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时候，我回到学校，又开始有他的电话和信，我不想接，宿舍的女生嫌吵，过了12点就拔电话线。他的信，我没有拆，又退回去，我在信封上写，我是你扭头就忘的路人甲，凭什么要我陪着你海角天涯……是97年的秋天，我在时代广场的男装店的橱窗外，看见一件好看的大外套，可是我不知道买给谁。就一个人坐在广场的椅子上对着橱窗发呆，男装店的音箱里在放张学友的《我是真的受伤了》，他唱，窗外阴天了，人是无聊了，我的心开始想你了……我就一直坐在那里听，人潮汹涌，偏偏是那一刻，他走进那家男装店，在试那件我看中的大外套，他在镜子里看见我了，跑出来。他说，那么巧。我说，是啊，挺巧的。他说，我去学校找过你，你不在。我说，我们搬去东校区了。
号码也换了吧。他看看掌心，不好意思的笑笑，最后还是洗掉了。他低头的刹那，我看见他的额角有块淡淡的疤痕，比肤色浅一些，像是一块胎记。他又说，我偶尔才回来，居然可以遇见你。我不说话。他就也不说话。就那样穿着刚刚我看中的大外套走在我的旁边。走了好远，我说我要回去了。他说，我送你吧。他去取车，我跑开了。
我从抽屉里翻出那串绿松石的挂坠，可是那块绿松石垂下来的时候，却不在我T恤上那朵向日葵的花瓣中间了。我不知道是我长大了，还是衣服缩水了。反正一定是有些什么变了，又或者是什么都变了……第二十七章 替换伤心
我叫小沫，今年二十七岁，其实我很不情愿过这后来的十年，我多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十七岁那年的夏天。那年夏天，我还住在洼子街，只是院子的墙上已经圈上了大大的“拆”字。那年夏天，我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爸爸很失望。那年夏天，我每天坐在老房子的天台上，太阳花开了一盆又一盆。那年夏天，我喜欢上了一个人，他是一个邮递员，他每天都会经过洼子街，我见过其他的邮递员，都是踩绿色的大脚踏车，只有他不一样，他骑一辆红色的摩托车，很旧，很破，轰隆隆的，老远的我就能听到是他来了。是他又来了。每次他走后，我都会站在屋顶揉着眼睛，看他卷着尾气，灰尘和碎纸屑的背影。
其实现在想来，最起初，我对他并不是喜欢，而是期待。我期待他的破摩托车能够把我带离洼子街。至于带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从没有想过，只是不要留在洼子街就好。后来有一天，他就真的来了，跨着他的破摩托车停在我家门口。我飞快地从屋顶冲下来，撞得天台上的太阳花，红的紫的，纷纷扬扬的落。我说：“我叫小沫，是不是有我的信。”他把信递给我，然后拿出一个红盒子，让我先按一下，然后再在小本子上按个手印。我不知道按在哪里，他就捉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大，很多汗。
他要走了，我揉着眼睛看着他。他说：“小姑娘，眼睛不能乱揉，小心把视网膜揉坏了。”这是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的声音真好听，低低的，哑哑的，我多希望他能再对我说些什么，于是我拼命的揉眼睛。可是等我拿开手，他已经开走了，长长的尾气卷起地上的花瓣，很像童话里才有的场景，只是他骑的不是白马。
我坐在楼梯上，打开自己写给自己的信。是的，这封信是我自己写给自己的，我希望能认识他。那是我第一次写信，也是我第一次收信。后来，我写了很多信，也收了很多信，慢慢地，我知道了他叫阿若。
我生日的那天，妈妈给我买了一个很小的蛋糕，刚好阿若路过，我切了奶油最多的一块给他。他说：“真的很不好意思，都不知道你生日的，也没有准备礼物。”我说：“没关系的，你能不能用你的摩托车载我去一个地方。”他说：“好啊，去什么地方呢？”去什么地方我也没想好。我们就那样轰隆隆地在洼子街跑，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但是很开心。
那年夏天，我就那样每天跟着阿若去送信，大半个城市都知道了我们，一对送信的小孩儿。每天送完信之后，我们就会去红树林，我坐在地上，他围着我疯狂地转圈，轰隆隆地扬起扑天扑地的尘土。他说：“我的理想是做一名赛车手。”我揉着眼睛问他：“你可以教我开车吗？”他说：“不行，那要有驾照呢。”我说：“你有吗？”他说：“当然有啊。”他掏出他的驾照给我看，我看见他的驾照背面居然压着第一次我按下的那个红指纹。我疑惑地看着他，他的脸比我的指纹还红。
