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让人堕落？
一位从技术研发转行做产品销售的成功人士突然感到了不安，那是在他接了一个客户的电话后。他们发出的货物并没有像他在收首付款时承诺的那样如期到达，当客户电话来质疑时，他不假思索压低嗓门用气声说：“哦，真的吗？我现在开会，马上打给你。”当然，首先，他不在开会。其次，也不会马上打回给他。真实的情况是，他正坐在办公桌前翻看网上的八卦新闻，希望再拖半天或一天，货物能够送到。放下电话后，这种不安开始隐隐发作，不是为了货物的抵达时间，而是为了自己脱口而出的谎言和浑然天成的表演。他开始有点害怕，从什么时候起，他变成这样一个某种意义上的“浑蛋”了呢？
而对一位在美国读完了MBA回国担任显要职位的当代陈世美，他的朋友则这样评价：他本来就是个“浑蛋”，只是居住在美国黑人区时，他没钱、没工作、他的见解无人喝采，于是他只好暂时把自己“浑蛋”的那面压在箱底，乖乖地在租来的地下室里洗衣、煮面，搂着太太轧马路，看晚上的白月光，至少这能够使他成为身边女人心目中的才子兼完美丈夫。当然这一切在他回中国担任总经理这个职位后完全改变。每次他出差回来，漂亮的前台会对他调情：怎么样，想不想我啊？公司单身的女同事永远对他的幽默和学识做倾倒状，他出入的高级会所或声色场所则一次又一次提醒着他对自己的意识：我是一个杰出的、成功的、出人头地的人。因此他开始嫌弃家里的老婆吃鱼时的姿势不优雅，对日复一日温吞水一样的家庭生活不甘心，而对于来自年轻漂亮姑娘们的调情或倾慕，则甘之如饴。顺理成章的下文是找外遇并且和家里的丑老婆拜拜，过风流逍遥的钻石王老五生活。
研读哲学的博士警告我，不要试图用人品问题来定义这些所谓的“混蛋”，更不要试图用道德对他们做出评判。更公道的看法应该是，他们正在根据周围的环境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做出技术性调整，让自己活得更自由、更开心。
我的一位女朋友，最近正在为老公频频出入夜总会感到忧虑。虽然每次都是因为陪客户，是为了工作，但她试图让她的老公明白：在那样的地方被应召女郎的甜言蜜语环绕，是不正常的，温暖平静的家庭，才是正常的。然而时间长了，连她自己也觉得这样的说辞很说教，很无力。
在当今中国万花筒一样的职场，什么是堕落，什么是快乐，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没有人能说得清，也没有人有时间来说得清。或许等到大部分人都过上体面的生活时，这些问题才可能有机会被拿出来正式讨论。
职场“三陪”
一位哈佛毕业的比较文学硕士研究生对我自嘲，她现在的工作内容之一是每天晚上见不同的“客人”，陪人吃晚饭、聊天，然后十一二点回家，有点像“做小姐”。因为太希望摆脱掉自己的书生气、并且渴求职场成功，她来到如火如荼的中国上海，成了财经咨询公司的顾问。考虑到自己财经知识以及本地人脉网的匮乏，除了读书恶补之外，她发现的一条捷径是参加一些客户的饭局。事实上，跟她有业务往来的财经界人士不仅不介意她的加入，反而很乐意有一位哈佛才女的作陪，更何况，他们谈论的话题，居然能够让哈佛才女努力倾听和学习，这本身就已经是莫大的成就。
对于她“做小姐”的困惑，被她陪的客户这样安慰她：“你比“小姐”好多了。那些“小姐”根本不会聊天的。”不知道这样的安慰是让哈佛女感觉更好，还是更糟。
有“陪”人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在做一件功利的事：和一些无趣的人谈无趣的话题，从而获得有利于职业发展的机会。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说，其实并不是这件事无趣，而是因为哈佛才女太过敏感，太过伤春悲秋，才会滋生出无谓的“做小姐”的挫折感。
比如，在另一位商界精英——一位房地产经理眼里，哈佛女的挫折感变成了“幼稚”和“浅薄”。他十分政治正确地指出，“陪”其实是一种沟通手段和过程。陪的过程也许无聊、也许漫长，也许话题分散，但只要有哪怕10秒钟的时间谈了点有意义的事，一件大事很可能就办成了。他的解释让我觉得越描述越像“三陪工作”，那10秒钟，就像最后付小费的时刻。
一位IT销售经理把自己的工作界定为服务行业。他陪客户做许多事，陪打网球，陪吃陪喝，陪聊天，还陪他们去巴黎丽都看艳舞。比起哈佛的“三陪”，他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陪完之后，他还要为客人买单。尽管多次光顾丽都的他在客人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直打瞌睡，他却并没有滋生“做先生”的挫折感，最多只是觉得累。这再次说明，神经大条一点有利于开展“三陪”工作。
