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的阳性管理
诸葛亮用人，多以德服众，而缺少曹操用人“制士以权”的谋略，如果说有谋略，诸葛亮所施的也多是阳谋，而不是阴谋。
诸葛亮以德服人，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的七擒孟获。诸葛亮南征时，考虑到南夷未曾教化，以武力击败，未见得服气，不能得蜀汉南部边境的长治久安，于是选择以德服之的策略。当他知道孟获在南夷中威望很高，为当地的少数民族和汉人所敬服，诸葛亮就谋求活捉他，所以，他选择了这样“阳性”软化的策略。
诸葛亮第一次俘虏孟获后，就让他参观自己的军营，问道：“这样的军队怎么样？”孟获回答说：“以前不了解你军队的虚实，所以吃了败仗。今天看了你的阵法，如果仅仅如此，那一定是很容易战胜的。”诸葛亮就把他放了，让他再来战。如此这般擒孟获七次，放了他七次。当最后一次还要放孟获时，孟获却不肯离去，并说：“诸葛丞相，你真是有上天的神威呀！我们南边的人再也不反蜀了。”
随后，诸葛亮让孟获等少数民族首领在蜀汉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并作为南方的实际领袖，使南方出现了长时期的安定局面，为其最后北伐曹魏奠定了安定的后方基础。这当然是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军事才能的出色表现，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的用人艺术之方略。
诸葛亮北驻汉中，准备北伐，为使后方安宁，想选一个文武兼备的人，来做相府长史，即相当于相府的秘书长。诸葛亮考虑要用张裔，就征求杨洪的意见。杨洪说：“张裔天资明察，是长史这个职务的合适人选，但其性不公平，心胸不够宽，恐怕不能专任于长史之职。不如留向朗为长史。”诸葛亮就听从了杨洪的建议，任向朗为长史，让张裔为向朗的副手。
在此之前，张裔的儿子在杨洪的手下做小官，因有小过失而受到杨洪的处罚，张裔以此怨恨杨洪。这次，杨洪又阻拦张裔做长史，就怀疑杨洪的动机不纯，诸葛亮知道这事后，认为杨洪说张裔“性不公平，心胸不宽”的这个评价是正确的。就给张裔写了一封情深意切的信，对他加以教育。张裔收到信之后很为感动，知道自己确有性不公平，心胸不宽”的弱点，从此以后就注意改正。后来向朗去世之后，诸葛就任用他为长史，张裔在长史的位置上很有作为。
还有一件事足见诸葛亮用人的这一特点。
刘巴是蜀汉的重要谋士，连诸葛亮自己也说：“运筹帷幄，我不如刘巴。有一次张飞到刘巴那里去借宿，刘巴因瞧不起张飞这样的粗鲁武人，张飞来了后，一句话也不与张飞说，张飞很是愤怒。诸葛亮知道后就给刘巴写信说：“张飞虽然是个十足的武人，但内心却很敬慕你。我们所共同侍奉的刘备现在正招纳天下文武之才，以图大事。足下虽然志趣高亮，但也不能自恃傲慢以待天下俊才。”刘巴收信后，为诸葛亮的胸怀所服。
诸葛亮用人驭人，大多如此。诸葛亮别具风格的“阳性”的用人方法，使诸葛亮主政的蜀汉，虽然天时、地利都没有什么优势，但却创造了人和的良好氛围。这正是诸葛亮的主要贡献，也是蜀汉维持其割据的重要支柱。
灵活多变的管理魔杖
古兵书《三略》中说：“霸者，授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为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
刘邦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对古兵书中所讲的这套谋略似乎有着一种天生的理解和领悟，使用起来相当成熟和自然，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信，刘邦虽以布衣之身起家，但于用人之道，却有极高的天赋。
儒家谈用人，只讲诚信，只讲仁义礼智，这一套只是用人艺术的一个方面。用人而不讲术，其实是很难成功的。只用极高的德行来感召人，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政治舞台和军事舞台上上演的主要是权力、意志相较量的戏剧，而不是简单的操行评比。对这一点，刘邦作为一个大政治家，是有深刻领悟的。刘邦于秦末群雄并起天下汹汹之际，能够周旋于群雄之间，最后击败各路诸侯，建立大一统的汉朝，正在于他以霸术、权术之优长，杂以儒术和其他策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有个最为典型的例子，可见刘邦以“制士以权”的成功驭人之一斑。
故事是这样的，刘邦击败项羽，定天下、封功臣的事。刘邦认为，论功绩，萧何、张良虽无野战之功，但萧何守关中，为刘邦南征北战保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并时时为刘邦的前方征战足食足兵，就该功居第一。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应先封。但其他战将，包括刘邦的乡党曹参都不服气。刘邦就对这些战将说：“你们都见过打猎吧，打猎要用猎狗，去追逐孤兔。但是指挥猎狗的却是人。打天下和打猎一样，你们这些战将只是那猎狗，有功绩，你们也只是有功之狗，但萧何、张良则是调度你们这些狗的人，论功绩，他们才是有功之人。你们说，封功臣，是先封有功之人，还是有功之狗？”刘邦的这番话，虽然近乎谩骂，但却很有道理，弄得各位战将心里有怨气，也不敢言语。这样刘邦就定萧何功第一，曹参功第二，并把智谋上的贡献列为论功之首。这正是他的非凡之处。这里体现了中国古代用人艺术中论功行赏的一条最为重用的原则：论功以策略为第一，攻略为次之。