他问：“小沫，老是给你写信的那个人是谁？”我不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他又问：“是一个男孩子吗？”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还是不说话。他难过叹了一口气说：“我明白了。”他点了一支烟，熏得我的眼睛难受极了。
那天晚上，我给自己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可是寄出去之后我却没有收到，后来，我又写了很多封，都没有收到。再后来，爸爸说：“小沫，你不想读书，那就去找个工厂上班吧。”走的那天，阿若骑着他的红摩托车来送我。我一直想那辆车能带我去远方，终于盼到了。
我使劲的揉眼睛，阿若抓着我的手，不让我揉。他说：“揉瞎了怎么办？”我说：“揉瞎了你养我。”阿若没想到我会这样说，红了脸，红了眼睛。我说：“到了深圳我给你写信，你就不用偷偷藏我的信了。”他的脸更红了，说：“原来你都知道啊。”
到了深圳之后，才知道这城市连冬天都没有，穷的时候西北风都没得喝。我给阿若写过几封信，但是都没有收到回信，我想一定是因为我老是换地方，信都寄丢了。我记得我住过一个地方，和老家的房子特别像，有一个很大的露台，栽满了花花草草，一年四季都是郁绿的。下班之后，我最喜欢跨在天台的栏杆上朝街上的行人看，深圳的人好象走路都特别快，永远都猫着腰，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喜欢对着那些人的脑袋吐痰玩儿，而且我特别喜欢吐帅哥。
南律便是我吐痰招亲认识的，那天我因为迟到被扣了薪水，心情特别郁闷，而南律刚好路过，抱好大一捧白玫瑰，白衣白鞋的，特养眼。我咳嗽着酝酿了半天，瞄准，射击。然后赶紧把脑袋缩回来，摒着呼吸猫在一盆虎皮兰后面。等我想要探头张望的时候，南律已经站在我的身后了。他问我：“好玩儿吗？”我说：“好玩儿。”他问我：“有意思吗？”我说：“有意思。”他问我：“要不要再来一口。”我说：“要。”他还想问什么，来不及开口，已经扑哧笑出来，我也跟着笑起来。
南律是个记者，长得很斯文，总是笑眉笑眼的。那以后他经常来约去出去玩，那时候的日子除了上班就是睡觉，很寂寞，所以每次他约我，我都跟他去，我觉得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怎么说话，都是我在说，我说我的童年，说我的老家。他听我说话的时候，喜欢看着我的眼睛，很认真的样子。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那么多话，我一直以为我应该是个自闭的孩子，很多心事，我宁愿给自己写信说给自己听，也不愿意说给别人听。而南律，轻易便打开了我的心扉。
南律负责一份报纸的汽车版块。我告诉他：“我有一个哥哥，他从小就有一个理想，想做一名赛车手，你能不能帮帮他？”南律说：“好啊，你的哥哥叫什么名字。”我说：“他叫阿若。”南律好脾气地笑笑：“妹妹叫小沫，哥哥叫阿若，你们又姓郭，合在一起就是郭沫若，给你们起名字的那个人一定是个文学造诣很高的人。”我问南律：“郭沫若是谁呀？”
十九岁那年的春节，我第一次回老家，坐在火车上我一直吐，吐得眼泪都掉下来，所以一下火车爸爸妈妈就安慰我：“不哭不哭，已经到家了。”那时候洼子街还没有拆迁，墙上大大的“拆”字都模糊了。天台上的太阳花全都枯萎了，只剩下一只一只空盆子，长满了杂草。我站在屋顶朝洼子街的尽头看，灰蒙蒙的一片，无数的摩托车卷着灰尘纸屑来了又去。
我去邮局找阿若，才知道他已经离开邮局了，我还一直以为是他的信我没有收到，原来，是我的信，他没有收到。他的旧同事告诉我，阿若在洼子街的最尽头开了一个修车铺子。好心的邮递员用他绿色的二八大车载我去找阿若。既然他收不到我的信，我就把整个人都邮给他。
阿若看见我，愣住了，伸长了手臂，不知道是不是想来拥抱我。但是他满手的油污，他又犹豫着收回了手臂。那是一栋很小的楼，楼下是铺子，楼上是他住的地方。他带我上去，满地乱七八糟的工具，他坐在床边，让我也坐，我没有坐。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我蹲在地上，随手拿着一个小锤，有一下没一下地敲地板上一块突出来的螺栓。他说：“小沫，你收到我的信了吗？”我说：“没有，可能我老换住的地方，寄丢了。”他说：“我以为你把忘了。”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心好象被楸了一下。我想说：“我没有。”可是等不及我开口，便听见楼下轰隆一声响。
