前者薄利多销，货真价实；后者压价、抬价、掺杂使假，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其区别在于诚贾以信义为重，奸商做生意不讲信义。
山西的商人则是重信义的一个群体。历史上，山西商号信用卓著，贸易双方产生了一种由信用交易产生的特殊结算形式——标期。太谷为全省商业中心，标期每季一期，届期结算旧债，再生新债，有借有还，体现了商人与顾主间建立的互相信赖关系。过标之期，各商云集。倘若有人不按规定执行，就要受到所有商号的指责，并采取一致行动，中止与他的贸易往来，如此一来，他就会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因此，晋帮商人中有许多深孚众望的商家，“舞弊情事，百年不遇”。
祁县乔家在包头开设复盛公商号，做生意不图非分利润，从不缺斤短两，人们皆愿购买“复”字号所售之货。对商品质量，复字号一定有保证。有一年，复盛油坊运大批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贪图厚利，竟在油中掺假。此事被掌柜发觉后，立即饬令另行换装，以纯净好油运出。虽说店里暂时受损，但诚实不欺，复字号的油成为包头信得过的商品。复盛号靠信誉维持了一百多年，直到抗战爆发，才因战乱歇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