能很好地消化“陪人”的不适感觉的人将更容易拥有快乐生活。因为生活中简直处处都有“陪人”的需要。陪女朋友买衣服，陪老爸老妈看望碎嘴皮的远亲，陪失恋的朋友喝茶……乐观的职场人会将“陪”看作工作的一部分，是数钱那一刻的必经过程；而悲观的职场人就会由此引发人性甚至人生的思考，其结果是又“陪”了，还让被“陪”的客人觉得不满意，从而对小费的数额斤斤计较。
最高明的陪客能把和客人之间的关系由“陪人”转化成“被陪”。这个过程可以淋漓尽致地反映出“陪”出来的成就，有点像上海第一财经电视频道的广告——司机变成老板，而网球场的服务员购买了自己的游艇——由此可以联想到，升职为总裁的原销售代表也可以在晚上十一点时把当年自己陪过的客户叫出来谈天。
我有位精英朋友说得好，“当你不得不做这件事时，主动地做比被动地做更愉快。”翻译过来就是，你可以选择不“陪”，当然这很可能断送你在这一行的职业前程，或者让你至少没那么出色，但既然你选择了“陪”，就要让客人开心。就算这个过程无聊至极，想到职业的光辉前景，想到自己拥有让别人开心的技能，总是件让人愉悦的事吧。
富人有多小气？
只有花人家钱的人才会挥金如土，比如花父母或父母的父母的遗产的二世祖，花大小股东钱的上市公司高管，花包养人钱的女人或男人，花自己的血汗钱时，再有钱的人也会肉痛，或者这样说吧，越有钱，越是肉痛，因为越是赚得多，才越会觉得钱来之不易。
最新版本的现代葛朗台奖得主是超越了盖茨的当今世界首富，墨西哥大亨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据说他以前在开会时，一直戴着一块廉价电子表，不知道是不是80年代流行全中国的福建走私过来的那种，好像几块钱人民币就可以买一块。但是出席正式场合或者接受记者采访拍照时，他应该会戴一块名表，为了与公司实力与产品品质相匹配。这就是富人花钱的逻辑——钱要花在别人看得见并且计算得出的地方。为什么温洲和福建商人喜欢买大Logo的名牌正是这个道理，当然，满大街廉价的冒牌货出来捣乱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
永远比被广泛盗版的名牌小众一点点，或许是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你盗Gucci，我买爱玛仕，你盗Prada，我就换Lanvin。但盗版们为另一些更有自信的富人们提供了另一个解决方案。一位中层经理拿着万宝龙的水笔和他的老板，本城某新晋亿万富翁开会时，新富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的万宝龙是真的吗？是的。新富不以为然地说：要是我就去10块钱买个假的，反正别人也不会相信它是假的。他的消费逻辑是，用最少的钱，换取你最昂贵的认知。这让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短篇小说《项链》，富人可以堂而皇之、优雅大方地戴上假的项链社交，只有穷人才会把全副家当押上真刀真枪上阵，还生怕人家以为是假的。
很多打工白领都懂得善待自己，度假时住四星以上，出入都是出租车，在家里买一千元的咖啡壶，煮昂贵的蓝山咖啡喝，但是许多开宝马、保时捷的富人自己休假时宁愿住如家，乘机场大巴。反正没人看见，不如省下来钱买一条大logo的皮带戴回去晃邻居的眼，或者买名牌香水回去送关系户，当然后者可以纳入公司开销，不过勤劳致富的富人哪怕是在如厕的时候都在想着公司业务，更不要说逛街血拼时了。这种消费经是上班族所不屑的，太媚俗，太暴发，当然上班族也永远被富人们所不屑，太穷，太寒酸。
有名的人不一定有钱
不管工作目的是什么——赚钱、兴趣或是理想，谁都希望成为一个成功的人。这里的成功通常指的是被社会承认的那种成功，它有三个衡量指标：名望、金钱、权力。
常常有人把这三个指标混淆起来，以为有了一个，就有了另外两个。尤其是在中国，名人、富人和官人在很多场合被赋予了额外的权利：买票的时候可以不用排队、去餐厅吃饭一定要进VIP包厢，如果级别够高，甚至会出动交警把整条道路变成他们的专行道。英国前首相夫人切丽？布莱尔(Cherie Blair)在她的自传《我的自述》(Speaking For Myself)中提到过她穿着睡衣在家门口接受一束鲜花而被记者拍照，继而被媒体评价她穿的睡衣“廉价劣质”的事。她在书中争辩道：“那是Next商品目录里一套十分体面的灰色棉睡衣，全部自然纤维，一点都不像媒体说的那样廉价劣质。”放在中国，如果有人告诉你名人、富人或是贵人的夫人，会从邮购目录上买东西，恐怕你很难相信，毕竟连南京江宁区房管局长周久耕先生抽的都是1800元一条的烟呢。于是所有和名权利相关的人，都被硬生生地装进“特殊待遇”的套套里，以致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挣的钱也许和自己差不多，他们住的地方也许还没有自己的大，他们开的车也许还没自己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