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内商品奇缺，市场供不应求，就连钮扣这样的小商品也只能在供销合作社买，而且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叶氏兄弟创业后情况便不同了，桥头镇当时已是国内钮扣的大发散地，只要是他们制作出来的钮扣，任人挑选，价格也可以商量。这样做生意当然是新鲜事，于是生意一天天地好起来。来批发钮扣的客户多了，于是邻里们也跟着改批销为制作，使得桥头镇一条破落的老街很快繁荣起来，辐射力逐渐加大，不几年便响遍了全国，不仅各省的小商小贩竞相而来，批发钮扣到各地城乡摆摊兜售，连国营服装厂和国营商店也成了他们的客户。到了1981年下半年，桥头镇前店后厂式的钮扣摊位已超过百家。该镇的钮扣市场1983年2月正式开放，成为辐射全国的专业化钮扣批发中心，带起了本地3000多人组成的供销队伍，主动出击将桥头镇的钮扣产品推向国内市场，包括西北、东北、西南，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随着一袋袋小小的钮扣往外销出去，一张张钞票又沿着原路，从五湖四海源源不断地返回桥头镇，为钮扣的生产制作和销售注入新的活力。
来这里的参观考察者听了无不赞叹，有人曾做了测算：每粒钮扣获利微乎其微，甚至只能按厘计算，但万枚钮扣的利润加起来就显出来了——若按钮扣的平均值计，约50万粒的每袋钮扣，其利润可达到数千元。真是涓涓细流，汇成江河，小有小的魅力。
在全国很多地方，街头路边的许多小鞋店和美容店，大都是务实而又勤恳的温商经营。温商敢闯，但不乱闯。温商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非常有耐心，一步一个脚印，不妄想一夜暴富。一旦看准某项业务，就会扎下根来，踏踏实实地赚钱。
走在每一个城市的街道，到处都有小书报摊，它们大都只处于微利状态。但在太原的迎泽大街有一家名为“强子书报”的书报摊却一枝独秀，月平均盈利额达到8000元左右。温州青年强子来到山西太原打工，由于很久没找到工作，就把他姐姐的书报摊接了过来。其实卖书报的毛利极小，一本杂志只能赚将近1块钱，一份报纸能赚一两毛，可一天也卖不上几本杂志。
有一天，强子的书报摊里进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他们一口气买了十几本杂志。强子问女孩：“你爱看这么多种杂志吗？”她说：“不是，一个人哪能看那么多！我只要一本，其他的都是为别人带的。”
原来，他们工厂附近没有书店和书摊，且离城里又远，进一次城不容易，所以谁来了都会帮别人带些新出的杂志回去。他们厂区周围又没有什么娱乐场所，每天下了班就只能看电视，电视看多了就腻，所以很多人喜欢看杂志。
那两个人走后，精明的强子就开始琢磨：他们那里愁买不到杂志，我这里却愁卖不出去，如果试着把杂志直接送到那里去卖，不是皆大欢喜？
过了几天，强子用自行车驮了一大捆新出的杂志到那家工厂去卖。回来一清点，那半个小时的营业额比他在城里一天卖的还多。
强子决定去开拓这片市场。他把城里书报摊的营业时间改变了一下，上午在城里守摊，午后4点关门，轮流去各地工厂摆流动书摊卖书。这一改变很快就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书报摊的杂志销售量由最初的每月不足1000册，一下子猛增到了将近3000册。为了方便读者买杂志，强子还开展了电话送书业务。他印制了名片、广告宣传单，随销出的杂志分发，只要读者打他的电话，很快就能拿到自己想要的读物。这项服务很受打工者的欢迎，强子的销售额又大幅攀升，而且随着业务量的扩大，送书的成本很快就降了下来。
不少打工者喜爱的杂志在书报摊上找不到，去邮局订阅又不方便。强子知道这个情况后，马上把这项业务揽了下来。他把他们需要的杂志记录下来，专门从图书市场进货，每月负责送到客户的手中。
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强子的书报摊纯赚了30万元！生意不在大小，只要用心，小书报摊也能做红火！这就是温州人典型的生意经。
大多数“腰包”鼓起来的温州老板，当初做的却是小本生意，谋生的主要方式是走街串巷、千方百计地推销温州生产的各种小商品。做生意要从小处着手，钱要一分一分地赚，这是温州人起家的拿手好戏，也是他们成功的秘诀。
4．小商品打开大市场
不一样的思维：
穷人：小商品肯定是小生意，市场肯定大不了。
温州人：小商品也能打开大市场。我们温州人做生意，从小做起，我们的商品没有一种是以大取胜的。
“小商品、大市场”，这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费孝通给温州题的六个字。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温州现代经济，就是从经营一颗钮扣、一枚徽章、一只开关开始的。实际上，温商志在登泰山，但不放弃“小土堆”，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才成就了今日温州经济的滚滚大潮。