刘邦先封了大功臣二十余人之后，其余的人日夜争功，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封功臣的事就被搁置在那里。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向洛阳城中观望，看见诸战将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讨论什么。刘邦就问正在身边的军师张良：“他们谈些什么？”张良就说：“陛下不知道吗？他们正在策划谋反！”刘邦说：“天下刚刚安定，为什么又要谋反呢？”张良说：“陛下从布衣之身起家，依靠这些战将而取天下，现在陛下作了天子，封功臣，所封都是像萧何、曹参这样的故旧和所喜爱的人；所诛杀的则都是你平生所仇怨的人。现在这些战将害怕陛下不能给他们封地，又害怕过去做事有得罪陛下的地方，陛下会杀掉他们，所以才相聚谋反。”刘邦便问张良：“那该怎么办呢？”留侯张良就说：“陛下平生最憎恨、而群臣都知道的人，是谁呢？”刘邦就说：“雍齿这个人与我有旧怨，多次羞辱我，我很想杀掉他，但因为他的功多，所以没有忍心杀掉他。”留侯张良就献计策说：“现在陛下可先封雍齿以示群臣，群臣见雍齿被封，就会人人心安。”于是刘邦置酒，封雍齿为什方侯，并命令丞相、御史赶快定功行封。这一招果然管用，群臣知道连雍齿都被封为侯，觉着自己也没有什么隐患。刘邦用这一招，稳定了群臣的心。这正是他以权制士的结果。
管理就是用人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209年）所撰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对自己一生的抱负有清晰而公允的说明：“我最初做官的时候，还很年轻，自以为并非命世之才，很怕为海内人所嘲笑，所以自己的愿望只是作一个郡守，做好政教工作，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做官至济南相，除残去秽，平心选举，得罪了一些官僚。因此惧怕招致家祸，称病还乡，在故乡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绝宾客往来，但不能如意，被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这时才有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死了之后墓碑上有这样的题字‘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当时的志向。此后董卓兴乱，我才东起义兵讨之。而这时，袁术、袁绍、刘表等各有异心，各霸一方，欲称王称霸。我于人少势弧之境，一一讨破之，遂任宰相，这也是人臣之极了，所得超过了我的愿望。设使国家没有我曹操，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曹操的这个自述非常恰切地对自己作了总结，就连反对曹操的卢弼也不得不承认其“文词绝调也”。由这个自述也可看出，曹操绝非什么神助之人，而是时势造出了他这个英雄。不过曹操确实是世上少有的大才之人。他从小就非常机警，对于使用权术有天生之才。当时梁国桥玄在相人方面是举世闻名的，他见到曹操时就看出曹操非寻常之人。他对曹操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曹操由是而为天下士人所重。
汉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诸州郡起义兵西讨董卓，推袁绍为盟主，曹操任奋武将军。在这次与袁绍结盟中，曹操与袁绍曾有一次对话，可为千古垂训，亦可见出两位英雄为人处事之别，以及最终的两种结局。当时袁绍问曹操：“如果事有不济，则什么东西可以做靠山呢？”曹操反问道：“足下意以为何如？”袁绍日：“我南面依据黄河，北边有燕、代之地，还有北方的少数民族戎狄可以依赖，这样南面而逐鹿中原，以争天下，总可以吧？”曹操说：“吾任天下之智才，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昔者商汤、周武王称王也是这同一块国土，若以地势的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
曹操的“吾任天下之智力”的图霸主张，可谓千古胜算。而“天下之智力”在于人才，在于人才的智谋，“得人才者得天下”，正是曹操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曹操在其后来的戎马征战与总领军国大事中，全面而卓越地体现了他的“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的战略。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下令大封功臣，一次就封功臣二十余人为列侯，余各以次受封。在《封功臣令》中，曹操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意思就是说，他征战十九年，统一长江以北，并不是他一人的功劳，而是天下贤士的功劳。天下还未统一，他仍然要与天下贤士大夫共定之。他不敢独自享用这些功劳，所以促成封功臣的行为，以与天下贤士共享胜利成果。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显示了曹操笼赂人心的策略，但另一方面也确实体现了他“任天下之智力”的统驭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