纽扣，是再小不过的商品了。然而在温州，小小的纽扣不但为许多温州人积累了原始的资本，并且还产生出以纽扣为主导产品的跨地区企业，成就了上千万产业的大事业。
1983年，年仅17岁的邹文聪挤进了这支推销大军中。当时，许多推销员已从卖纽扣转向卖利润更丰厚的皮鞋、服装了，而邹文聪因家景贫寒，只能卖纽扣。
开始，他真是以卖纽扣赚薄利为生，即将带出去的纽扣或摆在地上，或至摊贩那里销售。其中苦况，难以尽述。为了躲一张火车票，他可以蜷在车椅上，枕着盛纽扣的提包“睡上”一天一夜。有时连小店也不敢去住，在火车站候车室里待一晚。
慢慢地，他摸出经验来了。当时各城市都有同乡批发纽扣。他就在本地批发一些纽扣，不用经常回家。并且也学着别人直接从厂家进货。他推销的技巧越来越高明。当别人不订他的货时，他非但不露愠色，而且递烟打火，极为恭谨，请人家提出需要什么式样，或对产品有什么意见等，由此他再去组织货源，胸中就有数了。
他辗转来到大连，发现这座城市做纽扣生意很有潜力，就在这里租了一个摊位，由单纯的推销进而变为设点与推销相结合。
几年过去，他有了自己的商店。商店里专营纽扣、拉链等，门类齐全，式样新颖，成为当时大连首创的专营商店之一。他已成为一个代理商和批发商了，代理温州多家服饰工厂的产品。工厂都愿意和他打交道，因为他提供的纽扣式样新，总会占有市场。邹文聪不断观察市场的变化，吸收顾客的意见，而自己设计出新产品，让工厂源源不断地提供出新的产品。如此，他的经营规模越做越大，手中也积累下创业的资本了。
他耐心地等待着机会。1992年，机会出现了，他打听到大连德宝纽扣厂因经营不善，打算卖出。当时由私人收购企业在大连尚无先例，然而，凭着温州人的坚韧和机敏，最终他还是如愿以偿。有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生产由自己设计的产品。然而，由于这家工厂生产设备陈旧。许多新质地、新式样的纽扣产品都无法保证质量。他倾其所有，并凭借商店和工厂建立的信用，以温州人特有的融资方式融得巨资，直接从国际服装王国意大利，引进一套最先进的纽扣生产设备。
不要看不起这小小的纽扣，在服装上，纽扣占有很重的地位。在西方，被称为饰于衣装上的名片，标志着身份与地位。在国内有很大的市场。
温州的企业没有宁波、杭州那样大的集团，也没有那么大的规模，温州的商品没有一种是以大取胜的。温州的小生意，说它“小”，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强调温州的一切是从“零”起步的，来之不易。“小”的另一方面是高度的“专业化协作”，仅仅是打火机的制造就有20多道工序，小产品的制作里隐藏着大合作。
章华妹原本经营小百货，领到营业执照后便将经营范围缩小到只做纽扣生意；后来，她又缩小到只做时装纽扣生意，然后是只做男装纽扣生意，最后是只做男式西装纽扣生意。这种一门心思往小里钻的经营之道，带给了章华妹丰厚的利润，仅仅看她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就可以知道：住在190多平方米的宽敞的房子里，车子从桑塔纳2000换成了奥迪A4，送儿子出国学习等等。
追寻章华妹的致富道路，我们可以看到：高度专业化是温州“小”商品的一条稳妥的出路。专业化不仅提高了企业参与竞争的优势，把大部分竞争对手挡在门槛外，而且还大幅度地降低了成本。据统汁，“普通产品的生产者，如果其利润是15％，那么，一个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它的边际利润通常可以达到60％—70％。”
温州的“小”对于温州经济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起步阶段，温州对自己的“小”的定位起着保护自我的作用。因为自己本身的小规模，所以很容易让人忽视这样的一种竞争对象。所以，在起步阶段能够躲避大企业的“扼杀”。等到规模稍微大一点，翅膀就开始变硬了，这时候，应付各种阻挠的能力也就增强了。一位做编织生意的温州商人开玩笑说：“以前我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很小，别人也不注意，可是等他做到几百万以后，各种税务机关都上门来了。”
叶尧林、叶尧青兄弟俩起初只是两个普通的小贩，有一年，他俩从黄岩县路桥纽扣工厂买来一批纽扣，在桥头镇试卖，不到一天时间，价值400元的纽扣就销售一空，这个消息一传出，大家都跟着做起纽扣生意来。结果，纽扣在桥头小商品市场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仅仅一年之后，纽扣摊位就达到100多个，成了桥头市场的排头兵。两年后，纽扣市场正式开放，桥头镇纽扣市场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起寒，成为闻名全国的纽扣交易中心。香港《文汇报》称赞它为“东方第一纽扣市场”。
如此事例，在温州多如牛毛。温州人做生意，从小做起，他们的商品没有一种是以大取胜的，他们往往是从一个小小的拉链赚钱，一个小小的眼镜架赚钱，一个小小的纽扣赚钱，这种小心翼翼的“小”的心态让温州商人在某一个产业中立于不可撼动的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